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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在传统的社会里，政治参与在村落范围内可能是广泛的，但在高于村落的任何范围内，它都局限于极少数人。规模巨大的传统社会，也许能够获得相对来说高水平的权威合理化和结构离异化，但同样的政治参与仍然局限于相对来说一小部分贵族和官僚上层人士的范围内。因此，政治现代化最基本的方面就是要使全社会性的社团得以参政，并且还需形成诸如政党一类的政治机构来组织这种参政，以便使人民参政能超越村落和城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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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对政治和政治制度的破坏性影响有许多种形式。社会和经济变革必然分裂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团体并破坏对传统权威的忠诚。村落原有的世俗和宗教领袖受到新的公职人员和学校教师这样一些精英分子的挑战，这些人代表远在首都的中央政府的权威，他们有技能、门路和雄心，这些都是传统的村落或部落领袖们所不能与之匹敌的。在许多传统社会里，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就是老式的大家庭，它本身就常常足以构成一个小小的文明社会，履行着政治、经济、福利、安全、宗教和其他方面的社会职能。但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大家庭开始解体，它被所谓核心家庭所取代。这种家庭太小，太孤立，太软弱以致不能履行上述这些职能。小的社会组织形式取代了大的社会组织形式，互不信任和敌对的趋势——个人对全体的战争——就加剧了。班菲尔德在意大利南部发现的非道德家族结构，不是传统社会的典型，而是落后社会的典型；在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冲击下，这种落后社会里基于大家庭之上的传统机构已经解体。[44] 因此，现代化免不了带来异化、沉沦颓废和无常等一类新旧价值观念冲突造成的消极面。在新的技能、动力和才智能在社会上站住脚并创立新的社会组合之前，新的价值观往往会破坏社交和权威的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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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制度的解体可能会导致社会心理上的涣散和沉沦颓废，而这种涣散和沉沦颓废又反过来形成对新的认同和忠诚的要求。它可能和传统社会中潜在的或实际的集团重新认同，或者和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出来的某一套新玩意或新团体挂起钩来。马克思认为，工业化首先在资产阶级中产生阶级意识，然后才在无产阶级中产生这种意识。他的着眼点仅在一个非常广泛的现象中的某一个次要的侧面。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而现代化不仅引起阶级意识，而且还引起所有新型集体的意识，如部落意识、区域意识、种族意识、宗教意识以及种姓意识和阶层意识、行业意识和社团意识。现代化意味着所有集团——新的和旧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在它们与其他组织发生关系时都意识到自身是作为组织存在的，意识到各自的利益和要求。的确，现代化最惊人的现象之一，就是它能够在许多社会势力中间引起日益增长的意识、内聚力、组织和行动，而这些社会势力在传统社会里只是些相当低级的意识原生体或组织。现代化早期阶段的标志是常常有宗教激进主义运动的出现，例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锡兰、缅甸和越南的佛教运动。这些运动把现代化的组织方法、传统宗教价值观念和广大民众的呼声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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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大部分非洲地区部落意识对传统的乡村生活来说几乎鲜为人知。部落意识是传统社会受到现代化和西方影响的产物。例如在尼日利亚南部，约鲁巴人（Yoruba）的部落意识只是在19世纪才形成的，连约鲁巴这个词也是英国国教传教士首次使用的。霍奇金（Hodgkin）写道：“大家都承认，‘做个尼日利亚人’的说法是一种新观念，但是‘做个约鲁巴人’这个说法也似乎老不到哪儿去。”同样，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伊博族（Ibo）领袖B. O. N.埃卢瓦（B. O. N. Eluwa）还能够跑遍伊博族人居住的地区，试图使该部落的人相信，他们是伊博人。但是他说，村民们“简直难以想象所有的伊博人是属于一个部落”。不过，经过埃卢瓦和其他伊博领袖的努力，“伊博人”一词总算有了些概念。对部落的忠诚“从许多方面来看是对现代化的反应，而且恰恰是殖民统治带给非洲的各种变革势力的产物”[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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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的社会可能具有许多潜在的认同和结社的渠道。其中有些渠道可能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到了破坏和摧毁。而剩下的则可能获取新的意识并成为新组织的基础，因为对现代化进程所造就的个人认同、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等，这些老渠道也有办法来满足，例如非洲城市里的部落协会或印度的种姓协会。因此，集团意识的发展对社会体系既有结合又有分解的作用。如果村民们学会将他们最初的认同从一个村子移到许多村子组成的部落；如果农场工人不再只是简单地和本场工人认同，而和一般的农场工人认同，和一般农场工人的某一个组织认同；如果和尚将他们对当地寺庙的效忠扩及全国性佛教运动——凡此皆可视为效忠范围的扩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又何尝不是对政治现代化的贡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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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创设一套能代表更多的社会势力利益的有效政治制度时，这种集团意识也同样会是一种主要障碍。当不同的集团彼此频繁接触时，集团偏见也会伴随着集团意识而发展，例如，在政治、社会组织向更加集权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这种情况。[46] 而集团偏见一出现，集团冲突也就会随之而来。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引起社会各种集团的相互作用、紧张状态和不平等，其结果使在传统社会里和睦共处的种族和宗教集团卷入了暴力冲突。因此，现代化增加了传统集团之间、传统集团与现代集团之间以及现代集团之间的冲突。借助西方或现代教育起家的新贵和传统的上层人物发生了冲突。后者的权威建立在他们所承袭的地位之上。在现代化了的新贵内部，政客和官僚之间、知识分子和军人之间、劳工领袖和商人之间也会产生对抗。这些冲突，在不少——如果不是多数——场合下，经常酿成暴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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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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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和现代化的论点 现代化与暴力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般来说，现代化程度高的社会较之现代化程度低的社会来得稳定，国内暴力事件也少。有一项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指出，政治稳定与现代性复合指数之间的相关度为0.625（n=62）。社会动员的程度与经济发展的程度，两者与政治稳定直接相关。人口识字率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尤其密切。爆发革命的频率与整个社会受教育程度之间成反比例。同样，死于国内集团暴力事件的人数与适龄儿童在校人数的比例也成反比例。经济福利与政治秩序也有着类似的关系。在74个国家里，人均国民收入与死于国内暴力事件者之间的相关度是-0.43。另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1955至1960年间的70个国家里，人均国民总产值与爆发革命的频率之间的相关度是-0.56。1958至1965年的8年中，遍及赤贫国家的暴力冲突是富裕国家所发生的暴力事件的四倍，87％的赤贫国家经历了严重的暴力冲突，相比起来，只有37％的富裕国家有同样的经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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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社会动员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政治上更稳定、更太平。现代性与稳定性是形影不离的。由此，人们便易于轻信“贫困论”的说教，并得出结论，认为经济和社会的落后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因此，现代化是通向稳定的康庄大道。正如麦克纳马拉（McNamara）部长所言：“暴力和经济落后之间有着无可争辩的关系，此点毋庸置疑。”或如一位学者的分析所示：“普遍的贫困会破坏一切形式的政府。它一直是不稳定的根源，它使得民主几乎无法实施。”[48] 如果人们接受这些因果关系，那么，很明显，普及教育、扩大扫盲、提高大众传播、加速工业化、促进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将造成更大程度的政治稳定。这种根据现代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的推论貌似顺理成章、合情合理，其实却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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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人均国民收入与暴力冲突（1958-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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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Escott Reid，The Future of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D. C.：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1965），pp. 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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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与落后，动乱与暴力，这两者之间的表面关系乃是一种假象。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如果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一般说来，纯正的传统社会虽然愚昧、贫穷，但却是稳定的。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所有传统社会都变成了过渡性社会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正是这种遍及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促使暴力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里，美国对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致力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为这似乎可以获得政治稳定。但是这一政策的成功不仅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物质福利水平，也增加了这些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人越是向他的宿敌——贫穷、疾病、愚昧——开战，他也就越与他自己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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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60年代，所有落后国家都成了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尽管如此，事实证明，在这些国家里，导致暴力冲突的原因还是在于现代化，而不在于落后。比较富裕的国家较之不甚富裕的国家来得稳定，但是那些位于国际经济水准最低档的赤贫国家，则不像那些比它们地位略高的国家那样容易发生暴力冲突和动乱。即使麦克纳马拉部长自己的统计数据也只部分地证明他的论点。例如，世界银行将拉丁美洲20个共和国中的6个国家列为“贫穷”国，这就是说，它们的人均国民总产值在250美元以下。1966年2月，这20个国家中又有6个国家正经受着旷日持久的叛乱之祸，但是唯有玻利维亚在这两种划分中一身二任，它不仅贫穷而且饱尝暴乱之苦。在这些拉丁美洲国家中，不贫穷的国家发生叛乱的可能性是贫穷国家的两倍。同样，50个非洲国家和领地，有48个被划为贫穷国，其中11个国家遭受叛乱之祸。但是，在利比亚和南非这两个非贫穷国中，发生叛乱的可能性却和其余37个国家和领地一样高。再者，在发生叛乱的11个国家中，有4个与仍然存在的殖民主义统治有关（例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其他7个则与当地居民中的部落和种族分歧有关（如苏丹和尼日利亚）。殖民主义和五花八门的种族矛盾比起贫穷更能预示暴力冲突的发生。在中东和亚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2个被列为穷国的国家当中，有10个在1966年2月正经受叛乱之祸。另一方面，4个非贫穷国家（伊拉克、马来西亚、塞浦路斯、日本）中，有3个也在经受着叛乱。这里再一次表明，在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发生叛乱的可能性是贫穷国家里的两倍。同样，种族矛盾比贫困更能导致暴乱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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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证据也表明，贫穷和动乱之间没有肯定的直接比例关系。尽管人均国民总产值与死于国内暴力冲突的人数之间的相关度为-0.43（n=74），但是人们发现，发生暴力冲突最多的并非是人均国民总产值在100美元以下的赤贫国家，而是人均国民总产值在100至200美元的较富裕的国家。人均国民总产值高于200美元的国家，暴力冲突的数量反而明显处于下降趋势。从这些数据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定时期内，不发达国家肯定会经受相当程度的内患；在今后的几十年内，赤贫国家所面临的国内暴力冲突将会增加，而不是减少。”[49] 埃克斯坦（Eckstein）也同样发现，27个于1946年至1959年间绝少爆发国内战争的国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中9个是非常现代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丹麦、瑞典），而其他18个则是“相对来说不发达的国家，那里的上层人物仍然死抱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结构不放”。在它们当中，有一些仍然落后的欧洲殖民地和像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利比里亚和沙特阿拉伯这样一些国家。[50] 与此大致相仿的还有一种给国家分类的办法，那就是根据国民识字人数的比例，由低到高排列起来，结果表明，稳定性高的国家处于两极，处于这之间的国家则动荡不安。例如，人口识字率是25％到60％的国家中有95％的国家是不稳定的，相比之下，识字率小于10％的国家中，只有半数是不稳定的，而识字率高于90％的国家中，只有22％的国家是不稳定的。另一种分析表明，中等程度的动荡在24个现代国家中平均得分268，在37个过渡性国家中平均得分472，在23个传统国家中平均得分4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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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识字率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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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vo K. and Rosalind L. Feieraband and Betty A. Nesvold，“Correlates of Political Stability”（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Sept. 1963），pp.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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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型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显著差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动乱这一论点。传统社会与过渡型社会之间的差别是很小的，两者之间的界限纯粹是人为的，它旨在划出一组与现代国家数目等同的所谓“传统”国家。因此，被列为传统社会的，实际上全都处于过渡的早期阶段。然而，数据也证明，如果还存在着纯粹的传统社会的话，那么它在政治上将比那些处于过渡阶段的社会要稳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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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现代化的论点就能解释，为什么贫困导致政治动荡一说在20世纪晚期获得了一副貌似真理的面具。它同样能解释，为什么在某些特定国家里，现代性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被搞颠倒了。例如，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已经取得中等程度的现代化。结果，毫不奇怪，它们比起那些较为落后的拉丁美洲国家也就不稳定得多。正如我们所知，1966年6个赤贫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发生了暴乱，而14个较富裕的拉丁美洲国家中，却有5个国家发生了暴乱。共产主义和其他激进派运动在古巴、阿根廷、智利和委内瑞拉一直都很强大。这4个国家恰恰都属于拉丁美洲20个共和国中最富有的5国，而其中3个又属于5个识字率最高的国家。拉丁美洲发生革命的频率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就整个拉丁美洲大陆而言，人均收入和革命次数之间的相关度0.50（n=18）；但在非民主国家，这一相关度就高得多（r=0.85；n=14）。[52] 因此，那些表明拉丁美洲国家现代性与动乱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的数据，实际上也肯定了现代化与动乱二者可以联系起来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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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一关系引申到国家内部，也是正确的。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较富裕地区发生的暴动、骚乱和极端主义活动比起较贫穷的地区要来得多。在分析印度的形势时，霍斯里茨（Hoselitz）和韦纳（Weiner）发现：“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很模糊，甚至成反比。”英国统治时，印度发生政治暴力冲突最普遍的是在那些“经济高度发达的邦里”；独立以后，暴力冲突仍然比较集中在实现了工业化的地区和城市，“而不是在较落后和不发达地区”。[53] 在许许多多的不发达国家中，主要城市的生活水平一般高于乡村3到4倍，但是城市却常常是动乱与暴力冲突的中心，而乡村则保持着原有的平静和稳定。政治极端主义在富裕地区较之在贫穷地区，明显强大得多，这一点很典型。在15个西方国家里，共产党在城市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中的那些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得选票最多。[54] 意大利共产党力量的中心便位于繁荣的北方而非贫瘠的南方。印度共产党势力最强的地区是喀拉拉邦（该邦识字率是印度各邦中最高的）和工业化的加尔各答，而不是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锡兰亦是如此，“基本上来看，马克思主义力量强大的地区正是最西方化的地区”和那些人均收入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地区。[55] 因此，在一国内部，暴力冲突和极端主义的中心集中于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地区，而非那些仍保持传统方式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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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产生政治动乱，而且动乱的程度还与现代化的速度有关。西方的历史经验决定性地证明了这一点。科恩豪泽（Kornhauser）指出：“大批人迅速 涌进新发展 的城市地区，招致群众运动的兴起。”欧洲的，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经验同样表明，哪里“工业化进展迅猛，形成工业化前和工业化后社会的严重脱节，哪里就会发生更加极端主义的工人阶级运动”。[56] 将1935至1962年间67个国家的8个现代化指数（小学和小学后教育、卡路里消耗量、生活费用、收音机拥有量、婴儿死亡率、城市化、识字人口比例和国民收入）的6个综合变化率与1955年至1961年间这些国家发生的动乱进行比较，得出的相关度为0.647。“无论是从静态角度，还是从动态角度来衡量，向现代性进展的速度愈快，政治动乱亦愈严重。”下边几句话足以勾画出一个动荡国家的大体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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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性面前感到眼花缭乱；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四分五裂；整个国家面临着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要求改弦更张的压力；制造经济产品和提供劳务的新的“更好的”方法连珠炮般地杀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一般来说已使大家牢骚满腹，而政府未能满足群众日益提高的期待，尤其使百姓怨声载道。[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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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乱所以在20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蔓延，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早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大体上来说，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所谓先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给后来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过就是先吊起它们的胃口，接着就使它们大失所望。西里尔·布莱克（Cyril Black）曾用各国为了巩固主张现代化领导人掌权所需时间的长短来测量各国变革速度的差异。对第一个实行现代化的英国来说，这一阶段从1649年到1832年共延续了183年。第二个实行现代化的美国，从1776年到1865年花了89年时间。于拿破仑时代（1789—1815年）进入这一阶段的13个国家，平均所费时间为73年。但是对于那些在20世纪开头25年进入这一阶段并且到了60年代已崭露头角的26个国家中的21个来说，这一阶段平均却只有29年。[58] 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同样地计算出，在19世纪实行现代化的国家，社会动员的主要指数每年变化的比率在0.1％左右，而在20世纪实行现代化的国家中，这种变化的比率每年在1％左右。显然，现代化的发展速度是大大提高了。同样明显的是，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势头和日益加剧的政治动乱与暴力冲突两者直接相关，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普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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