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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21 1. 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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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23 2. 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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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25 3.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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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27 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导致了社会颓丧和政治动乱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一份分析报告列举了26个国家，在那里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的比率偏低，其“体制性颓丧”也低，而在另36个国家中，这一比率高，其“体制性颓丧”也随之提高。在这26个人民感到心满意足的国家中，仅有6个国家（阿根廷、比利时、法国、黎巴嫩、摩洛哥和南非）政治动乱严重。而那36个民众感到不满足的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菲律宾、突尼斯）政治高度稳定。这些国家颓丧和动乱的总相关度为0.50。印度各邦的共产党选票多寡的差别也可以部分地利用这些邦的社会动员和经济福利的比率加以说明。同样，事实证明，拉丁美洲的宪政稳定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的函数。除非伴之以相应水平的经济福利的好转，否则，政治参与的剧增势必导致动乱。[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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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29 因此，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治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渴望和指望之间差距的效应，而这一差距是渴望升级造成的，这一点在现代化早期阶段尤其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指望变小也会导致类似的差距，并带来类似的后果。经过持续的增长阶段之后，如果经济陡然转向下坡路，往往就会爆发革命。这种经济下坡路在法国明显出现于1788—1789年，在英国出现于1687—1688年，在美国出现于1774—1775年和多尔起义前的1842年，在俄国出现于1915—1917年（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埃及出现于1952年，在古巴出现于1952—1953年［此时卡斯特罗（Castro）向巴蒂斯塔（Batista）发动第一次攻击］。另外，在拉丁美洲，当经济条件由人平均真实收入提高的情况走向恶化时，军事政变就更加频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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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31 不平等和动乱 　亚里士多德在评述希腊的政治变革时指出：“纵观所有这些事例，煽动叛乱的原因全在于不平等。”[75] 就其定义而言，政治不平等几乎可以说就是政治动乱固有的一面。经济不平等方面的情况如何呢？由于缺少有关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数据，因而很难检验经济不平等与政治动乱相伴而生这一说法。考察18个国家，得出纳税前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和死于政治冲突的人数之间的相关度是0.34；考察12个国家，得出纳税后收入不平等和政治冲突的相关度是0.36。[76] 但是，有更带实质性的例子证明，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与政治动乱有联系。考察47个国家，拉西特（Russett）得出土地所有权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和死于内乱的人数的相关度是0.46。土地所有权不平等和暴力事件的数目之间的相关度要低一些。但是，当把从事农业人口的百分比也考虑在内时，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暴力之间的关系便大大地加强。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假定从事农业的人所享有的社会—经济流动机会少，那么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必然更直接地与暴力联系在一起。此点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是千真万确的，那里的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与死于暴力的人数之间的相关度大约是0.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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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33 现代化对经济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乱有两种影响方式。第一，贫穷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通常比经济发达国家更不平均。[78] 这种不平等在传统社会里被公认为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动员却增强了对这种不平等的意识并可能增加对这种不平等的恼怒。新观念的输入不仅使原有分配方式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而且还指出了更均衡分配收入方式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迅速改变原有收入分配方式的一个明显的办法是通过政府。但是那些支配收入的人往往也支配着政府。因此，社会动员便使传统的经济不平等成了刺激造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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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35 第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经济发展将产生比传统社会现有的收入分配方式更均衡的方式。但是在近期看来，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常常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却蒙受损失；结果，社会上日益穷困的人便会增加。迅速增长常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时期的物价上升总是比工资增长得快，其结局则是趋向更加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在西方法律体制的冲击下，非西方社会的人们竞相以土地私有制形式去取代土地公有制形式，从而趋于产生比传统社会现存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更加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另外，在不发达国家里，现代化的、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方式总要比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方式不平等得多。例如，印度乡村在1950年时，5％的家庭获得总收入的28.9％；而在印度都市地区，5％的家庭却获得总收入的61.5％。[79] 因为在不太依靠农业的发达国家里，收入分配总的来说较平等些，所以不发达国家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较之发达国家相同部门的收入分配要不平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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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37 在个别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经济增长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会变得非常惹人注目。墨西哥革命前的20年，人们目睹了经济不平等的显著增长，特别是在土地所有制方面。50年代墨西哥以及拉丁美洲总的趋势是贫富之间的差距再次趋于扩大。在同一时期，菲律宾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据报道也明显地扩大了。同样，巴基斯坦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经济的迅速增长形成了“收入的巨额悬殊”，并趋向于造成“社会金字塔底层的相对停滞”。[80] 在非洲国家里，民族独立曾在一段时间内给少数掌权的人带来攫取巨额财富的频繁机会，而与此同时，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在殖民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哪个国家独立得越早，哪个国家就越会被囚禁在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牢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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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39 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与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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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41 现代化和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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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43 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显然，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着腐化。但同样明显的是，某些国家中的腐化现象比另一些国家中的腐化现象更普遍；某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大致看来，有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18世纪和20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好似就没有19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那么严重。英国亦是如此，17世纪和19世纪末英国政治生活看上去就比18世纪的英国政治廉洁些。难道英美在上述时期内政治中的严重腐化现象和其时工业革命的冲击、新财源的开发和新权力的创设、新兴阶级的出现及其对政府的新的要求等，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美英两国政治制度在上述各自的政治腐化时期内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并遭到一定程度的腐蚀。当然，腐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公职官员没有自律感，缺乏操守，妄取分外之利，不尽职内之责。腐化现象可能在某些文化中比在另一些文化中更普遍，但在绝大多数文化中，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的最激烈阶段，就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大西洋两岸政治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和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在程度上可能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主要反映了两大地区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过程。军人政府和革命运动领袖们所咒骂的自己国家中的那种“腐化”，实际上就是在咒骂他们国家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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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45 为什么现代化滋生腐化呢？原因有三。首先，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具体地说，价值观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内部的集团会逐渐接受天下平等和以成就量人的那些规范，意味着出现个人和集团对民族国家的效忠和认同，还意味着所谓对国家来说，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并应尽平等的义务这一假定概念的传播。当然，这些规范通常首先被学生、军官以及那些在外国接触到它们的人所接受。然后，这些集团就开始用这些新的、外来的规范来判断他们自己的社会。那些按照传统规范是可以被接受并合法的行为，在这些现代人士的眼里就成了不能接受的和腐化的行为。因此，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行为背离了公认的规范，还不如说是规范背离了公认的行为方式。这种判断是非的新标准和尺度至少把某些传统行为谴责为腐化。一位学者在谈到尼日利亚北部时这样说道：“英国人认为腐化的东西和豪萨人（Hausa）认为带有压迫性的东西，在富拉尼人（Fulani）看来，两者都是必要的和传统的东西。”[81] 再者，给旧标准打上问号会摧毁所有标准的合法性。新旧规范的冲突为个人创造了以这两种规范所不承认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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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47 判断腐化与否，首先需要基本承认公职和私利之间的区别。如果某一社会在文化上对国王作为个人和作为国王这两重身份不加以区别，那就无法指控国王动用公款即属腐化行为。只是到了现代社会的初期，在西欧才逐步引出私囊和公款的区分。这种区分的某些概念是辨别国王的行为是正当还是腐化所必需的。同样，根据许多传统社会的传统法典，一个官员有责任和义务向他的家庭成员提供奖励并安插职位。这就无从区分官员对国家的义务和对自己家庭的义务。只有这种差别逐渐被社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各集团所接受，才有可能断定上述官员的行为属于裙带关系或腐化。的确，实行以成就作为量人标准会刺激人们更加注重家庭的概念并且更感到需要保护家庭利益免受外来的威胁。这样说来，腐化也就是现代化带来的对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加以区别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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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49 其次，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化行为，因为这些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与政治的关系，在该社会居统治地位的传统规范中没有明确的定义，处理这些新旧财富和权力的来源的现代规范也没有被该社会内部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接受。从这个含义上来说，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的努力的产物。腐化也许是通过非正常渠道将新兴集团吸收进现有政治体系的一种手段，因为该社会没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为此目的提供合法而可能被接受的手段。在非洲，“腐化在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这两个在非洲民族主义政府初期明显有距离的阶级得以相互同化”[82] 。新兴的百万富翁用金钱在参议院或贵族院为自己买到了席位，从而成为政治体系的参与者而不是该体制离心离德的反对派，倘若他们无从获得机会去腐化该体系的话，他们确能变成这种反对派。同样，新近获得选举权或新入境的移民也可以借助他们的投票权利从当地政治机器中换取就业和好处。这既是穷人的腐化，也是富人的腐化。一方用政治权力去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去换取政治权力。但两者都是通过出卖某种公物（一张选票或是一官半职或是一项决议）来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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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51 第三，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现代化，特别是处于后期现代化之中国家里的现代化，涉及政府权威的扩大和各种各样受制于政府的活动的增加。尼日利亚北部，“在政治集中化和政府职能增加的豪萨族中，压迫和腐化亦随之加剧”。正如麦克马伦（McMullan）所指出的，一切法律都会使某个集团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集团最终就变成潜在的腐化根源。[83] 这样，各种法令的增多也就使腐化的可能性增大。在实践中，这种腐化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变为现实，基本上取决于这些法令享有多大程度的民众支持，要看违法而能逍遥法外的难易程度以及违法所得的好处有多大。贸易、海关、税收方面的法令和管理那些牵涉面广而又有利可图的行当，诸如赌博、卖淫和贩卖烈性酒等方面的法令，就成了刺激腐化的温床。所以在一个腐化成风的社会里，采用严厉的反腐化的法令只会增加腐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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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53 在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里，追随现代价值观念的集团在开创时期常常会走极端。正派、诚实、以天下为重和荣誉等理想被推崇到如此地步，以致新派的人士和集团会把他们社会中存在的那些在更加现代化的社会里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合法的行为斥之为腐化行为。对现代思想行为的初步接触往往造成不合情理的清教式的标准，这种标准甚至会像在真正的清教徒中间一样严厉。此种价值观念的升华导致否认和拒绝在政治上是必要的讨价还价和妥协，从而促使将政治与腐化等同起来。倘使一位政客保证，如果能当选，他将为某一村子的农民建造一条灌溉渠，对于一个置身现代化之中的狂热分子来说，这和在选举前用金钱收买村子里每一个选民的选票的做法是一样的腐化。主张现代化的精英分子都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强调，全社会的普遍福利是压倒一切的。所以像在巴西这样的国家，“出于私方利益去影响公共政策被认为是卢梭所谓的内在固有 的‘腐化’。同样，政府的决策如果适当照顾了社会上某些特定的要求和压力，就会被认为是‘蛊惑’”[84] 。在巴西这样的社会里，主张现代化的分子把为了报答朋友或是安抚批评者而去任命大使，或者为了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而去确立政府的计划项目，一概斥之为腐化。反腐化走向极端便会采取狂热的、激烈的清教徒形式，这是大多数革命政权和一些军人政权的特征，至少在他们掌权初期是如此。但矛盾的是，这样狂热的反腐化心理状态最终会带来和腐化本身类似的效果。两者都向政治的自主性提出挑战：一个以私利目标取代公益目标，另一个则用法律技术价值去代替政治价值。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标准的升格以及相伴而来的贬低和排斥政治表明，现代性的价值观念战胜了社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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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55 在一个国家里要肃清腐化常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官员行为的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种准则看齐。这样做，行为和准则虽都有所失，但却能获得准则和行为在总体上的更大和谐。这样一来，某些行为就逐渐被认为是政治程序中正常的部分，是“真诚”的而非“欺诈”的，与此同时，其他类似行为则可能逐渐受到人们普遍谴责并加以回避。英国和美国都走过这样一段路，前者认可了爵位可以出卖而大使头衔则不行，后者认可了大使头衔可以出卖而法官职位则不行。“于是美国政治，”一位观察家指出，“就成了一个混杂体：政治上任人唯亲的程度大大缩小，用金钱贿赂高级公职人员的现象基本消灭。但同时，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大部分领域迄今基本上仍是原封未动，几乎无法改革。在一个领域内被斥为腐化的行为，在另一个领域内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85] 社会内部这种区别对待能力的增长就表明，该社会正从现代化向现代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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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57 腐化的效应和原因与暴力冲突的效应和原因是彼此相似的。两者都受到现代化的鼓励；都是政治制度软弱的征兆；都是后面我们将要说到的普力夺（praetorian）社会的特点；都是个人和集团与政治体系建立联系的手段，也确是他们以违反体系通则的办法参与体系的手段。因此，一个社会能容忍腐化的程度高，该社会发生暴力冲突的能量也一定高。从某种角度来看，一种形式的越轨行为的发生，有可能使另一种越轨行为免于发生。但是，更常见的却是，不同社会势力会同时利用自身的能量使各种越轨行为同时发生，以求达到各自的利益。不过，暴力冲突的盛行比起腐化的盛行，给体制的运转构成更大的威胁。对社会公共目标缺乏一致认识时，腐化就成了合法达到私人目标的替代物，而在处理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冲突时，暴力就成了论战的替代物。腐化和暴力都是向体制提出要求的非法手段，而腐化又是满足这些要求的非法手段。暴力经常是表达抗议的象征性姿态，抗议是无报酬的，本来也没打算要报酬。它是更加极端的离异的征兆。腐蚀警官的人比袭击警察局的人更能认同于现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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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59 像一般的朋党政治或帮派政治一样，腐化给许多集团提供眼前的、特定的和具体的好处，否则，这些集团便会完全被疏离于社会之外。因此，对于维持一个政治体系来说，腐化和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腐化本身可能会成为改革的替代物，而腐化和改革又可能会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腐化能起到缓解各集团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的作用，正如改革能起到减轻各阶级要求改变体制的压力的作用一样。例如在巴西，“政府给工会领导人的贷款使他们放弃了工会提出的更广泛的要求。这种背叛一直是缓解阶级和工会对政府所施加的压力的重要因素”[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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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61 在一个社会里，现代化所造成的腐化程度当然是传统社会性质以及现代化进程性质的函数。相互竞争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存在，其本身就会助长这一社会中的腐化行为。但是，对于一个相对同质的文化来说，现代化期间有可能滋生起来的腐化量与传统社会中社会层次的分明程度成反比。阶级或种姓的结构严密意味着，这种结构具有高度发达的规范体系去调节不同身份的个人之间的行为。一个人归属于自己的集团，当然受这个集团的约束；别的集团对他的言行有合乎常理的期待，对他的不合常理的言行可能会进行制裁。这两方面的因素使人们遵循各种社会规范。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集团之间打交道而不遵循有关的规范，那就会导致个人的极大麻烦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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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63 因此，封建社会进行现代化时出现的腐化，其规模一定比集权的官僚社会进行现代化时出现的腐化规模要小。在日本就比在中国小，在印度文化中就比在伊斯兰文化中小。直观的材料证明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在西方社会，一项分析资料表明，与美国和加拿大相比，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选举中表现出的阶级性相当高”。政治腐化在前两个国家中比在后两个国家中就普遍得多，魁北克也许是这4个国家中腐化最厉害的地区。所以，“阶级分化越严重的国家似乎政治腐化就越少”[87] 。同样，在拉丁美洲黑白混血的国家（巴拿马、古巴、委内瑞拉、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社会平等程度和社会结构的灵活性”都比印第安国家（墨西哥、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秘鲁）或葡（萄牙）西（班牙）—印第安混血国家（智利、哥伦比亚、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要高。但相应的情况是，相对地“缺乏根深蒂固的上层阶级也意味着相对地缺乏统治阶级治国的伦理道德，没有贵族风范”，因而，“毫无疑问，正是在属于这一类社会种族的国家里，政治欺诈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委内瑞拉的佩雷斯·希门尼斯（Pérez Jiménez），古巴的巴蒂斯塔，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Trujillo）都出身卑微，但他们都在任职期间成了亿万富翁。同样，“巴西和巴拿马向来以更加‘民主’、人人有份的贪污行贿而臭名远扬”[88] 。非洲国家腐化盛行很可能要归咎于那里基本上没有严格的阶级划分。“由贫困向富裕和从一职业向另一职业的迅速流动，”一位观察家谈到非洲时这样说，“阻止了阶级现象的发展，即没有世袭地位或阶级意识。”[89] 但是，正是这些流动增加了腐化的机会，加强了腐化的吸引力。同样，在菲律宾和泰国，两者都有着相当流动而开放的社会，社会流动性水平相对来说都比较高，然而，政治腐化的盛行几乎是这两个国家的特色，对这方面的报道，人们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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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65 腐化的形式大都涉及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易。至于腐化采取哪种形式，这就要看哪种形式容易办得到了。在一个生财有道而做官无门的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腐化形式将是利用前者换取后者。在美国，财富通常是通向政治权势的道路，而想通过当官去发财则找错了门。反对利用公职谋取私利的规定比反对利用财富获取官职的规定要严厉得多，而且人们也普遍遵守这些规定。美国的内阁部长或总统助手为了养家糊口 弃官另就是美国政治中令人吃惊然而却又是司空见惯的情形，这种情形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使人诧异不已和难以置信。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情况则恰恰相反。传统的规范，少数种族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对经济的控制，凡此都使通过个人努力获取财富的机会受到限制。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成了获取财富的道路，那些富于进取心的精英分子因为在商界无用武之地，就跻身政坛以求一展抱负。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对于一个能干的、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来讲，从政而当上内阁部长比经商而变为富翁要容易得多。因此，与美国的做法相反，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可能会认为利用五花八门的手段以职权谋私利的行为是正常的，而同时却对用金钱捞取官职的做法采取较严厉的态度。除了从政以外别无其他升迁流动机会，加上政治制度虚弱、僵化，这就将人们的精力引入政治上的歧途，腐化便应运而生，这和暴力出现的原因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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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67 在一个外商无处不在的国家里，尤其会助长腐化的泛滥。其原因有二。首先，外国人对违反当地社会的规范顾忌较少；其次，他们控制了通向经济财富的重要渠道，这便驱使本国的企业家试图通过政治来获取钱财。泰勒（Jaylor）笔下的菲律宾的国情无疑也广泛地适应其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他写道：“对于菲律宾人来说，政治是一项主要产业，是一种生活方式。政治是通向权力的主要途径，而权力又是敛财聚富的主要途径……借助政治影响去捞钱比其他任何方法都省时。”[90] 利用政治权势谋取经济利益意味着政治的价值观和制度必须屈从于经济的价值观和制度。于是，政治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公共目标而是为了攫取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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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68569 在所有的社会里，顺着官僚金字塔和政治阶梯越向上攀，腐化的规模（即私人物品和公职服务在进行腐化交换时的平均价值）就越大。但是在政治或官僚结构内，某一特定官阶上的腐化事件的发生率 （即特定数目的人口进行腐化的次数），情况在各个国家明显是不一样的。在几乎所有的政治体制里，较低层的官僚和政治机关发生的腐化事件较多。在某些社会中，腐化事件的发生率趋于稳定，或者只在政治机构的更高层，腐化才有所增加。就其频率和规模而言，国家立法官员比地方官员更腐化；高级官员比下级官员更腐化；内阁部长们比起其他人来是最腐化的，而总统或领袖更是腐化大王。这种社会中的最高领导人，诸如恩克鲁玛（Nkrumah）、乃沙立（Sarit）、圣·马丁（San Martin）、佩雷斯·希门尼斯、特鲁希略等将几千万——如果不是几亿——美元纳入了私囊。在这种社会体系里，腐化趋于扩大现存的不平等。那些拥有最大权力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去捞取最大的财富。这种高层领导严重腐化的状况意味着政治制度化程度很低，因为本应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最高政治机构事实上已经最容易受到这种影响。不过，只要通过政治机器或官僚系统向上升迁的大门敞开着，这种高层腐化状况就不一定和政治稳定不相容。然而，如果年轻一代的政客看到自己永远被排除在外，无从分享老一辈领导人的果实，或如果军队的校级军官们感到升迁渺若烟云，觉得油水都给将军们沾了，这一政体便易于被暴乱所颠覆。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是政治腐化还是政治稳定，都取决于该社会垂直运动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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