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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些社会里，腐化风却在低层官员中间刮得最盛，从政治或官僚的台阶向下看，越往低层腐化行为越加频繁。下级官员比高级官员更具腐化性；州和地方官员比国家领导人更具腐化性；比较而言，国家最高领导和内阁成员能杜绝腐化，而城镇委员会和地方官员却大量卷入腐化的漩涡。腐化的规模和发生率成反比。这种格局普遍地存在于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例如在美国，至少在某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也是存在的，例如在印度。也许共产党国家中的腐化形式也是如此。这里的关键因素是，此类社会具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政治制度，能使升入高层的新一代领导人接受那些强调政治领导应有公共责任感的整套的价值观念。国家一级的政治机构具有合理的自主性和职能划分，而低级的和地方的从政人员和政治组织却与其他社会势力和集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这种腐化格局会直接加强政治体系的稳定性。社会的最高领导人严守既定的政治文化规范，以执掌政权和树立功德自重，不屑在经济上有什么得益。而下级官员则以有机会去贪污腐化，来弥补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取得显赫地位的缺憾，从小规模贪污实惠中得到的慰藉减轻了他们对高级领导人权力的妒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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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政治参与面的扩大所导致的腐化有助于新兴集团融合于现有政治体系中一样，政府法令的增多所导致的腐化会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腐化也许是克服阻碍经济扩展的那些传统法律和官府规定的一种办法。美国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铁路、水电煤气等公益事业和工业公司对州立法机构及城市委员会的贿赂无疑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增长。韦纳谈到印度时说：“要不是巧立名目的各式小费给复杂、僵硬的行政体制带来灵活性的话，很多经济活动将会瘫痪。”[91] 库比契克（Kubitschek）年代的巴西也有大致类似的情况，由于实业家们出钱买到了乡村地区保守立法大员的庇护和支持，高速的经济发展和高度的议会腐化显然就相伴而来。有人甚至认为，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里，政府整肃腐化的一个结果就是给经济发展制造了更多的障碍。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僵化、过于集中但却诚实的社会还不如一个同样僵化、过于集中然而带有欺诈性的社会。一个相对来说不太腐化的社会——例如在传统规范仍然强大有力的传统社会——可能会发现，一定量的腐化不失为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发达的传统社会能因有少量的腐化而使自身得到改善——至少可以使它现代化；但是在一个腐化已经盛行的社会里，腐化进一步蔓延就于社会无所裨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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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自然会使政府官员手软，或使他们的手永远软下去。就此而言，腐化与政治发展是不相容的。但是某些形式的腐化有时能加强政党的力量，从而有助于政治发展。哈林顿（Harrington）说：“腐化是新旧政府交换的催生符。”[92] 同样，某一政府机构的腐化有助于另一政府机构的制度化。在绝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与足以综合归纳全局利益并处理政治体制输入方面问题的政治设施相比，官僚机构一般都庞大而臃肿。只要政府官吏制度的腐化迎合政党利益，它便有助而不是阻碍政治发展。政党庇护如果真的也算得上腐化的话，那只不过是一种轻度的腐化罢了。对于一个官员来说，通过给别人封官而获得钱财，他明显是将个人私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而如果一个官员把加官晋爵作为别人为自己的政党组织效劳或捐款的报答方式，那他只不过是将一种公共利益置于另一种更有必要的公共利益之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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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大凡强大的政党组织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庇护而建立起来的。英美在19世纪就经历过凭借公款和公职来建立政党组织的漫长的道路。此种形式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再版，直接给某些最卓有成效的政党和最稳定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帮了大忙。而在新近才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里，私人财富太贫弱，对政党建设起不了什么作用。正如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比英美政府更重要的作用一样，它们在政治发展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阿塔图尔克（Ataturk）掏土耳其政府的腰包扶植了共和人民党的发展。1929年墨西哥革命党成立后也同样从政府的腐化和庇护中获益匪浅。60年代初期，韩国民主共和党就是在政府资金和政府官员的直接帮助下形成的。在以色列和印度，政府庇护是以色列工党和国大党力量的主要源泉。西非的腐化部分原因是各政党没有其他的财源。当然，在这点上，共产党堪称为最著名的例子。他们一旦掌权，便直接利用政府机关和国库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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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派之私利去腐化政府官僚体制的基本原理，并非简单地出自对这两种组织的厚此薄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腐化是现代化的产物，特别是政治意识扩大和政治参与扩大的产物。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刹住腐化风需要对这种参与进行组织和协调。而政党便是现代政治中能履行这一职责的主要机构。混乱、集团之间缺乏稳定的关系、没有公认的权威模式，都是滋生繁衍腐化的温床。政治组织能行使有效的权威并促使集团利益——如“党派机器”、“组织”、“党派”——得以组织起来，超越个人和社会小圈子的利益。政治组织发展了，就能减少腐化的机会。腐化与政治组织的程度成反比关系；就腐化有助建立政党这一点来看，它破坏着自身赖以存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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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缺乏有效政党的国家里，在那些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集团利益或是宗族利益占优势的社会里，腐化最盛行。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体中，政党越弱小、越不被社会所承认，腐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像泰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那里的政党至多是半合法的，为着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的腐化便一直是很普遍的。菲律宾政党的软弱举世皆知，故而腐化也就无处不在。巴西也是如此，政党的软弱体现在其政治和其他势力之间的“雇佣”关系之中，而腐化就是这种政治关系中的主要因素。[93] 相反，在那些为加强政党建设而动用或“腐化”政府财源的国家里，腐化发生率就比在那些政党软弱的国家里来得低。西方的历史经验反映了这一状况。政党起初是吸吮官僚体制的蚂蟥，但最后却变成了一层老树皮，保护着官僚体制免遭像蝗虫一般的破坏性更大的集团和家族的吞噬。正如亨利·琼斯·福特（Henry Jones Ford）所说的：“党派观念和腐化行为是两条全然对立的原则。党派观念偏重于某种建立在公开昭示的公责之上的联系，而腐化则以满足私人和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暗地里进行，不漏出任何蛛丝马迹。党派组织的弱点就是腐化的机会。”[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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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城乡差距：城市突破和绿色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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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确实是正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因素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城市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和锁在传统桎梏里的乡村有着本质的区别。与此同时，现代化还会向乡村提出新的要求，这加剧了乡村对城市的敌意。城市居民在才智上的优越感和对落后农民的蔑视感与乡村老百姓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和对城市骗子的妒忌感，是半斤对八两。城乡变为不同的民族，彼此有着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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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农民从自己的乡村草房移居城市的贫民窟是一种关键性的和不可抗拒的变迁。但是处于后期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则并非如此，现代化过程本身缓解了这一流动的关键性意义并且缩小了城乡差别。收音机将城市的语言和希望传到乡村；汽车把乡村的语言和信仰捎进城市。在城市的表哥和住在乡下的表弟之间，接触频繁起来了。故而，现代化的一套新兴的内部基础结构缩小了城乡差别，但并没有消灭它。差别依然是本质性的。城市的生活水平常常是乡村的4—5倍。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是识字的，而大多数乡村居民则是文盲。城市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机会与乡村相比，简直不可胜数。城市的文化是开放的、现代的和世俗的，而乡村文化依然是封闭的、传统的、宗教的。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找到填补这一差距的方式，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创造被现代化摧毁了的那种社会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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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乡之间变化着的关系和它们变化着的政治稳定和动乱的格局反映出政治参与的扩大。在典型的传统社会阶段中，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上，都是农村支配城市，而在农村里，则是由少数土地所有者组成的贵族集团支配着大群被动的农民。在村社的小天地以外，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很低。政治参与局限在贵族、土地所有者、高级官吏、神职人员和高级军官手里，所有这些人物又都出身于同一个人数很少的权贵阶层。各种不同的职位和功能的区分也都是相对原始的。除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以外，在绝大多数传统社会里城市起着次要或第二位的作用。城市很可能是政府所在地，但政府本身并不需要多少专业性官员，它被那些倚仗对土地的控制而得到财富和权力的乡绅们所把持着。在这种社会里，乡村占统治地位，城乡都太平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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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经济活动在城市里骤增起来，导致了新兴社会集团的出现并使旧的社会集团滋长出新的社会意识。城市里出现了进口的新观念和新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传统官僚体制得到相当充分发展的传统社会里，首先接触现代事物的是军队和文职官员。接着，很快登上舞台的便是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医生、银行家、手工业工人、企业家、教师、律师和工程师。这些集团逐渐感到他们在政治上也有能耐并要求以某种形式参与政治体系。简而言之，城市里这种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崭露头角，使城市成为不安定的发源地，并使城市变为仍被乡村所把持的政治和社会体系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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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城市力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推翻了来自乡村的统治阶层，这样便结束了传统的政治体系。城市的这一突破往往伴随着暴力，从这一时期来看，社会在政治上变得极不稳定。[95] 从社会整体来讲，城市的发展仍是小小的孤岛，但是城市内部的各集团却能够利用它们在技能、地利和集聚一处等优越条件去支配国家中央一级的政治。在缺乏有效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政治此时就成为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各派力量之间相互角逐的游戏。一条大鸿沟将社会共同体腰斩为二，社会仍然是乡村性质的，但政治已变得城市化了。城市正在成为政治力量的主要来源，而城市的中产阶级各集团一方面都是已被他们逐出政治舞台的乡村精英的死对头，另一方面，他们相互之间也是对立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的动乱源泉很少是来自其最贫穷、最落后地区，而几乎总是发生在该社会的最先进地区。政治越是变为城市化的政治，它就越加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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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时期而言，重建政治稳定就需要城市一些集团和农村大众能形成某种联合。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扩大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就是将乡村群众引入国家政治。这种乡村动员或“绿色起义”在政治上对后来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比现代化先驱国家重要得多。在后一类国家，乡村人口大批成为政治动员对象之前，城市化和工业化通常已达到了高水平。当乡村人口介入政治的程度提高时，其数量已经不属重要的因素。只有美国是个重大的例外。18世纪在美国的城市出现以前，独立战争、平等和民主的准则，相对高水平的识字率和教育以及相对广泛的土地所有权分配（南方除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形成了农村人口对政治的广泛参与。这与晚近才搞现代化的国家不无某些类似之处。在这些国家里，由于现代化的来势迅猛，以致在城市发展和工业化程度还处在襁褓之中时，往往就在乡村播下了政治意识，造成了参与政治活动的广泛可能性。因此，这些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就看能否在现存政治体系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而不是反对现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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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绿色起义的时间、方法和对它的引导就对随后社会的政治演变有决定性的影响。起义也许会迅速地发生，也许会缓慢地发生并经历几个阶段。它的出现不外乎以下四种形式。在殖民地社会里，绿色起义可能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引导下发生，如在印度和突尼斯，这些知识分子将农民各团体参与政治纳入民族主义运动的构架内，来支持他们的反殖民帝国的斗争。而一旦赢得独立，这些民族主义领袖的任务就是组织和维持乡村的参与和支持。如果民族主义政党没能做到这一点，其他一些城市反对派领袖或是这一政治体系内部的城市反对派领袖就会采取行动去赢得农民的支持。在具有竞争性的党派体制下，绿色起义常常采取的形式，是由城市某一部分精英分子提出对农村地区关键性的选民具有吸引力的号召或和他们结盟，并动员他们投身政治，以便在投票站上击败那些比较狭隘的城市政党。20世纪的土耳其、锡兰、缅甸、塞内加尔、苏丹以及其他一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也出现过类似当年杰斐逊和杰克逊击败亚当斯那样的人民的胜利。第三，绿色起义会在军人领导下发生，至少部分是这样，例如在韩国，也许还有埃及。因为那里军人政府发端于农村，他们执政后着眼于在乡村发展广泛的权力基础以击败或遏制城市反对派。第四，如果现存政治体制内没有任何集团带头动员农民参政，那么一些城市知识分子集团便会动员和组织他们参政来反对现存政治体制。结果就形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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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形式的绿色起义都包括动员农民进行政治斗争。如果没有斗争，也就没有动员。形式区别的关键就是起义的目标和起义的组织结构。在民族主义一例中，目标是殖民帝国的势力，动员发生在民族主义运动构架的内部，这一运动代替殖民帝国势力并成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来源。在党派竞争一例中，目标是执政党，动员发生在该政治体系的构架中而非执政党的组织构架中。在军政府一例中，目标经常是先前的统治寡头，动员是军人领袖们为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系统所做努力的一部分。在革命一例中，目标是现存政治体系及其领导人，动员是通过一个反对党进行的，该党的领导决心取代现存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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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政变、暴乱和抗议的城市动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现代化无可回避的特征。发生这种动荡的程度取决于该社会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因此，城市动荡虽是次要的，但却是普遍的。而乡村动荡是主要的，但却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和政治体制认同的城市精英分子没能担当起对绿色起义的领导作用，那么这便给反对派通过革命上台开辟了道路，他们在农民支持下创建一党制形式的新体制构架，从而去消弭与城市的差距。但是，如果和政治体制认同的城市精英分子能够使农民参与政治并站在自己一边，他们便能够包围并遏制城市的动荡。这个政权在乡村的势力使它能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从城市的敌对中生存下来，但是该政权为换取乡村支持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改变或放弃许多西方和现代化的价值观念和习惯做法。所以，捉弄人的是，绿色起义对该政治体制或者有高度的传统化影响，或者有深远的革命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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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政治现代化：城乡权力和稳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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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避免革命，城市中产阶级便会在适当之时发生巨大的变化；随着其队伍的不断扩大，它也变得更加保守。城市工人阶级也开始参与政治，但在通常情况下，它不是太软弱而无力向中产阶级挑战，就是太保守而不愿这样做。因此，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城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更有效的作用，城市本身也就变得更为保守。政治体系和政府更多地依靠来自城市的支持而非乡村的支持。的确，现在轮到乡村来反抗由城市起主导作用的前景了。这种反抗常采取一种具有原教旨主义特征的乡村抗议运动的形式，徒劳地想要破坏城市的权力，阻止城市文化的传播。当这种反抗运动进展不下去或被击败时，从政治意义上来说，现代化就算大功告成了。这时城市和乡村又稳定下来，但是现在统治权力却在前者手中。曾经一度被传统的农村文化所统一的社会，如今被现代城市文化所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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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的演变是更多地还是更少地通过革命的道路，取决于它的领导人及其城市反对派在城市确立了自己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后所做出的选择。就这个节骨眼上，要么该体系的领袖们动员农民参政，成为遏制城市动乱的稳定力量，要么反对派动员他们参政，成为参与以暴力摧毁现存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革命力量，非此即彼。作如是观，只有当中产阶级中的反对派碰巧和农民中的反对派走到一起来反对政治体制时，社会才容易爆发革命。一旦中产阶级趋于保守，尽管发生乡村反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却不可能出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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