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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托克维尔在解释法国革命时，对经济发展，特别是迅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动乱的相互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在这场革命前，“国家繁荣的步伐不仅突飞猛进，而且史无前例”。“这种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远没有使人民乐其所守，却到处都滋生着一种不安定的情绪”，而且“正是在法国那些发展最快的地区，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才最高”。有人说，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英国、美国、俄国革命之前，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发生动荡不安之前，都曾有过类似的经济进步的状况。墨西哥革命也是在20年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之后发生的。1955年之前，亚洲和中东国家在任何反叛得以成功的7年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这些地区在1955年到1960年之间发生反叛的暴烈程度存在着很高的相关度，尽管在拉丁美洲并不如此。有人说，从30年代到50年代，印度的经历也同样表明，“经济发展远没有促进政治稳定，反而趋于造成政治上的动荡”[6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空军中在官阶晋升方面所存在的不满情绪比其他军种要普遍得多，尽管——或者是因为——空军里的提官晋级要比其他军种来得频繁而迅速，这当然和以上所引证的各种材料是一致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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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非常具体的实例证明，经济发展迅速和政治动乱，二者显然是相关的。但是，若从全球情况来看，两者之间的联系却又并不那么清楚。对53个国家的调查发现，在50年代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和国内集团冲突之间略呈反比：-0.43。联邦德国、日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奥地利、苏联、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增长率都很高，而国内冲突都很少或几乎没有。玻利维亚、阿根廷、洪都拉斯和印度尼西亚却相反，它们的经济增长率甚低，有的甚至是负数，但死于国内暴力的人却很多。同样，对70个国家的调查表明，它们在1935年至1962年间的国民收入变化率和1948年至1962年间这些国家政治动乱程度的相关度是-0.34；同是这些国家，在相同时间内，其国民收入的变化与国内稳定的变化之相关度是-0.45。尼德勒（Needler）同样也发现，在政治参与率高的拉丁美洲国家里，经济增长是制度稳定的前提。[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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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经济迅速增长与政治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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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Bruce Russett et al.，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4）．增长数发生的时间不完全相同，但主要集中在50年代前后的7—12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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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的例证表明，如果经济增长和政治动乱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关系应是很复杂的。也许，这种关系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变化。从一种极端的意义上来讲，只有经济有所发展，动乱才能出现。简单地认为贫困就产生动乱，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十足的穷汉，由于太穷而无法去过问政治，不会空着肚皮去大喊大叫。他们与政治无涉，麻木不仁，并且缺乏和传播媒介的接触，也无其他方面的刺激，故而提不起兴趣来投身于政治活动。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指出：“穷光蛋对他们周围的世界总是感到敬畏而不愿接受改革……因此，他们的保守主义思想和特权阶级的保守主义思想一样地根深蒂固，前者和后者一样，都是维持某种现存社会秩序的因素。”[70] 贫困本身就是动乱的障碍。那些朝不保夕，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人是没有闲心去关切什么社会变革的宏图大计的。他们是观潮派和渐进主义者，仅希望在现实生活中能做到与自己切身利益绝对有关的小修小补。正如必须有社会动员才能给动乱提供动机一样，必须先有某些经济发展，才能给动乱提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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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种极端的意义来说，在取得相对高水平经济发展的国家中，经济增长率高和政治稳定性强是相辅相成的。上述经济增长和动乱之间所以存在着负相关，主要是将高度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情况混在一起加以分析的缘故。经济发达国家较之经济不发达国家要稳定得多，而且经济增长率也高得多。不像其他社会指数，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与其发展水平的高低成正比关系，而不是反比关系。那些不太富裕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与政治动乱怎么看都没有什么重要关系，例如，考察人均国民总产值在500美元以下的34个国家，得出经济增长率和死于内乱的人数之相关度为-0.7，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率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变化。经济发展水平低，两者之间成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两者之间无明显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两者之间成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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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假设 较之经济发展，社会动员乃是一个更不稳定的因素。这两种变革形式之间的差距为衡量现代化对政治稳定的冲击提供了某种线索。都市化、扫盲、教育和新闻媒介都给恪守传统的人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行乐标准和获得满足的新天地。这些新鲜事物打破了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并提高了新的渴望和需要水准。然而，过渡型社会满足这些新渴望的能力的增进比这些渴望本身的增进要缓慢得多。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71] 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实际上，这种差距的程度就为衡量政治动乱提供了可信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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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清社会颓丧和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关系的要害在于缺少两个潜在的干预变量，即社会经济变革的机会以及灵活适应的政治制度。自16世纪以来，富于进取精神的清教主义经济革新家和充满献身精神的新教主义革命家在目标上有质的区别，然而他们的崇高期望却有令人惊诧的相似之处，并且都是高水平社会动员的产物。[72] 所以说，社会颓丧所产生的政治参与，其形式和规模取决于传统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性质。如果传统社会相当“开放”，足以提供流动机会的话，那么不难想象，通过这种流动就可以消除这些颓丧。局部来说，乡村的情况正是如此。那里横向流动的机会（都市化）有助于使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得以维持乡村地区相对的稳定。相反，城市内部向上移动的机会（在职业上和收入上）甚少，从而导致城区更大的动乱。但是，除了都市化以外，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经济流动程度很低。相对来说，愿意促进经济活动而非政治活动的传统结构社会是很少的。在传统社会里，土地和其他各种形式的经济财富都被一小撮寡头牢牢地攥在手里，或被外国公司和投资者所控制。传统社会的价值观念常常对企业家式的人物持敌视态度，以致使某些少数种族得以垄断各大企业，例如，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奥斯曼帝国、华人在东南亚、黎巴嫩人在非洲就是如此。另外，传播到这些传统社会的现代价值观和思想又常常强调政府至上（如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同样地也会使新潮人物不便担当起企业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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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条件下，参政就成了新潮人物的进身之阶。社会颓丧导致对政府提出各种要求，而参政面的扩大则坚持要实现这些要求。一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会使对政府的要求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该国政治体系内部得到缓解和集中。因此，政治参与的剧增就产生政治动乱。这样，现代化的冲击便涉及以下几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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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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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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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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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流动机会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低下导致了社会颓丧和政治动乱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一份分析报告列举了26个国家，在那里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的比率偏低，其“体制性颓丧”也低，而在另36个国家中，这一比率高，其“体制性颓丧”也随之提高。在这26个人民感到心满意足的国家中，仅有6个国家（阿根廷、比利时、法国、黎巴嫩、摩洛哥和南非）政治动乱严重。而那36个民众感到不满足的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菲律宾、突尼斯）政治高度稳定。这些国家颓丧和动乱的总相关度为0.50。印度各邦的共产党选票多寡的差别也可以部分地利用这些邦的社会动员和经济福利的比率加以说明。同样，事实证明，拉丁美洲的宪政稳定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的函数。除非伴之以相应水平的经济福利的好转，否则，政治参与的剧增势必导致动乱。[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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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治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渴望和指望之间差距的效应，而这一差距是渴望升级造成的，这一点在现代化早期阶段尤其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指望变小也会导致类似的差距，并带来类似的后果。经过持续的增长阶段之后，如果经济陡然转向下坡路，往往就会爆发革命。这种经济下坡路在法国明显出现于1788—1789年，在英国出现于1687—1688年，在美国出现于1774—1775年和多尔起义前的1842年，在俄国出现于1915—1917年（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埃及出现于1952年，在古巴出现于1952—1953年［此时卡斯特罗（Castro）向巴蒂斯塔（Batista）发动第一次攻击］。另外，在拉丁美洲，当经济条件由人平均真实收入提高的情况走向恶化时，军事政变就更加频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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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和动乱 亚里士多德在评述希腊的政治变革时指出：“纵观所有这些事例，煽动叛乱的原因全在于不平等。”[75] 就其定义而言，政治不平等几乎可以说就是政治动乱固有的一面。经济不平等方面的情况如何呢？由于缺少有关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数据，因而很难检验经济不平等与政治动乱相伴而生这一说法。考察18个国家，得出纳税前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和死于政治冲突的人数之间的相关度是0.34；考察12个国家，得出纳税后收入不平等和政治冲突的相关度是0.36。[76] 但是，有更带实质性的例子证明，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与政治动乱有联系。考察47个国家，拉西特（Russett）得出土地所有权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和死于内乱的人数的相关度是0.46。土地所有权不平等和暴力事件的数目之间的相关度要低一些。但是，当把从事农业人口的百分比也考虑在内时，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暴力之间的关系便大大地加强。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假定从事农业的人所享有的社会—经济流动机会少，那么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必然更直接地与暴力联系在一起。此点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是千真万确的，那里的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与死于暴力的人数之间的相关度大约是0.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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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对经济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乱有两种影响方式。第一，贫穷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通常比经济发达国家更不平均。[78] 这种不平等在传统社会里被公认为是自然形成的生活格局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动员却增强了对这种不平等的意识并可能增加对这种不平等的恼怒。新观念的输入不仅使原有分配方式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而且还指出了更均衡分配收入方式的可行性和可取性。迅速改变原有收入分配方式的一个明显的办法是通过政府。但是那些支配收入的人往往也支配着政府。因此，社会动员便使传统的经济不平等成了刺激造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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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经济发展将产生比传统社会现有的收入分配方式更均衡的方式。但是在近期看来，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常常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集中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却蒙受损失；结果，社会上日益穷困的人便会增加。迅速增长常伴随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时期的物价上升总是比工资增长得快，其结局则是趋向更加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在西方法律体制的冲击下，非西方社会的人们竞相以土地私有制形式去取代土地公有制形式，从而趋于产生比传统社会现存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更加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另外，在不发达国家里，现代化的、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方式总要比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方式不平等得多。例如，印度乡村在1950年时，5％的家庭获得总收入的28.9％；而在印度都市地区，5％的家庭却获得总收入的61.5％。[79] 因为在不太依靠农业的发达国家里，收入分配总的来说较平等些，所以不发达国家非农业部门的收入分配较之发达国家相同部门的收入分配要不平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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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别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经济增长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会变得非常惹人注目。墨西哥革命前的20年，人们目睹了经济不平等的显著增长，特别是在土地所有制方面。50年代墨西哥以及拉丁美洲总的趋势是贫富之间的差距再次趋于扩大。在同一时期，菲律宾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据报道也明显地扩大了。同样，巴基斯坦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经济的迅速增长形成了“收入的巨额悬殊”，并趋向于造成“社会金字塔底层的相对停滞”。[80] 在非洲国家里，民族独立曾在一段时间内给少数掌权的人带来攫取巨额财富的频繁机会，而与此同时，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在殖民社会的进化过程中，哪个国家独立得越早，哪个国家就越会被囚禁在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牢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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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使经济上的不平等越发严重，与此同时，社会动员又在削弱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现代化的这两个方面合起来便产生了政治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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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和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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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显然，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着腐化。但同样明显的是，某些国家中的腐化现象比另一些国家中的腐化现象更普遍；某个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大致看来，有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18世纪和20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好似就没有19世纪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腐化现象那么严重。英国亦是如此，17世纪和19世纪末英国政治生活看上去就比18世纪的英国政治廉洁些。难道英美在上述时期内政治中的严重腐化现象和其时工业革命的冲击、新财源的开发和新权力的创设、新兴阶级的出现及其对政府的新的要求等，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美英两国政治制度在上述各自的政治腐化时期内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并遭到一定程度的腐蚀。当然，腐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公职官员没有自律感，缺乏操守，妄取分外之利，不尽职内之责。腐化现象可能在某些文化中比在另一些文化中更普遍，但在绝大多数文化中，腐化现象在现代化进程的最激烈阶段，就会最广泛地蔓延于整个官场。大西洋两岸政治发达的现代化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和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在程度上可能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主要反映了两大地区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过程。军人政府和革命运动领袖们所咒骂的自己国家中的那种“腐化”，实际上就是在咒骂他们国家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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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代化滋生腐化呢？原因有三。首先，现代化涉及社会基本价值观的转变。具体地说，价值观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内部的集团会逐渐接受天下平等和以成就量人的那些规范，意味着出现个人和集团对民族国家的效忠和认同，还意味着所谓对国家来说，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并应尽平等的义务这一假定概念的传播。当然，这些规范通常首先被学生、军官以及那些在外国接触到它们的人所接受。然后，这些集团就开始用这些新的、外来的规范来判断他们自己的社会。那些按照传统规范是可以被接受并合法的行为，在这些现代人士的眼里就成了不能接受的和腐化的行为。因此，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中的腐化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是行为背离了公认的规范，还不如说是规范背离了公认的行为方式。这种判断是非的新标准和尺度至少把某些传统行为谴责为腐化。一位学者在谈到尼日利亚北部时这样说道：“英国人认为腐化的东西和豪萨人（Hausa）认为带有压迫性的东西，在富拉尼人（Fulani）看来，两者都是必要的和传统的东西。”[81] 再者，给旧标准打上问号会摧毁所有标准的合法性。新旧规范的冲突为个人创造了以这两种规范所不承认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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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腐化与否，首先需要基本承认公职和私利之间的区别。如果某一社会在文化上对国王作为个人和作为国王这两重身份不加以区别，那就无法指控国王动用公款即属腐化行为。只是到了现代社会的初期，在西欧才逐步引出私囊和公款的区分。这种区分的某些概念是辨别国王的行为是正当还是腐化所必需的。同样，根据许多传统社会的传统法典，一个官员有责任和义务向他的家庭成员提供奖励并安插职位。这就无从区分官员对国家的义务和对自己家庭的义务。只有这种差别逐渐被社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各集团所接受，才有可能断定上述官员的行为属于裙带关系或腐化。的确，实行以成就作为量人标准会刺激人们更加注重家庭的概念并且更感到需要保护家庭利益免受外来的威胁。这样说来，腐化也就是现代化带来的对公共福利和私人利益加以区别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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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从而进一步助长了腐化行为，因为这些新的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与政治的关系，在该社会居统治地位的传统规范中没有明确的定义，处理这些新旧财富和权力的来源的现代规范也没有被该社会内部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接受。从这个含义上来说，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做的努力的产物。腐化也许是通过非正常渠道将新兴集团吸收进现有政治体系的一种手段，因为该社会没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为此目的提供合法而可能被接受的手段。在非洲，“腐化在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和拥有财富的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这两个在非洲民族主义政府初期明显有距离的阶级得以相互同化”[82] 。新兴的百万富翁用金钱在参议院或贵族院为自己买到了席位，从而成为政治体系的参与者而不是该体制离心离德的反对派，倘若他们无从获得机会去腐化该体系的话，他们确能变成这种反对派。同样，新近获得选举权或新入境的移民也可以借助他们的投票权利从当地政治机器中换取就业和好处。这既是穷人的腐化，也是富人的腐化。一方用政治权力去换取金钱，另一方则用金钱去换取政治权力。但两者都是通过出卖某种公物（一张选票或是一官半职或是一项决议）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