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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现代化，特别是处于后期现代化之中国家里的现代化，涉及政府权威的扩大和各种各样受制于政府的活动的增加。尼日利亚北部，“在政治集中化和政府职能增加的豪萨族中，压迫和腐化亦随之加剧”。正如麦克马伦（McMullan）所指出的，一切法律都会使某个集团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个集团最终就变成潜在的腐化根源。[83] 这样，各种法令的增多也就使腐化的可能性增大。在实践中，这种腐化的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变为现实，基本上取决于这些法令享有多大程度的民众支持，要看违法而能逍遥法外的难易程度以及违法所得的好处有多大。贸易、海关、税收方面的法令和管理那些牵涉面广而又有利可图的行当，诸如赌博、卖淫和贩卖烈性酒等方面的法令，就成了刺激腐化的温床。所以在一个腐化成风的社会里，采用严厉的反腐化的法令只会增加腐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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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于过渡阶段的国家里，追随现代价值观念的集团在开创时期常常会走极端。正派、诚实、以天下为重和荣誉等理想被推崇到如此地步，以致新派的人士和集团会把他们社会中存在的那些在更加现代化的社会里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合法的行为斥之为腐化行为。对现代思想行为的初步接触往往造成不合情理的清教式的标准，这种标准甚至会像在真正的清教徒中间一样严厉。此种价值观念的升华导致否认和拒绝在政治上是必要的讨价还价和妥协，从而促使将政治与腐化等同起来。倘使一位政客保证，如果能当选，他将为某一村子的农民建造一条灌溉渠，对于一个置身现代化之中的狂热分子来说，这和在选举前用金钱收买村子里每一个选民的选票的做法是一样的腐化。主张现代化的精英分子都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强调，全社会的普遍福利是压倒一切的。所以像在巴西这样的国家，“出于私方利益去影响公共政策被认为是卢梭所谓的内在固有 的‘腐化’。同样，政府的决策如果适当照顾了社会上某些特定的要求和压力，就会被认为是‘蛊惑’”[84] 。在巴西这样的社会里，主张现代化的分子把为了报答朋友或是安抚批评者而去任命大使，或者为了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而去确立政府的计划项目，一概斥之为腐化。反腐化走向极端便会采取狂热的、激烈的清教徒形式，这是大多数革命政权和一些军人政权的特征，至少在他们掌权初期是如此。但矛盾的是，这样狂热的反腐化心理状态最终会带来和腐化本身类似的效果。两者都向政治的自主性提出挑战：一个以私利目标取代公益目标，另一个则用法律技术价值去代替政治价值。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标准的升格以及相伴而来的贬低和排斥政治表明，现代性的价值观念战胜了社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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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国家里要肃清腐化常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官员行为的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种准则看齐。这样做，行为和准则虽都有所失，但却能获得准则和行为在总体上的更大和谐。这样一来，某些行为就逐渐被认为是政治程序中正常的部分，是“真诚”的而非“欺诈”的，与此同时，其他类似行为则可能逐渐受到人们普遍谴责并加以回避。英国和美国都走过这样一段路，前者认可了爵位可以出卖而大使头衔则不行，后者认可了大使头衔可以出卖而法官职位则不行。“于是美国政治，”一位观察家指出，“就成了一个混杂体：政治上任人唯亲的程度大大缩小，用金钱贿赂高级公职人员的现象基本消灭。但同时，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大部分领域迄今基本上仍是原封未动，几乎无法改革。在一个领域内被斥为腐化的行为，在另一个领域内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85] 社会内部这种区别对待能力的增长就表明，该社会正从现代化向现代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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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的效应和原因与暴力冲突的效应和原因是彼此相似的。两者都受到现代化的鼓励；都是政治制度软弱的征兆；都是后面我们将要说到的普力夺（praetorian）社会的特点；都是个人和集团与政治体系建立联系的手段，也确是他们以违反体系通则的办法参与体系的手段。因此，一个社会能容忍腐化的程度高，该社会发生暴力冲突的能量也一定高。从某种角度来看，一种形式的越轨行为的发生，有可能使另一种越轨行为免于发生。但是，更常见的却是，不同社会势力会同时利用自身的能量使各种越轨行为同时发生，以求达到各自的利益。不过，暴力冲突的盛行比起腐化的盛行，给体制的运转构成更大的威胁。对社会公共目标缺乏一致认识时，腐化就成了合法达到私人目标的替代物，而在处理个人或公共利益的冲突时，暴力就成了论战的替代物。腐化和暴力都是向体制提出要求的非法手段，而腐化又是满足这些要求的非法手段。暴力经常是表达抗议的象征性姿态，抗议是无报酬的，本来也没打算要报酬。它是更加极端的离异的征兆。腐蚀警官的人比袭击警察局的人更能认同于现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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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一般的朋党政治或帮派政治一样，腐化给许多集团提供眼前的、特定的和具体的好处，否则，这些集团便会完全被疏离于社会之外。因此，对于维持一个政治体系来说，腐化和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腐化本身可能会成为改革的替代物，而腐化和改革又可能会成为革命的替代物。腐化能起到缓解各集团要求改变政策的压力的作用，正如改革能起到减轻各阶级要求改变体制的压力的作用一样。例如在巴西，“政府给工会领导人的贷款使他们放弃了工会提出的更广泛的要求。这种背叛一直是缓解阶级和工会对政府所施加的压力的重要因素”[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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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社会里，现代化所造成的腐化程度当然是传统社会性质以及现代化进程性质的函数。相互竞争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存在，其本身就会助长这一社会中的腐化行为。但是，对于一个相对同质的文化来说，现代化期间有可能滋生起来的腐化量与传统社会中社会层次的分明程度成反比。阶级或种姓的结构严密意味着，这种结构具有高度发达的规范体系去调节不同身份的个人之间的行为。一个人归属于自己的集团，当然受这个集团的约束；别的集团对他的言行有合乎常理的期待，对他的不合常理的言行可能会进行制裁。这两方面的因素使人们遵循各种社会规范。在这样的社会里，如果集团之间打交道而不遵循有关的规范，那就会导致个人的极大麻烦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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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封建社会进行现代化时出现的腐化，其规模一定比集权的官僚社会进行现代化时出现的腐化规模要小。在日本就比在中国小，在印度文化中就比在伊斯兰文化中小。直观的材料证明这种看法不无道理。在西方社会，一项分析资料表明，与美国和加拿大相比，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选举中表现出的阶级性相当高”。政治腐化在前两个国家中比在后两个国家中就普遍得多，魁北克也许是这4个国家中腐化最厉害的地区。所以，“阶级分化越严重的国家似乎政治腐化就越少”[87] 。同样，在拉丁美洲黑白混血的国家（巴拿马、古巴、委内瑞拉、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社会平等程度和社会结构的灵活性”都比印第安国家（墨西哥、厄瓜多尔、危地马拉、秘鲁）或葡（萄牙）西（班牙）—印第安混血国家（智利、哥伦比亚、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拉圭）要高。但相应的情况是，相对地“缺乏根深蒂固的上层阶级也意味着相对地缺乏统治阶级治国的伦理道德，没有贵族风范”，因而，“毫无疑问，正是在属于这一类社会种族的国家里，政治欺诈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委内瑞拉的佩雷斯·希门尼斯（Pérez Jiménez），古巴的巴蒂斯塔，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Trujillo）都出身卑微，但他们都在任职期间成了亿万富翁。同样，“巴西和巴拿马向来以更加‘民主’、人人有份的贪污行贿而臭名远扬”[88] 。非洲国家腐化盛行很可能要归咎于那里基本上没有严格的阶级划分。“由贫困向富裕和从一职业向另一职业的迅速流动，”一位观察家谈到非洲时这样说，“阻止了阶级现象的发展，即没有世袭地位或阶级意识。”[89] 但是，正是这些流动增加了腐化的机会，加强了腐化的吸引力。同样，在菲律宾和泰国，两者都有着相当流动而开放的社会，社会流动性水平相对来说都比较高，然而，政治腐化的盛行几乎是这两个国家的特色，对这方面的报道，人们不绝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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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的形式大都涉及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易。至于腐化采取哪种形式，这就要看哪种形式容易办得到了。在一个生财有道而做官无门的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腐化形式将是利用前者换取后者。在美国，财富通常是通向政治权势的道路，而想通过当官去发财则找错了门。反对利用公职谋取私利的规定比反对利用财富获取官职的规定要严厉得多，而且人们也普遍遵守这些规定。美国的内阁部长或总统助手为了养家糊口 弃官另就是美国政治中令人吃惊然而却又是司空见惯的情形，这种情形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使人诧异不已和难以置信。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情况则恰恰相反。传统的规范，少数种族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外国公司和投资者对经济的控制，凡此都使通过个人努力获取财富的机会受到限制。在这样的社会里，政治成了获取财富的道路，那些富于进取心的精英分子因为在商界无用武之地，就跻身政坛以求一展抱负。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对于一个能干的、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来讲，从政而当上内阁部长比经商而变为富翁要容易得多。因此，与美国的做法相反，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可能会认为利用五花八门的手段以职权谋私利的行为是正常的，而同时却对用金钱捞取官职的做法采取较严厉的态度。除了从政以外别无其他升迁流动机会，加上政治制度虚弱、僵化，这就将人们的精力引入政治上的歧途，腐化便应运而生，这和暴力出现的原因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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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外商无处不在的国家里，尤其会助长腐化的泛滥。其原因有二。首先，外国人对违反当地社会的规范顾忌较少；其次，他们控制了通向经济财富的重要渠道，这便驱使本国的企业家试图通过政治来获取钱财。泰勒（Jaylor）笔下的菲律宾的国情无疑也广泛地适应其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他写道：“对于菲律宾人来说，政治是一项主要产业，是一种生活方式。政治是通向权力的主要途径，而权力又是敛财聚富的主要途径……借助政治影响去捞钱比其他任何方法都省时。”[90] 利用政治权势谋取经济利益意味着政治的价值观和制度必须屈从于经济的价值观和制度。于是，政治的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公共目标而是为了攫取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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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社会里，顺着官僚金字塔和政治阶梯越向上攀，腐化的规模（即私人物品和公职服务在进行腐化交换时的平均价值）就越大。但是在政治或官僚结构内，某一特定官阶上的腐化事件的发生率 （即特定数目的人口进行腐化的次数），情况在各个国家明显是不一样的。在几乎所有的政治体制里，较低层的官僚和政治机关发生的腐化事件较多。在某些社会中，腐化事件的发生率趋于稳定，或者只在政治机构的更高层，腐化才有所增加。就其频率和规模而言，国家立法官员比地方官员更腐化；高级官员比下级官员更腐化；内阁部长们比起其他人来是最腐化的，而总统或领袖更是腐化大王。这种社会中的最高领导人，诸如恩克鲁玛（Nkrumah）、乃沙立（Sarit）、圣·马丁（San Martin）、佩雷斯·希门尼斯、特鲁希略等将几千万——如果不是几亿——美元纳入了私囊。在这种社会体系里，腐化趋于扩大现存的不平等。那些拥有最大权力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去捞取最大的财富。这种高层领导严重腐化的状况意味着政治制度化程度很低，因为本应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最高政治机构事实上已经最容易受到这种影响。不过，只要通过政治机器或官僚系统向上升迁的大门敞开着，这种高层腐化状况就不一定和政治稳定不相容。然而，如果年轻一代的政客看到自己永远被排除在外，无从分享老一辈领导人的果实，或如果军队的校级军官们感到升迁渺若烟云，觉得油水都给将军们沾了，这一政体便易于被暴乱所颠覆。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是政治腐化还是政治稳定，都取决于该社会垂直运动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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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些社会里，腐化风却在低层官员中间刮得最盛，从政治或官僚的台阶向下看，越往低层腐化行为越加频繁。下级官员比高级官员更具腐化性；州和地方官员比国家领导人更具腐化性；比较而言，国家最高领导和内阁成员能杜绝腐化，而城镇委员会和地方官员却大量卷入腐化的漩涡。腐化的规模和发生率成反比。这种格局普遍地存在于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例如在美国，至少在某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也是存在的，例如在印度。也许共产党国家中的腐化形式也是如此。这里的关键因素是，此类社会具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政治制度，能使升入高层的新一代领导人接受那些强调政治领导应有公共责任感的整套的价值观念。国家一级的政治机构具有合理的自主性和职能划分，而低级的和地方的从政人员和政治组织却与其他社会势力和集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这种腐化格局会直接加强政治体系的稳定性。社会的最高领导人严守既定的政治文化规范，以执掌政权和树立功德自重，不屑在经济上有什么得益。而下级官员则以有机会去贪污腐化，来弥补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取得显赫地位的缺憾，从小规模贪污实惠中得到的慰藉减轻了他们对高级领导人权力的妒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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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政治参与面的扩大所导致的腐化有助于新兴集团融合于现有政治体系中一样，政府法令的增多所导致的腐化会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腐化也许是克服阻碍经济扩展的那些传统法律和官府规定的一种办法。美国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铁路、水电煤气等公益事业和工业公司对州立法机构及城市委员会的贿赂无疑加速了美国经济的增长。韦纳谈到印度时说：“要不是巧立名目的各式小费给复杂、僵硬的行政体制带来灵活性的话，很多经济活动将会瘫痪。”[91] 库比契克（Kubitschek）年代的巴西也有大致类似的情况，由于实业家们出钱买到了乡村地区保守立法大员的庇护和支持，高速的经济发展和高度的议会腐化显然就相伴而来。有人甚至认为，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里，政府整肃腐化的一个结果就是给经济发展制造了更多的障碍。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僵化、过于集中但却诚实的社会还不如一个同样僵化、过于集中然而带有欺诈性的社会。一个相对来说不太腐化的社会——例如在传统规范仍然强大有力的传统社会——可能会发现，一定量的腐化不失为一种打通现代化道路的润滑剂。发达的传统社会能因有少量的腐化而使自身得到改善——至少可以使它现代化；但是在一个腐化已经盛行的社会里，腐化进一步蔓延就于社会无所裨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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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自然会使政府官员手软，或使他们的手永远软下去。就此而言，腐化与政治发展是不相容的。但是某些形式的腐化有时能加强政党的力量，从而有助于政治发展。哈林顿（Harrington）说：“腐化是新旧政府交换的催生符。”[92] 同样，某一政府机构的腐化有助于另一政府机构的制度化。在绝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与足以综合归纳全局利益并处理政治体制输入方面问题的政治设施相比，官僚机构一般都庞大而臃肿。只要政府官吏制度的腐化迎合政党利益，它便有助而不是阻碍政治发展。政党庇护如果真的也算得上腐化的话，那只不过是一种轻度的腐化罢了。对于一个官员来说，通过给别人封官而获得钱财，他明显是将个人私利置于公共利益之上。而如果一个官员把加官晋爵作为别人为自己的政党组织效劳或捐款的报答方式，那他只不过是将一种公共利益置于另一种更有必要的公共利益之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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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大凡强大的政党组织不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就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庇护而建立起来的。英美在19世纪就经历过凭借公款和公职来建立政党组织的漫长的道路。此种形式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再版，直接给某些最卓有成效的政党和最稳定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帮了大忙。而在新近才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里，私人财富太贫弱，对政党建设起不了什么作用。正如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比英美政府更重要的作用一样，它们在政治发展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阿塔图尔克（Ataturk）掏土耳其政府的腰包扶植了共和人民党的发展。1929年墨西哥革命党成立后也同样从政府的腐化和庇护中获益匪浅。60年代初期，韩国民主共和党就是在政府资金和政府官员的直接帮助下形成的。在以色列和印度，政府庇护是以色列工党和国大党力量的主要源泉。西非的腐化部分原因是各政党没有其他的财源。当然，在这点上，共产党堪称为最著名的例子。他们一旦掌权，便直接利用政府机关和国库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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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派之私利去腐化政府官僚体制的基本原理，并非简单地出自对这两种组织的厚此薄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腐化是现代化的产物，特别是政治意识扩大和政治参与扩大的产物。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刹住腐化风需要对这种参与进行组织和协调。而政党便是现代政治中能履行这一职责的主要机构。混乱、集团之间缺乏稳定的关系、没有公认的权威模式，都是滋生繁衍腐化的温床。政治组织能行使有效的权威并促使集团利益——如“党派机器”、“组织”、“党派”——得以组织起来，超越个人和社会小圈子的利益。政治组织发展了，就能减少腐化的机会。腐化与政治组织的程度成反比关系；就腐化有助建立政党这一点来看，它破坏着自身赖以存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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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缺乏有效政党的国家里，在那些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集团利益或是宗族利益占优势的社会里，腐化最盛行。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体中，政党越弱小、越不被社会所承认，腐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像泰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那里的政党至多是半合法的，为着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的腐化便一直是很普遍的。菲律宾政党的软弱举世皆知，故而腐化也就无处不在。巴西也是如此，政党的软弱体现在其政治和其他势力之间的“雇佣”关系之中，而腐化就是这种政治关系中的主要因素。[93] 相反，在那些为加强政党建设而动用或“腐化”政府财源的国家里，腐化发生率就比在那些政党软弱的国家里来得低。西方的历史经验反映了这一状况。政党起初是吸吮官僚体制的蚂蟥，但最后却变成了一层老树皮，保护着官僚体制免遭像蝗虫一般的破坏性更大的集团和家族的吞噬。正如亨利·琼斯·福特（Henry Jones Ford）所说的：“党派观念和腐化行为是两条全然对立的原则。党派观念偏重于某种建立在公开昭示的公责之上的联系，而腐化则以满足私人和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在暗地里进行，不漏出任何蛛丝马迹。党派组织的弱点就是腐化的机会。”[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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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城乡差距：城市突破和绿色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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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确实是正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这些国家不安定的主要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不是唯一的主要因素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城市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和锁在传统桎梏里的乡村有着本质的区别。与此同时，现代化还会向乡村提出新的要求，这加剧了乡村对城市的敌意。城市居民在才智上的优越感和对落后农民的蔑视感与乡村老百姓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和对城市骗子的妒忌感，是半斤对八两。城乡变为不同的民族，彼此有着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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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角度看，农民从自己的乡村草房移居城市的贫民窟是一种关键性的和不可抗拒的变迁。但是处于后期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则并非如此，现代化过程本身缓解了这一流动的关键性意义并且缩小了城乡差别。收音机将城市的语言和希望传到乡村；汽车把乡村的语言和信仰捎进城市。在城市的表哥和住在乡下的表弟之间，接触频繁起来了。故而，现代化的一套新兴的内部基础结构缩小了城乡差别，但并没有消灭它。差别依然是本质性的。城市的生活水平常常是乡村的4—5倍。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是识字的，而大多数乡村居民则是文盲。城市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机会与乡村相比，简直不可胜数。城市的文化是开放的、现代的和世俗的，而乡村文化依然是封闭的、传统的、宗教的。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找到填补这一差距的方式，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创造被现代化摧毁了的那种社会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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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乡之间变化着的关系和它们变化着的政治稳定和动乱的格局反映出政治参与的扩大。在典型的传统社会阶段中，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社会上，都是农村支配城市，而在农村里，则是由少数土地所有者组成的贵族集团支配着大群被动的农民。在村社的小天地以外，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很低。政治参与局限在贵族、土地所有者、高级官吏、神职人员和高级军官手里，所有这些人物又都出身于同一个人数很少的权贵阶层。各种不同的职位和功能的区分也都是相对原始的。除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以外，在绝大多数传统社会里城市起着次要或第二位的作用。城市很可能是政府所在地，但政府本身并不需要多少专业性官员，它被那些倚仗对土地的控制而得到财富和权力的乡绅们所把持着。在这种社会里，乡村占统治地位，城乡都太平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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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经济活动在城市里骤增起来，导致了新兴社会集团的出现并使旧的社会集团滋长出新的社会意识。城市里出现了进口的新观念和新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下，特别是在传统官僚体制得到相当充分发展的传统社会里，首先接触现代事物的是军队和文职官员。接着，很快登上舞台的便是学生、知识分子、商人、医生、银行家、手工业工人、企业家、教师、律师和工程师。这些集团逐渐感到他们在政治上也有能耐并要求以某种形式参与政治体系。简而言之，城市里这种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崭露头角，使城市成为不安定的发源地，并使城市变为仍被乡村所把持的政治和社会体系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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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城市力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推翻了来自乡村的统治阶层，这样便结束了传统的政治体系。城市的这一突破往往伴随着暴力，从这一时期来看，社会在政治上变得极不稳定。[95] 从社会整体来讲，城市的发展仍是小小的孤岛，但是城市内部的各集团却能够利用它们在技能、地利和集聚一处等优越条件去支配国家中央一级的政治。在缺乏有效政治制度的情况下，政治此时就成为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各派力量之间相互角逐的游戏。一条大鸿沟将社会共同体腰斩为二，社会仍然是乡村性质的，但政治已变得城市化了。城市正在成为政治力量的主要来源，而城市的中产阶级各集团一方面都是已被他们逐出政治舞台的乡村精英的死对头，另一方面，他们相互之间也是对立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的动乱源泉很少是来自其最贫穷、最落后地区，而几乎总是发生在该社会的最先进地区。政治越是变为城市化的政治，它就越加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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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时期而言，重建政治稳定就需要城市一些集团和农村大众能形成某种联合。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扩大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就是将乡村群众引入国家政治。这种乡村动员或“绿色起义”在政治上对后来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比现代化先驱国家重要得多。在后一类国家，乡村人口大批成为政治动员对象之前，城市化和工业化通常已达到了高水平。当乡村人口介入政治的程度提高时，其数量已经不属重要的因素。只有美国是个重大的例外。18世纪在美国的城市出现以前，独立战争、平等和民主的准则，相对高水平的识字率和教育以及相对广泛的土地所有权分配（南方除外），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形成了农村人口对政治的广泛参与。这与晚近才搞现代化的国家不无某些类似之处。在这些国家里，由于现代化的来势迅猛，以致在城市发展和工业化程度还处在襁褓之中时，往往就在乡村播下了政治意识，造成了参与政治活动的广泛可能性。因此，这些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就看能否在现存政治体系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而不是反对现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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