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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Henry Jones Ford，The Rise and Growth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Macmillan，1858），pp. 3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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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更详尽的有关突破性军事政变与激进的普力夺政治，参见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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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Aristotle，Politics ，p. 112；楷体为原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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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Sabine，p.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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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Kornhauser，passim；David C. Rapoport，“Praetorianism：Government Without Consensus”（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60）；Rapoport，in Huntington，ed.，Changing Patterns ，p. 72，where the quotation occ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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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Edward Gibbon，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New York，Macmillan，1899），1 ，235，引自Rapoport in Huntington，ed.，Changing Patterns p.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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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Sarmiento，Facundo （New York，Appleton，1868），p. 33；Silvert，pp. 35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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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Ralph Braibanti，“Public Bureaucracy and Judiciary in Pakistan，”in Joseph LaPalombara，ed.，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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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Johnson，Military and Society ，p.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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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见The Republic ，Book Ⅷ（Cornford tra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pp. 291—293，特别是关于极权政权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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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也许最接近当代的模式来自一位小说家而非社会科学家：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苍蝇王》（The Lord of the Flies ）一书中的学童（新独立的精英分子）起初试图模仿成人的行为方式（前西方统治者）。但是纪律涣散了，一致性意见解体了。一位寡头军人领袖和他的追随者们赢得或强迫大多数人的支持。权威的象征（贝壳）被砸碎。责任［拉尔夫（Ralph）］和理智［彼基（Piggy）］的呼声被置若罔闻和搅乱。理智遭到破坏。最后，那个海军军官（英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及时赶到，从“猎人”（叛军）手中挽救了拉尔夫（尼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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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见Robert T. Holt and John E. Turner，The Political Ba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nceton，Van Nostrand，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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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Thomas B. Macaulay，letter to Henry S. Randall，Courtlandt Village，New York，May 23，1857，printed in“What Did Macaulay Say About America？”Bulletin of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24 （July 1925），47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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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见William H. Riker，Federalism：Origin，Operation，Significance （Boston，Little Brown，1964），p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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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Lloyd I. Rudolph，“From the Politics of Status to the Politics of Opinion”（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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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二章 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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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的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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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现代化涉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方面。在西方，政治现代化历时达数世纪之久，其上述三个方面发展的程度及顺序在欧洲和北美的不同地区差异甚大。最为明显的是，在美国，政治参与的扩大远比在欧洲发生得更早且更为广泛。在18世纪的英属诸殖民地，政治参与——就选举权而言——按英国的标准业已普及，更不用说按欧陆的标准了。美国革命将英国王权逐出了美洲舞台，此后唯一享有合法主权的便只能是人民。正如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所强调指出的，这场革命建立了人民的制宪权从而开创了历史。[1] 一切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据此原则便没有多少限制选举权的理由了。如果人民可以直接建立一种政府制度，他们当然也就可以参与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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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独立以后，选举权以及公众参政的其他形式便迅速发展起来。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尽管在许多州并未剥夺很多人的选举权，也还是先变为纳税的要求，继而最终完全被废止。那些加入联邦的新州，其公民的选举权均未受到经济上的限制。截至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白人男性的普选权已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欧洲，选举的财产资格要求仍然很高。1832年英国的改革法将其选民总数从全国人口的2％增加到4％。而在美国实际参加1840年总统选举的人数已占全国人口的16％。法国直到1848年才废除了对选民的高额财产要求，开始实行男性普选制，但随着第二帝国的到来，这个刚颁布的普选制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在德国，男性普选权始于1871年，然而在普鲁士，三级选举制度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在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男性普选权才开始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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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国在公众参与统治方面的领先地位不仅表现在美国的选民数目上，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还表现在需经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的数目上。在欧洲，选举通常仅限于国会下院和地方议会，而在美国，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选举的原则是普遍适用的”。联邦、州以及地方各级的大批政府官员均须经公众批准方能任职。当然，托克维尔将他在美国所目睹的平等、民主与他所熟知的欧洲的状况所做的鲜明对比，只是表明美国在扩大公众参政方面领先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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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相比，美国较早地普及了政治参与，这使得人们常常得出一种结论，认为总的来说，政治现代化在美国比在欧洲发生得更早些、发展得更快些。其实情况远非如此。实际上，在欧洲权威的合理化和结构的分离远比在美国发生得更早，完成得更为彻底。西方的经验表明，在政府结构的现代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之间，的确可能存在一种反向关系。前者在欧洲发展得更为迅疾，后者在美国发展得更为迅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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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机构的现代化而言，可区分出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欧洲大陆型的、英国型的和美国型的。[2] 在欧洲大陆，权威的合理化和机构的分离是17世纪的主导趋势。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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