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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君主权威和现代权威相结合的最引人注目的尝试，发生在摩洛哥。部分是得益于其殖民地经历，摩洛哥发展起了远比其他亲政君主国更为强大的政党。在1956年独立之际，占统治地位的政党是独立党。该党始建于1943年，并曾辅助君主促成了摩洛哥的独立。事实上，正如一政治领袖所写的，摩洛哥的制度既不是“传统的、封建的绝对君主制”，也不是国王仅具象征意义的君主立宪制，而是“一种基于伊斯兰教支持，国王个人负责的绝对君主制的变种”。[41] 然而，政党和王室双方的权力要求，必然使一个对双方负责的内阁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维持下去的。扎特曼（Zartman）曾简洁地概述了摩洛哥面临的这一问题，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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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两届国务会议中，穆罕默德五世（Mohammed Ⅴ）试图建立一个由独立派领袖领导的全国统一政府。两届内阁皆因无视政党的要求和具体国情而倒台了。第三届政府中的某些成员及第四届政府的所有成员是作为无党派技术专家选出的，这在逻辑上符合当时的准伊斯兰教总理（quasivizirial）制。然而在一个像摩洛哥这样的年轻国家里，每个人及每个事物都具有政治色彩，不存在无党派的技术专家。政府既对国王负责又对党派团体负责，既有总理制特征，又有部长制特征，陷于四分五裂。因此这届政府也垮台了。因为它不对可掣肘政府的政治集团负责，这些政治集团也不受国务会议的集体责任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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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没有国王要求能更多地过问政务这一因素的刺激，政府也自会出于名分的需要而争取稳定，采取纯粹的总理制或是纯粹的部长制。党派趋势必有助于向后一种制度方向的发展，但国王却反其道而行之。穆罕默德五世统治之下的最后一届政府及其在穆罕默德五世死后的延续和哈桑二世统治时期的历届政府都是总理制，其成员分别由国王委任，各自单独对国王负责。[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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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也可以设法组织起自己的政党，并将民众的支持制度化，使他继续得以积极执掌国政。1961年穆罕默德五世死后，新国王哈桑二世为使政权进一步向宪政的方向迈进，乃于1962年颁布了一部宪法。1963年5月，根据这一宪法举行了选举，主要参加者有在这时已变得保守的独立党，左派社会主义党人民力量全国联盟和一个实际上是国王朋友所组建的党——保卫立宪制阵线。国王原指望阵线会获得有效多数，但实际上该党在国会全部144席中仅得69席。在美国，广泛的国是共识使总统可以与由反对党甚至是由与他的政策主张相左的人所控制的国会共事。在一个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议题往往较为尖锐，敌对情绪也就较为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两方对立的合法性原则此时已闹到生命攸关的地步，致使统治陷于停顿。哈桑乃于1965年6月关闭议会，决定亲政。他当时说，国会已被“徒劳无益的辩论所瘫痪”，议会政府加速了政治体制的衰退，因此“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府”。[43] 将君主统治和议会政府相结合的这次努力终以失败告终。此后发生的事件表明，国王将愈来愈依赖官僚体制和保安部队，甚至成了它们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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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积极的政党和君主亲政制结合起来的努力，在伊朗也同样是不成功的。从历史上来看，伊朗政党比摩洛哥政党要软弱得多。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人民党和民族阵线确曾发展起了足够的实力和感召力去阻止国王干涉国会，并在1953年向君主制存在本身发起了挑战。待王位较为稳固以后，国王开始向政党发难，以防它们羽翼丰满之后成为独立的权力中心。在50年代后期，他发动建立了自己的“两党制”，一个为执政党，一个为反对党，后者由国王的政治密友所领导。在1960年的选举中，国王竭力推举同情其纲领的候选人。然而由于保守势力与国王作对，反对君主制的激进民族主义势力再度抬头。于是国王不得不以腐化和反动势力操纵选举为借口宣布选举无效。1963年4月，国王通过实际上直接圈定候选人的办法终于组成了一届能够支持他的国会。当有人对这一明显违背民主程序的做法提出质疑时，据传他回答说：“怎么，难道这种由指定的办法（即他的办法）组成的国会，不比政客为私利而组成的国会更好些吗？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真正代表人民而不是代表地主的议会和参议院。”[44] 这样，在伊朗，君主使议会和政党向他臣服，而在摩洛哥，君主中止了议会和政党并取而代之。两个国家都未能把一个积极的亲政君主和积极的独立政党结合起来。自主的国会反对君主的改革，而自主的政党则危及君主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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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君主亲政政体的主要趋势，是重新确立君主权。然而如前所述，1954年伊朗的穆罕默德·汗成功地将王室重新树立为权威的中心，1963年哈桑二世在摩洛哥也如法炮制。1950年在尼泊尔，特里布文（Tribhuvan）国王推翻了一向充任总理的拉纳（Ranas）家族。在1959年，他的继承人马亨德拉（Mahendra）国王尝试建立起议会民主制并准许进行选举。尼泊尔大会党在选举中赢得议会多数。把君主和议会权威结合起来的这次尝试，仅持续了18个月。1960年12月发生宫廷政变，国王中止了宪法，取缔了尼泊尔大会党，监禁了总理和其他政治领袖，重新确立了王室的直接统治。[45] 1963年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像尼泊尔的特里布文一样，罢黜了一位铁腕总理，确立了他自己的统治权威。但他还是作出了一系列努力，以建立一个立宪政权。同样，1964年不丹国王在与该国的第一大家族进行一番较量之后，独揽了全国大权。即便是希腊也在1965年经历了一场总理（他享有基础广泛的政治组织的支持）与君主的权力之争。在这场斗争中，国王至少暂时算是获胜了。虽然这些事件逆转了先前的分权趋势，但在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约旦和埃塞俄比亚，亲政君主都未表现出放松权力或接受其他合法权力本源的迹象。现代化的政治压力似乎使上述两种途径都不是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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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在现代化之中的君主国家，要想在政治机构和合法权力本源方面产生重大变化，前景实属渺茫。那么，撇开这种根本性变革之外，君主政体适应现代化世界生存下去的能力——如果有这种能力的话——究竟又有多大？君主亲政制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政治制度？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莫斯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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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二世的政策，可能会遭到前后夹攻。改革必然侵害地主、商人和官员的既得利益；拒不允许公共参与统治则又难免招致自由派的怨愤。亚历山大的统治将改革与镇压兼施并用，然而这样做也未能取悦任何一个重要阶层。[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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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怎样才能应付这个难题，同时仍能维持其权威呢？他也许可以安抚自由派，将他们请进政府；他可以讨好保守派，在改革方面打退堂鼓；他还可以坚持改革并加强压制措施，以便粉碎来自自由和保守两方面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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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而官僚的君主制的一个现代性方面，就是它为个人流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理论上，大多数这类君主国家能使出身卑微的人才通过官僚制的阶梯爬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在实践上许多君主国家也的确有这种情况。难道传统君主制的这种能力就不足以提供一种手段来吸收现代化所产生的向上进取的人士么？在现代化初期阶段，君主确实是这样做的。委任具有现代素质的人担任官职乃改革之所需，也是君主减少其依赖官僚体制中传统精英的重要手段。在20世纪60年代，阿拉伯的费萨尔和阿富汗的查希尔，在历史上首次任命了由平民控制的内阁，来维护国王自己的权威，以反对传统的贵族顽固派。（具有博士学位者在阿富汗的一任内阁中占据半数，这很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在伊朗，1963年选举之后，有一大批精力充沛的进步的中产阶级专家被引进了哈桑·阿里·曼苏尔（Hassan Ali Mansur）领导的政府。1945年以后，埃塞俄比亚皇帝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新贵族”集团，包括旧贵族（他们被授予荣誉官职）、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技术专家。[47] 无疑，这些任命使那些本来可能会反对君主制的人，放弃了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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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现代化的前进，传统君主制通过吸收个人参政以缓和不满情绪的能力就会减弱。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制度就不能吸收1955年以后开始出现的大批新知识分子。在私人企业无法提供大批就业机会，而向私人企业谋职又遭蔑视的这种传统观念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官僚机构因财政和设置的限制根本就无法吸收现代化所产生的这批受过教育的人们。于是，君主国的天然财富就成了关键因素：中东盛产石油的君主国吸收新阶层的能力，远远超过那些自然财富不怎么充裕的王国。此外，虽然有些官运亨通者会与为之提供晋升机会的制度完全认同，但另一些人可能仍然对该制度怀有极其矛盾的心理。在所有传统的君主制国家中，人们常会见到，官员是现代化的、进步的、受过教育的人，他原想从制度内部推动改革，又不愿放弃他供职的制度所给予他们的报酬，很难保持良心上的平衡。埃塞俄比亚的一位知识分子不无伤感地说：“为官之吉凶甘苦，使我们一直碌碌无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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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吸收个人参政能使某些最活跃的中产阶级领袖与该政权的前途共命运，但它还有最后一条限制性，那就是它无法将中下层阶级作为团体整个地吸收进政治体制中来。这只是一种缓兵之计而已。因为新兴利益集团仍将在社会中出现；高度的个人流动会降低这些集团追求其利益的强度和技能，但不能消灭这些利益本身。虽然吸收社会集团参政的问题不再那么紧迫，但仍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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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现代化君主中止现代化。他之所以陷入此种困境，是因为他试图把传统权威与现代化改革结合在一起。他可以放弃改革的打算而在实际上变为一个非现代化君主或传统君主，以此摆脱困境。这乍听起来颇为荒唐，其实未必。任何社会都可能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实现传统和现代因素的融合。在现代化之中的民主国家，党派竞争能给传统化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也许现代化君主面临的问题，可以通过放慢现代化和改革的速度来解决，从而逐渐与社会中的传统分子相调和，争取他们的支持，维持住一个部分现代化的但不是完全现代化的制度。当然，君主能够采取对其政权危害最小的手段，来把握社会各部门变迁的速度和方向，最大限度地保持政权的稳定。例如，他们可以像埃塞俄比亚政府那样，减少出国留学生数目，阻止国内组织严密的学生团体在大学里蔓延。运用这一战术的第一个难题是，一旦现代化进程开始——即一旦一个醉心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核心在政治舞台上出现，要阻止或逆转这一进程，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如果知识分子不被纳入官僚机器中去推进现代化君主的改革，他们必然会转入地下以推翻君主。此外，放慢改革速度本身，尽管可能减少更多敌视现政权集团的出现，但也可能增强现存集团的敌意。一位年轻的埃塞俄比亚人曾在1966年说道：“10年前，甚至是5年前，皇帝还在前面领导着我们，但现在走在前面的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奉诏受过教育的优秀人物，落在后边的是皇帝。”[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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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化政策通常是与那些地方观念强、眼界狭隘的领导人联在一起的。传统的君主制，比包括极权制在内的任何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更需要孤立于世界文化之外。然而其政治机构的传统性质，却使它不能像极权体制那样有效地闭关自守。由于诸如对外政策等其他原因，闭关自守可能是不利的。埃塞俄比亚政府成功地使非洲团结组织和经济合作署设在亚的斯亚贝巴，提高了埃塞俄比亚的国际威望，但与此同时也破坏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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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君主可以继续推行现代化，但加紧必要的镇压措施，将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和反对君主制的自由派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便保住权威。君主的正统性，本来是以整个社会都接受传统观念为基础的。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新崛起的集团摒弃了这些观念，而老集团则因君主的改革政策而与君主离心离德。现代化瓦解了传统阶级对君主的支持，而在现代化所产生的新阶级中，君主也是敌众友寡。出于政治考虑，君主需要对官僚集团分而治之；需使高级官员频繁更迭；任命敌对者充任具有竞争性的职位，让自己的心腹充任枢要职位。凡此种种，都降低了官僚机器推行现代化的效能。这些行动也加深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疏离感和敌对情绪。一位年轻的埃塞俄比亚官员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说：“想到皇帝也许会寿终正寝，我就会从梦中惊醒而大叫。我想要他知道：他将受到审判！”[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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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是贵族和宗教权贵，另一方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君主夹在当中成了孤家寡人，支持他的只有军队。随着其合法地位逐渐下降，他愈来愈依赖军人的武力。这样，军队在其政权中所起的作用就愈来愈大。为获得军队的支持，君主不得不满足军方在名义上和物质上提出的犒赏要求。埃塞俄比亚的军队在1960年12月镇压了一场禁卫军试图发动的政变，保卫了皇帝。事后，皇帝只得认可军队加薪的要求。君主为军队提供薪俸、特权和装备，势必要花掉不少本来就已为数可怜的资金。这些资金原可用于营建与改革更为直接有关的学校、道路、工厂和其他建设项目上。在伊朗，热衷于改革的阿里·阿米尼（Ali Amini）总理于1962年7月辞职，部分原因显然是他想把军队从20万人削减至15万人，以获得用于土改和其他现代化目的的资金。在土改已经疏远了大批传统贵族分子，而农民又在政治上还远未能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国王不能冒险得罪军队，从而危及自己的地位。他只好在军队和阿米尼之间选择了前者。促使国王在所有社会集团中特别青睐军队的这种需要，也促使他试图瓦解并削弱军队，使军队不在他的领导下就无法统一行动。因此，君主常常创建其他军事力量，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宫廷卫队和守土民兵等，以降低军队采取一致行动反对君主制的可能性。同样，君主常会乘机利用军队头目个人之间的邀功请赏，以及军官团内部的种族和辈分分歧，达到自己的利益。没有一个推行现代化的君主制能够免遭政变的威胁，但在像伊朗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君主尚能暂时挫败这些政变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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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向前推进，不仅军队会成为支持君主制的主要组织力量，警察和国内保安部队也会起着日趋重要的作用。那些醉心改革的君主，变得愈来愈依靠赤裸裸的镇压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当权地位。且不说革命皇帝约瑟夫二世一生的为政得失，他确实创立了欧洲第一个现代秘密警察系统，这颇具讽刺意味，却也不无道理。同样，亚历山大二世最初是所谓“沙皇解放者”，最终也被迫成为“沙皇独裁者”。[51] 专制与改革的结合，乃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特征。这种结合到了19世纪之末达到了顶点，其时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到处采取毫不留情的镇压方式。教育和通讯媒介的扩展，使阿卜杜尔·哈米德“建立了一个精密的情报网，以监视其臣民的一切有丝毫可疑的不轨行动”[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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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君主国家也有类似的倾向。在摩洛哥，皇帝重新确立统治地位后，紧接着发生了本巴卡（Ben Barka）事件，关于该政权的“压制性质”的评论也与日俱增。[53] 在沙特阿拉伯，第一次大规模将青年自由派分子当作共产党嫌疑犯和纳赛尔同情者加以逮捕，发生在费萨尔登基进一步推行改革的同时。在50年代的伊朗，随着穆罕默德·汗在指导国家向前发展方面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秘密警察组织SAVAK也就在缉捕现政权的敌对者和潜在反对者方面愈来愈积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君主促进国家现代化方面的成就可由他认为需要维持的警察部队的规模和效率来衡量。改革与镇压两方面都是集权和不能扩大政治参与的表现，其结果自然是反叛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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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传统君主制前景是黯淡的。这些国家的领导，除了力图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实在没有多少其他选择，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集中权力。但在传统制度庇荫下，集权过程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任何一个君主国（阿富汗和摩洛哥可能是例外），想要和平地适应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似乎都极不可能。因此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于，君主制覆灭之时所发生的暴力行为规模将有多大，以及由谁来把握这种暴力。有三种可能性存在。最有限的变化形式是发生一场政变，将亲政君主制度变为寡头君主制，即泰国模式。这种模型只能有限地扩大政治参与，而不建立起一个可以容纳未来扩大参与所需要的制度，并且可能丧失某些创制政策的能力。然而，这种模式确实可以将君主制保留下来，使之成为统一和合法性的象征。在诸如埃塞俄比亚那样的国家，这条道路大概是所能预期的最佳选择。一种更为剧烈、对大多数亲政君主制来说也许是更为可能的变化形式，是卡塞姆（Kassim）式政变，这种类型的变化既废除了君主也废除了君主制，但却不能产生具有合法性的新原则和新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制退化为毫无形式的普力夺状况。最激烈的解决办法将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在这种革命中，一些不满现状的团体联合起来摧毁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最终产生一个现代政党的独裁统治。一些现存传统君主制统治下的社会，也许太落后，以致连革命都搞不起来。不管他们选择哪条道路，可以肯定的是，现存君主制在获得任何足以应付改革所产生的政治参与问题的新能力之前，将丧失某些甚至全部业已在传统形式下发展起来的政策创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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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mes Q. Wilson，“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Notes Toward a Theory，”in James D. Thompson，ed.，Approaches to Organizational Design （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6），pp. 19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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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Samuel P. Huntington，Political Power：USA/USSR （New York，Viking，1964），Chap. 4. 另可见Mayer N. Zald and Patricia Denten，“From Evangelism to General Service：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YMCA，”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8 （Sept.1963），21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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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orman E.Whitten，Jr.，“Power Structure and Socio-cultur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n Communities，”Social Forces，43 （Mach 1965），320—329. 另可见David E. Apter，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Chap. 3；Ethel M. Albert，“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Receptivity to Change：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Ruanda and Urundi，”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6 （Spring 1960），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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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nneth Clark，“Desegregation：An Appraisal of the Evidence，”Jourmal of Social Issues，9 （1953），54—58，72—76. H. 道格拉斯·普赖斯（H. Douglas Price）的手稿表明，在一个城市中，集权怎样导致经济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分权如何导致这种增长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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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alcott Parsons，“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American Society，”World Politics，10 （1957），140；italics in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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