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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吸收个人参政能使某些最活跃的中产阶级领袖与该政权的前途共命运，但它还有最后一条限制性，那就是它无法将中下层阶级作为团体整个地吸收进政治体制中来。这只是一种缓兵之计而已。因为新兴利益集团仍将在社会中出现；高度的个人流动会降低这些集团追求其利益的强度和技能，但不能消灭这些利益本身。虽然吸收社会集团参政的问题不再那么紧迫，但仍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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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可能的选择，是现代化君主中止现代化。他之所以陷入此种困境，是因为他试图把传统权威与现代化改革结合在一起。他可以放弃改革的打算而在实际上变为一个非现代化君主或传统君主，以此摆脱困境。这乍听起来颇为荒唐，其实未必。任何社会都可能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实现传统和现代因素的融合。在现代化之中的民主国家，党派竞争能给传统化运动注入了新的力量。也许现代化君主面临的问题，可以通过放慢现代化和改革的速度来解决，从而逐渐与社会中的传统分子相调和，争取他们的支持，维持住一个部分现代化的但不是完全现代化的制度。当然，君主能够采取对其政权危害最小的手段，来把握社会各部门变迁的速度和方向，最大限度地保持政权的稳定。例如，他们可以像埃塞俄比亚政府那样，减少出国留学生数目，阻止国内组织严密的学生团体在大学里蔓延。运用这一战术的第一个难题是，一旦现代化进程开始——即一旦一个醉心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核心在政治舞台上出现，要阻止或逆转这一进程，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如果知识分子不被纳入官僚机器中去推进现代化君主的改革，他们必然会转入地下以推翻君主。此外，放慢改革速度本身，尽管可能减少更多敌视现政权集团的出现，但也可能增强现存集团的敌意。一位年轻的埃塞俄比亚人曾在1966年说道：“10年前，甚至是5年前，皇帝还在前面领导着我们，但现在走在前面的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奉诏受过教育的优秀人物，落在后边的是皇帝。”[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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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化政策通常是与那些地方观念强、眼界狭隘的领导人联在一起的。传统的君主制，比包括极权制在内的任何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更需要孤立于世界文化之外。然而其政治机构的传统性质，却使它不能像极权体制那样有效地闭关自守。由于诸如对外政策等其他原因，闭关自守可能是不利的。埃塞俄比亚政府成功地使非洲团结组织和经济合作署设在亚的斯亚贝巴，提高了埃塞俄比亚的国际威望，但与此同时也破坏了埃塞俄比亚的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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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君主可以继续推行现代化，但加紧必要的镇压措施，将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和反对君主制的自由派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便保住权威。君主的正统性，本来是以整个社会都接受传统观念为基础的。然而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新崛起的集团摒弃了这些观念，而老集团则因君主的改革政策而与君主离心离德。现代化瓦解了传统阶级对君主的支持，而在现代化所产生的新阶级中，君主也是敌众友寡。出于政治考虑，君主需要对官僚集团分而治之；需使高级官员频繁更迭；任命敌对者充任具有竞争性的职位，让自己的心腹充任枢要职位。凡此种种，都降低了官僚机器推行现代化的效能。这些行动也加深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疏离感和敌对情绪。一位年轻的埃塞俄比亚官员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说：“想到皇帝也许会寿终正寝，我就会从梦中惊醒而大叫。我想要他知道：他将受到审判！”[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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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是贵族和宗教权贵，另一方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君主夹在当中成了孤家寡人，支持他的只有军队。随着其合法地位逐渐下降，他愈来愈依赖军人的武力。这样，军队在其政权中所起的作用就愈来愈大。为获得军队的支持，君主不得不满足军方在名义上和物质上提出的犒赏要求。埃塞俄比亚的军队在1960年12月镇压了一场禁卫军试图发动的政变，保卫了皇帝。事后，皇帝只得认可军队加薪的要求。君主为军队提供薪俸、特权和装备，势必要花掉不少本来就已为数可怜的资金。这些资金原可用于营建与改革更为直接有关的学校、道路、工厂和其他建设项目上。在伊朗，热衷于改革的阿里·阿米尼（Ali Amini）总理于1962年7月辞职，部分原因显然是他想把军队从20万人削减至15万人，以获得用于土改和其他现代化目的的资金。在土改已经疏远了大批传统贵族分子，而农民又在政治上还远未能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国王不能冒险得罪军队，从而危及自己的地位。他只好在军队和阿米尼之间选择了前者。促使国王在所有社会集团中特别青睐军队的这种需要，也促使他试图瓦解并削弱军队，使军队不在他的领导下就无法统一行动。因此，君主常常创建其他军事力量，例如埃塞俄比亚的宫廷卫队和守土民兵等，以降低军队采取一致行动反对君主制的可能性。同样，君主常会乘机利用军队头目个人之间的邀功请赏，以及军官团内部的种族和辈分分歧，达到自己的利益。没有一个推行现代化的君主制能够免遭政变的威胁，但在像伊朗和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君主尚能暂时挫败这些政变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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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向前推进，不仅军队会成为支持君主制的主要组织力量，警察和国内保安部队也会起着日趋重要的作用。那些醉心改革的君主，变得愈来愈依靠赤裸裸的镇压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当权地位。且不说革命皇帝约瑟夫二世一生的为政得失，他确实创立了欧洲第一个现代秘密警察系统，这颇具讽刺意味，却也不无道理。同样，亚历山大二世最初是所谓“沙皇解放者”，最终也被迫成为“沙皇独裁者”。[51] 专制与改革的结合，乃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特征。这种结合到了19世纪之末达到了顶点，其时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到处采取毫不留情的镇压方式。教育和通讯媒介的扩展，使阿卜杜尔·哈米德“建立了一个精密的情报网，以监视其臣民的一切有丝毫可疑的不轨行动”[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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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君主国家也有类似的倾向。在摩洛哥，皇帝重新确立统治地位后，紧接着发生了本巴卡（Ben Barka）事件，关于该政权的“压制性质”的评论也与日俱增。[53] 在沙特阿拉伯，第一次大规模将青年自由派分子当作共产党嫌疑犯和纳赛尔同情者加以逮捕，发生在费萨尔登基进一步推行改革的同时。在50年代的伊朗，随着穆罕默德·汗在指导国家向前发展方面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秘密警察组织SAVAK也就在缉捕现政权的敌对者和潜在反对者方面愈来愈积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君主促进国家现代化方面的成就可由他认为需要维持的警察部队的规模和效率来衡量。改革与镇压两方面都是集权和不能扩大政治参与的表现，其结果自然是反叛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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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传统君主制前景是黯淡的。这些国家的领导，除了力图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实在没有多少其他选择，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必须集中权力。但在传统制度庇荫下，集权过程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任何一个君主国（阿富汗和摩洛哥可能是例外），想要和平地适应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似乎都极不可能。因此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于，君主制覆灭之时所发生的暴力行为规模将有多大，以及由谁来把握这种暴力。有三种可能性存在。最有限的变化形式是发生一场政变，将亲政君主制度变为寡头君主制，即泰国模式。这种模型只能有限地扩大政治参与，而不建立起一个可以容纳未来扩大参与所需要的制度，并且可能丧失某些创制政策的能力。然而，这种模式确实可以将君主制保留下来，使之成为统一和合法性的象征。在诸如埃塞俄比亚那样的国家，这条道路大概是所能预期的最佳选择。一种更为剧烈、对大多数亲政君主制来说也许是更为可能的变化形式，是卡塞姆（Kassim）式政变，这种类型的变化既废除了君主也废除了君主制，但却不能产生具有合法性的新原则和新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体制退化为毫无形式的普力夺状况。最激烈的解决办法将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在这种革命中，一些不满现状的团体联合起来摧毁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最终产生一个现代政党的独裁统治。一些现存传统君主制统治下的社会，也许太落后，以致连革命都搞不起来。不管他们选择哪条道路，可以肯定的是，现存君主制在获得任何足以应付改革所产生的政治参与问题的新能力之前，将丧失某些甚至全部业已在传统形式下发展起来的政策创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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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mes Q. Wilson，“Innovation in Organization：Notes Toward a Theory，”in James D. Thompson，ed.，Approaches to Organizational Design （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66），pp. 19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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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Samuel P. Huntington，Political Power：USA/USSR （New York，Viking，1964），Chap. 4. 另可见Mayer N. Zald and Patricia Denten，“From Evangelism to General Service：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YMCA，”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8 （Sept.1963），21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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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orman E.Whitten，Jr.，“Power Structure and Socio-cultur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n Communities，”Social Forces，43 （Mach 1965），320—329. 另可见David E. Apter，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Chap. 3；Ethel M. Albert，“Socio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Receptivity to Change：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Ruanda and Urundi，”Southwester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6 （Spring 1960），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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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nneth Clark，“Desegregation：An Appraisal of the Evidence，”Jourmal of Social Issues，9 （1953），54—58，72—76. H. 道格拉斯·普赖斯（H. Douglas Price）的手稿表明，在一个城市中，集权怎样导致经济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分权如何导致这种增长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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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alcott Parsons，“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American Society，”World Politics，10 （1957），140；italics in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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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Frederick W. Frey，The Turkish Political Elite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65），Chap. 13 and esp. pp. 406—419和“Political Development，Power and Communications in Turkey，”in Lucian W. Pye，ed.，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pp. 298—305。在第309页注释中，费雷（Frederick W. Frey）提出政治发展涉及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另可见他的“Democracy and Reform in Developing Societies”（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Seminar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University of Minas Gerais，Brazil，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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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见本书第七章第372页及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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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iccolò Machiavelli，The Prince and The Discourses （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1940），p. 15；Gaetano Mosca，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McGraw-Hill 1939），pp. 80 ff.；David E. Apter，The Politics of Moderniza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p. 81 ff. 另可见S.N. Eisenstadt，“Political Struggle Bureaucratic Societies，”World Politics，9 （Oct.1956），18—19，和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New York，Free Press，1963），pp.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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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Mosca，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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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数字引自Russett et al.，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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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Rushton Coulborn，“The End of Feudalism，”in Coulborn，ed.，Feudalism in History （Hamden，Conn.，Archon Books，1965），p.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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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rey，“Political Development，Power and Communications，”pp. 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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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pter，Modernization ，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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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ernard Lewis，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p. 88；Donald N. Levine，“Ethiopia：Identity，Authority，and Realism，”in Pye and Verba，eds.，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 272；Levine，Wax and Gold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pp. 212—213；Margery Perham，The Government of Ethiopia （London，Faber and Faber，1947），p. 76.Eisenstadt，“Political Struggle，”pp.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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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见R.R. Palmer，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Ⅰ ，pp. 373—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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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见R.R. Palmer，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Ⅰ ，347. 楷体为原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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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W.E. Mosse，Alexander Ⅱ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Russia （London，English Universities Press，1958），pp. 69—70，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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