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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社会里，专业性的社会团体都会卷入政治。在普力夺社会，这些团体之所以更加“政治化”，乃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去调停、升华、缓解各团体的政治行动。在普力夺制度下各种社会势力相互赤裸裸地对抗，没有什么政治制度也没有一批职业政治领袖被公认或接受为调节各团体之间冲突的合法中介。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些团体中，对于什么才是解决它们之间冲突的合法而权威的途径，亦不存在共同的认识。在一个制度化的政体中，大多数政治活动家对于解决政治争端所使用的程序，亦即对于官职的分配和政策的抉择，有同样的看法。官职可能通过选举、继承、考试、抽签等办法来分配，或者通过把这些方法和别的什么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政策上的争议可以通过上下级行文、请愿、听证和上诉等途径来解决，可以通过多数选票、协商一致或其他办法来解决。但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究竟应采取何种方法，总会有个一致的看法，并且各个参与政治角逐的团体都承认它们有义务只使用这些办法。事实上西方立宪民主国家和共产党专政国家都是这样的。然而在普力夺社会里，不仅政治活动家是各路好汉，用以分配官职和决定政策的方法也同样是五花八门。各个团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就搞政变。由于缺乏公认的程序，政坛上发生诸如此类的直接行动是司空见惯的。和其他团体相比，进行军事干预，其手段更有戏剧性和有效性，因为这正如霍布斯所言，“没人叫其他牌时，梅花也能当王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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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有效政治机构的普力夺社会里，权力是支离破碎的：衙门众多，授权有限。控制整个体系的权威是短命的，政治机构的软弱意味着权威和官职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因此，对一个头头或团体来说，为寻求权威而作出重大让步没有什么激励。个人在政治上的变化只是当他在社会团体之间改换门庭时，而不是当他将自己原来对小团体的效忠扩大到对能体现众多利益的某种政治机构的效忠时，才被迫发生。故而，“出卖”就是普力夺社会的家常便饭。在制度化社会里，政治家在攀登权威阶梯的过程中，把对社会团体的忠诚扩大到对政治机构和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在普力夺社会里成功的政治家不过是将他在一个团体的身份与对它的忠诚转到另一个团体，如此而已。此类政客最极端的例子是，蛊惑民心的煽动家一朝跳出来，可能会组织起一大批乌合之众，威胁到富人和贵族的既得利益，接着就被选入官府，继而被他原来攻击的势力所收买。另一种不太极端的例子是攀登财富和权力阶梯的分子简单地将他们对群众的忠诚转向对寡头统治者的忠诚，被其利益比他们原先效忠的社会势力所代表的利益要狭窄得多的社会团体所溶解和俘获。在制度化的公民政体中，升迁到顶层使一个人眼界开阔，而在普力夺社会升迁到顶层反而使个人变得鼠目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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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共同体和有效政治机构的普力夺社会几乎能在政治参与演变过程中任何一个水平上存在。在寡头统治水平上，政治行为体们即使在缺乏有效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也具有相对的同质性。共同体仍是社会关联以及政治行动的产物。然而，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政坛上的行为体就越来越多，他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结果，在激进的中产阶级普力夺社会里，冲突越来越激烈，而在群众的普力夺社会里，冲突就更加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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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力夺的一切阶段里，各种社会势力直接相互作用，很少或压根儿就不将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在普力夺寡头统治社会里，政治就是个人和家庭集团之间的斗争；在激进的普力夺社会里，政治就是各小圈子之间的斗争加上制度性和职业团体之间的斗争，在群众普力夺社会里，各种社会阶级和社会运动主宰一切。各种社会势力的规模、力量和差异性的扩大使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令人越来越不能忍受。在一个制度化的社会里，新兴团体参与政治体系会缓和紧张形势，通过参与，新兴团体被政治秩序所同化，比如英国扩大选举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然而在普力夺社会里，新兴团体的参与不是缓和而是恶化这种紧张形势。新兴团体的参与使得政治行动中采用的对策和手段变得光怪陆离，从而促使政体分裂。新兴团体动员起来了，然而没有被同化。不列颠政治参与的扩大使得迪斯累里（Disraeli）的一分为二的英国融合为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在同样一分为二的阿根廷，却使双方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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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公民政体直接随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稳定，普力夺社会却随着政治参与范围的变化而变得更不稳定。随着参与的扩大，持久性随之降低。军人寡头统治能延续几个世纪，中产阶级体制能延续几十年，群众政体通常只能延续几年。群众普力夺政府体制或者是通过极权政党的夺权而被改造，犹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或者较倾向传统的社会精英试图通过独裁途径降低政治参与的水平，犹如在阿根廷。在一个既没有有效的政治机构也没有能力去发展这些政治机构的社会里，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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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从寡头普力夺制度到激进普力夺制度：突破性军事政变和作为改革者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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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普力夺政府主宰过19世纪的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帝国统治并没有促进地方自治政治制度的发展。独立战争造成了制度上的真空——用莫尔斯（Morse）的话来说，独立战争将国家“斩首”[7] ，当地欧洲人后裔就试图照抄美国和共和政体法国的宪法章程来填补这个真空。然而在一个极为专制和封建的社会里，这些章法无法生根。这就使得拉美国家各种社会势力壁垒森严，政治制度软弱而低劣，无从使社会现代化。于是，在处于政治参与扩大时期的国家里，政治运动一直带有“人人有份、利益均沾”的格调，犹如工团主义和法人团体那样。甚至在20世纪的加勒比、中美洲、南美洲西部国家和巴拉圭等地仍然存在寡头普力夺政府。在中东地区也普遍如此，因为奥斯曼帝国政权瓦解之后，英法两国只部分地或间接地取代了统治权，其余地区就形成了合法权威真空，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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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寡头普力夺社会里，大地主、教会头面人物和握有军权的人是主宰社会的势力。各种社会机构的权力划分仍然不明确，统治阶级成员易于而且经常集政治、军事、宗教、社会和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权于一身。政治上最活跃的集团本质上仍然是农村的。家族、集团、部落之间为权力、财富和地位而进行无情的斗争。政治上带有霍布斯式的个人专断模式。对于如何解决争端，不存在一致的认识；政治组织或制度如果存在，也是极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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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寡头普力夺政府最终都演变为激进的普力夺政府，但是，并非所有激进的普力夺政体都曾经是寡头普力夺政体。有些激进的普力夺政体乃是由中央集权的传统君主制演变而来的。此种政治体制只要政治参与是有限的，通常都具有高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它们的政治制度碰到社会变革时，仍然是僵硬而脆弱的。它们不能适应中产阶级参与政治这种情况的出现，中产阶级集团的出现导致传统君主体制统治的覆亡或崩溃，预示着社会将进入普力夺阶段。于是，社会就从公民传统秩序演变到激进的普力夺秩序。政治参与扩大的代价就是制度的衰朽和公民政体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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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普力夺体制的第三个来源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在非洲、中东和南亚，西方殖民主义削弱了甚至常常彻底摧毁了当地原有的政治制度。即使在采取“间接统治”的地方，它也破坏了合法性的传统源泉，因为当地统治者的权威显然要看帝国主义宗主国的脸色行事。殖民主义的反对派通常在当地上层或次等上层集团的后裔中形成，此等人士强烈信奉现代价值，他们的观点、职业和功能本质上是中产阶级那一套。由于殖民帝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军事优势，独立运动在性质上就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在伦敦和巴黎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中了民族独立和民众政府，并试图发展群众组织以使之成为现实。只要殖民政权维持住自己的统治，它就常常会阻止政治组织的建立，然后它也常常会仓猝地结束它的统治。殖民主义者反对建立政治组织，后来又匆匆忙忙准备让殖民地人民实行民族独立，二者加起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当地上层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各种政治组织之前，民族独立就来临了。甚至在那些于争取独立斗争的年代里已经发生过大规模群众卷入的地方，这种斗争赖以立足的社会动员水平仍然常常是很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只是一种人为的现象，并不足以在永久性的基础上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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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属于上述情况中的哪一种，独立之后，人数不多、现代化了的知识分子上层所面临的都是一个庞大的、光怪陆离的、无组织的且仍然是高度传统的旧社会。20世纪60年代的非洲和19世纪20年代的拉丁美洲何其相似乃尔。在拉美，欧洲人后裔试图强行推行一种不适合他们社会的共和制机构。在非洲，上层人物也试图强行推行一种同样不适合他们社会的群众制度。在这两地，政治权威衰朽了，制度枯萎了：拉丁美洲各国的宪法变成一纸空文；非洲的一党之国变成无党之国。制度真空就只好由暴力和军人统治来填补。在拉丁美洲，低水平的现代化意味着一个相当持久的寡头普力夺统治时期。在非洲，较弱的社会分层和历史时机的差异造就了激进的普力夺政体。这样，摇笔杆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在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中领导了“突破”。这些人然后又被中产阶级的军官们撵下台，因为他们缺乏持续的动员政治支持和组织政治力量的后劲，无力填补卷了铺盖的殖民统治者所留下的权威和合法性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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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从绝对君主专制或寡头普力夺转变到激进普力夺政体，军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初露头角时不是穿着商人的外衣而是佩戴着上校的肩章。在寡头普力夺社会，权力之争常常是政变，但这些只不过是寡头统治者内部彼此取代的一种“宫廷革命”罢了。最高领导人更换了，但在政府权威和政治参与的范围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改观。军人机构与规章缺乏自主存在。寡头统治社会的大头目很可能是一位“将军”，但他通常又是一个地主、一个企业老板和一个独断专行的领袖，这种人，像索摩查（Somoza）或特鲁希略之流那样，对自己同时从政、经商、当地主的一身多任，从不加区别。事实上，他滥用一切的政治手段——贿赂、武力、哄骗、威胁、花言巧语，这些手段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普力夺社会里是各特定集团的拿手好戏。军人参政或各军人集团集体参政时，必然会有军官团分化出来，这种伴随着中产阶级兴起而分化出来的军官团乃是一种半自主性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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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军官团在适当时机就开始获得一种独具的特点和精神。它越来越多地从稳健的社会阶层中吸收新成员；它的成员在国内外受到不同凡响的教育；军官们能够接受舶来的民族主义和进步思想，发展出了在社会其他地方很少见的干练和技能。与大学生特别是曾经在国外留过学的大学生在一起，这些军官构成了社会上最现代化最进步的团体。经常和教师、公务人员、技术人员等民众团体紧密结盟的这些中产阶级军官越来越厌恶寡头统治的腐化、无能和消极状态。这些军官和他们的民间盟友会伺机组织起秘密团体，探讨国家的前途，并密谋推翻统治者。有时，这种密谋导致反叛并推翻寡头统治。这种政变不同于寡头统治时代的政府政变，因为其领导通常来自中层而不是上层军官。军官们团结起来是为了效忠于一个共同目的，而不是追随某一个领袖人物。他们通常有一个社会、经济改革和振兴国家的计划，伴随着政变，暴力发生有量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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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标志从寡头统治模式下的政府政变或宫廷革命转变到激进中产阶级模式的改革政变。[8] 例如，伊拉克从1932年独立起到1958年一直牢牢地控制在寡头普力夺的铁腕之中，其政治就是炙手可热的军界高层人物之间的政变和反政变的把戏。1958年推翻努里·赛义德（Nuries Said）并没有打破普力夺政治的占压倒性的格局。然而随着君主制的结束及革命和民族振兴的新口号和新计划的颁布，努里·赛义德的倒台确实标志着政治的性质和合法基础发生了质的变化。同时，它还标志着，政治参与的范围在量上也有了显著的扩大，因为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夺取了政权，官僚和职业阶级进入政治的道路也已廓清。1949年叙利亚军人推翻议会政权也同样使政治参与由原来相对人数较少的上层集团大体上扩大到了中产阶级分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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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传统的君主统治转变到中产阶级普力夺政体的过程中，军人也起了中介作用。在君主集权官僚体制中，军队是最现代和最有内聚力的典型，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去加强军队，到头来往往变成这支军队的牺牲品，这也是很典型的。但是，和从寡头统治开始转变不一样，在传统的君主政体中，那些导致中产阶级出身的军官夺取政权的政变，总要与先前的惯例一刀两断，同时为了刷新政治，也免不了要浴血奋战。它一下子就打破了正统，结束了原先那种平静的（如警棍下的）统治。请看，1889年巴西军人推翻了君主制，戏剧化地使政权从东北部的甘蔗种植园主手中转到了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经营咖啡和商业的人士手中。反对君主独裁的泰国“1932年革命”确立了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官僚、军界人士的权力，矛头直指与朝廷和王室勾结在一起的传统统治集团。1952年埃及的政变同样导致了中产阶级军人掌握政权，虽然埃及被推翻的王朝并没有多少合法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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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些早期阶段，军官在促进现代化和进步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向寡头挑战，推动社会和经济改革，推动民族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政治参与的扩大。他们抨击浪费、落后和腐化，他们向社会宣传效率、诚实和效忠国家一类典型的中产阶级观念。像西欧信奉新教的企业家一样，这些非西欧社会的军人改革者体现并推进着清教主义；尽管这种清教主义也许不太像激进革命派那样走极端，然而仍然堪称是他们社会里别具一格的创新。19世纪后期军人领袖和军人团体在拉丁美洲颇为庞杂的社会里起到了这种创新作用。在巴西，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军官们和他们的民间盟友采用实证主义作为他们发展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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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军官团的专业化促使他们对现代化和国家振兴产生了更大的决心，并将军队参与政治的典型方式从个人大权独揽转向集体军人政府。[10] 在20年代的智利和巴西，中产阶级军人团体推行过激进的社会改革计划。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其他拉美国家诸如玻利维亚、危地马拉、委内瑞拉、萨尔瓦多、秘鲁和厄瓜多尔的军官也同样发起过类似的计划。而在这些国家，传统的保守主义和寡头的势力仍旧是很强大的。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的军人起过类似的作用，现代化中产阶级军人1949年在叙利亚、1952年在埃及、1958年在伊拉克先后夺取了政权。1958年巴基斯坦和缅甸的军事接管者们和中东的情况大体雷同，虽然被黜的政治权贵和继任的军人头目之间社会背景的差别比中东的要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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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的普力夺政体的出现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它通常牵涉到一长串的政变和沿革，其间各种团体为争夺政治权位而相互倾轧不已。最初推翻传统的政治机构或破除寡头统治政治模式时，表面上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问题通常要复杂得多。实际政变发生之前，酝酿和准备往往已进行了好几年。1932年泰国民党的成员20年代曾在巴黎参加过留学生和青年军官组织的讨论会。埃及军事学院的士官生在1938年就组织过“埃及的社会和政治动乱”的专题讨论；在40年代，埃及军界的民族主义派别和团体曾经历过一系列的组合和再组合。1949年自由军官团正式成立，3年以后它夺取了政权。[11] 通常中产阶级军官在推翻现政权之前，已经进行过一次或数次不成功的夺权尝试。这些“可预料性政变”是火力侦察过程的一部分，看看谁支持、谁反对，考验一下在位王朝或寡头统治的实力怎样。当权集团采取镇压行动，对流产政变的始作俑者进行处决或流放。这种斩杀某些“上层反对派”的做法只能达到现政权的眼前利益，从长远观点看，这样反会使剩下的“上层反对派”分子加强内聚力、谨慎和精明，从而削弱了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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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政变取代传统或寡头统治的政治格局在其节制性和有限性方面与大家熟悉的布林顿（Brinton）革命模式有相似之处。在为了发动政变而建立军民联盟的过程中，必须强调最有广泛号召力的那些目标，拥戴一个既能获得所有参与政变团体信任又比其他成员跟旧政权更有联系的温和、折中的军事首领为政变团体的头目。这样，旧政权崩溃后，温和派接掌政权就水到渠成。然而好景不长，参与政变诸方之间的争端很快就激化，内讧层出不穷，比较激进的雅各宾式分子伺机试图通过强化政变，从温和派中夺取权力。强化政变彻底埋葬了旧政权，中产阶级分子随之建立起自己对政坛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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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复杂的可预料性政变、突破性政变和强化政变构成了大多数从传统或寡头普力夺政权向中产阶级普力夺政权转变时的特点。在埃及，自由军官团原计划于1952年3月发动政变，但是后来推迟了。政治骚动的升级促使自由军官团于7月果断地夺取了政权。嗣后18个月中，政变又经历了其强化阶段：共产党人、华夫脱、穆斯林兄弟会等反对派集团相继被干掉了，比较保守的分子曾试图团结在颇得人心的温和派人物纳吉布（Naguib）周围，但在1954年4月，他被比较激进的纳赛尔（Nasser）所取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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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君主专制王朝被推翻之前，历史进程也大致相似。泰国的第一次政变发生于1932年6月，其时一批百姓和军人夺取了政权，将王室成员投入监狱，并敦促国王接受有限的君主制。颇为保守的文官披耶玛诺（Phya Mano）出任总理。1933年春，披耶玛诺总理拒绝了政变时民间知识界领袖人物比里·帕侬荣（Pridi）起草的经济计划，导致了一场危机。军方头目们从内阁辞职，然后就采取反政府的行动。“同样是不流血的第二次政变成功了，不过这次政变的矛头是对着披耶玛诺及其追随者。披耶玛诺被指控为袒护王室全面复辟”。第二次政变完成了第一次政变未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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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政变之后，民党分子或者表示谦让，或者隔岸观火，等待时机。他们并没有派出自己人马到旧衙门去当官，而是宣称自己缺乏从政经验，需要挽留一批旧的王党分子坐守原职。第二次政变纠正了第一次这种错误的策略。这一次民党用自己的人取代了旧政权所有的文武百官，不管他们如何缺乏从政经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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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胡斯尼·扎伊姆（Husni Za’im）上校领导的叙利亚新兴的中产阶级政变推翻了库阿特利（al-Quwwatli）总统的政府，夺取了政权，同年8月萨米·哈纳维（Sami Hinnawi）上校发动政变，又赶走了扎伊姆。有人用过类似上述的语言来描绘这两次政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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