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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在组织上着眼于避免解放大会和国家联盟的某些弱点，这很有意义。像缅甸军人一样，埃及军事领导人至少在理论上放弃了大众组织的形式，开始重视一种由精英分子组成的组织或者干部组织。他们将其成员区分为积极的和不积极的两类，并在开始时将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全部成员限制在总人口的10％之内。[62] 然而到后来该组织还是急遽膨胀起来，两年后据说就拥有500万盟员。1964年，传说纳赛尔曾试图另组一个成员只有4000人的核心集团来弥补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缺陷，使之成为联盟内的“统治党”。纳赛尔的用心是，“当他万一遭到不测时”，这个新组织“能够实现权力的和平移交，并使他的政策继续得到贯彻执行”。[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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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甸和埃及，军人开始皆试图建立起群众性的全国协会，让所有人都去参加；当这样做不顶事时，他们就掉过头来在缅甸和埃及分别建立了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干部党，其党员人数有限，但条件却很严。军人领袖这样做反映了他们规避政治的初衷。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其他国家竭力把“融合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和协调各集团之间的斗争，视为合法化进程和正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埃及人却憧憬一种能有效地运作并能公平地将个人作为个人来对待的组织”[64] 。人人加盟是因为假定了人人一心。这当然正是政治组织所要达到的目标。然而，无论缅甸还是埃及的此种组织都不足以起到那些必须由政治制度来起的作用。这些组织吸收所有的人加入，但权力仍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它们既不能反映各种社会势力的结构，也不能成为主导的社会力量借之扩大、节制权力并使权力合法化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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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和埃及的军人领袖并不是从既存的团体，即军人统治集团着手，对之加以整顿并使之制度化，而是从零开始，去搞民族共同体，并企图把它组织起来。他们使劲给并未在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势力内部生根的组织打气，以为这样就可以马上使这种组织获得生命力。其存在价值受到自己的成员及外界人士尊重的组织才称得上制度化的机构。一个人人都能参加或必须参加的组织，比起一个很小部分人才得以参加的组织，其成为制度化机构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如果人人都是党员，”哈尔彭问道，“那谁还会在乎是不是个党员呢？”[65] 在缅甸和埃及，参加政变军官们将自己组成有形的实体——在缅甸是革命委员会，在埃及是革命指挥委员会——来指导政府，这样的实体本应成为新的政府结构的中枢机关。埃及的自由军官，如瓦蒂丘蒂斯（Vatikiotis）所说，是“一个粗具党派规模的政治团体”[66] 。然而，自由军官拒绝承认他们已经具备雏形政党的实际，从而也就自甘放弃了使自己的作用制度化的机会。他们并未使革命指挥委员会成为新的政治制度的中枢机关，反而于1956年新宪法颁布纳赛尔当选为总统之时，解散了这个委员会，以为政府文件和全民投票将会缔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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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埃及就没有建立起能够推动新的统治上层在社会组成方面发生变革的组织。据说纳赛尔曾渴望“与专业人员和知识阶层中的文职团体形成更密切的联盟”[67] ，以改变政府高级官员都是来自军队的状况。而问题却在于：引荐新人的同时不能使原来军队中最重要的支持力量疏而远之。要做到这一点，党组织确实不失为一种办法，因为它能为军民双方提供一个尽忠和认同的焦点，这样也就有了区分人才良莠的标尺，而无需顾及其出身是文还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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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不是首先巩固核心，然后再向外层扩大，而是由外而内，企图一下子把全体国民都组织起来。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就埃及的民族联盟评述道：“由边缘向中心建立起许多委员会，形成一个蜘蛛网，围绕着首都开罗，这种设想可能颇有吸引力，甚或是有用的。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68] 伤脑筋的是，很多事往往都办不成，人民对国家的施政更缺乏理解。一到选举之际，村民仍然把票投给当地的权势家族，蜘蛛网上的线在尚未达到开罗之前早就分崩离析了。”[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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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此种超党派的政治框架方面，巴基斯坦尝试过别的办法。和1952年前的埃及一样，1958年前的巴基斯坦表面上具有一个统治基础狭窄的议会制政权，参政者只有少数寡头人物和知识阶层的团体。然而，行政官僚机构才是权力的重心所在。1953年4月，当总督顺利地解除了在国民议会一直拥有相当多数支持的总理时，巴基斯坦短暂的民选政府或曰党派政府也就随之呜呼哀哉了。实际上，这次变迁造成了由官僚和政客两方合作的政府体制，而后来在1958年发生的政变也只不过是将无效能的文职官僚手中的领导权转移给有效能的军人官僚而已。然而穆罕默德·阿尤布·汗陆军元帅不像纳赛尔，他充分理解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并对如何缔造起适合巴国国情的制度结构，早就胸有成竹。早在大权在握的四年之前，即1954年10月，当他担任国防部长时，阿尤布·汗就写了《巴基斯坦当前和未来的问题》这部备忘录，确定了他的治国蓝图。[70] 1958年后巴基斯坦创立的新制度基本上是有意识的政治计划的产物。和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任何领导人比起来，只有阿尤布·汗最接近于担当起了梭伦或来库古的角色，抑或柏拉图或卢梭理想中的“伟大立法者”的角色。巴基斯坦新的政治制度是分三步建立起来的。其中两步是阿尤布·汗的得意之笔，另一步则是政治现代化的需要迫使他不得不采取的。阿尤布·汗设计的两步意在一方面规定权力集中，一方面规定有节制地扩张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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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基本民主制”，是阿尤布·汗的第一步棋，实际上就是提供民众参政的主要制度性手段。“基本民主制”是在军事政变一年后创设的，旨在产生出民主制度的体系。这种体系，用阿尤布·汗的话来说，“将简单明了，实行方便，花费不大；交付选民议决的问题，应能被选民理解，无需别人越俎代庖，保证所有公民皆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有效地参与，从而产生相当有力而稳定的各级政府”[71] 。各级委员会建立起来了。基层的联盟委员会大致由10名成员组成，每个成员代表1 000人，由普选产生。由基层联盟委员会的主席加上相同数量官方任命的成员组成了上一级的县委员会。再上一级就是专区委员会，同样由一半文职人员加上一半由省长在民选的基本民主派人士中任命的成员组成。再上一级就是省委员会，其组成和专区委员会相似。这些组织主要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地方政府、行政协调和主办选举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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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的联盟委员会选举于1959年12月至1960年1月举行，50％合格的选民投了票。当选的近80000名基本民主派人士构成了政治积极分子的核心队伍。他们多数都是政治上的生手，根据当时的选举办法，就全国人口分布而言，他们颇具代表性。大多数当选的基本民主派代表都识文解字，家境自然也都是富裕的。其中50 000多人务农为生。[72] 1959年前的巴基斯坦政治几乎就是城市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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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公众舆论仅见于城市中产阶级、地主和某些宗教领袖的议论之中。对于建立一个持久而有效的国家来说，这个基础就显得狭小而不稳……政治活动大部局限在立足于城市地区的政客小圈子之内。普通人，特别在农村区域，对于省会或首都进行的纵横捭阖，是一无所闻或漠不关心。老百姓还不觉得自己是正儿八经的选民。[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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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民主制将政治带到农村地区，并建立了一支农村政治积极分子的队伍，准备在地方和全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巴基斯坦的政治活动首次开始从城市向外延展到广大的农村。这样一来，政治参与就扩大了，政府获得了新的支持来源，在建立政府与农村之间的制度化联系方面也前进了一步，而这种联系又正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为了政治稳定而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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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民主派的这些代表，在某种意义上与另外两个已经活跃于巴基斯坦政坛上的社会集团是相互竞争的。既然立足于农村，他们就与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有隔膜，并与后者在利益上有抵触。一位巴基斯坦部长曾警告基本民主派人士说：“整个知识界是反对你们的。”[74] 另一方面，基本民主制的结构必然使得官僚利益和大众利益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用阿尤布·汗的话来说，基本民主制的目的就是要确保“每个村庄，以及每个村庄的每位村民都能在处理国家事务上成为政府的平等伙伴”[75] 。该国并没有在行政结构之外另起炉灶，搞一套完全自主的政治结构，而是致力于创建融官僚体系和民间人士于一体的混成结构，其上层由官吏或官僚掌舵，其基层由民间人士撑腰。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文职官员和民选领袖之间的摩擦。然而，两者之间的斗争在单一的制度框架之内进行，这反而有助于加强此一框架，并使官员和民选代表皆能与之认同。民众表达对官僚的不满和官僚执行政府的政策都是通过基本民主制结构这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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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基本民主制在政治上，（1）使全国一大批地方政治领袖介入了政治体制；（2）在政府和农村人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而农村人口的支持正是局势稳定所必需的；（3）建立了能对官僚作风进行抗衡的民众力量；（4）为疏导今后政治参与的扩大，提供了一种结构。这样，基本民主制就成了一种工具，借此构筑政治体系中权力扩张的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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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革新的重大措施上，阿尤布·汗盘算的第二步棋，首先着眼于制定出有效的集中政府权力的办法。这个目标是通过在阿尤布·汗指挥下制定于1962年6月生效的新宪法达到的。新宪法结束了此前使得权力集中在阿尤布·汗手中合法化的军事戒严法。这个宪法以强有力的总统制代替了1958年前的软弱议会加上强大官僚的统治体系。虽然宪法有些地方似乎是仿照美国体制的模式，但在实际上，巴基斯坦行政首长的权力远远超过美国的总统，甚至比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的权力大得多。对总统权力在制度上的主要约束乃是来自司法机构而不是立法机构。在这方面，该国体制更近似于法治国家模式，而不是自由民主模式。但是，集权于总统确实也就建设起一种制度，借此可以对过去一直是真正的权力中心——官僚体系——实施有效的制约。总统任期为5年（可连任一次），由80 000名基本民主派代表组成的选举人团投票选出，这些代表当然也是民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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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民主制加上总统制宪法，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政治制度的框架。对于阿尤布·汗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他和纳赛尔一样，特别激烈地反对政党。在从1958年10月到1962年6月实施军事戒严法期间，政党被宣布为非法。制定宪法时，许多领导人促请写上允许党派存在的条款，但阿尤布·汗一直拒绝这些要求。所以宪法明文规定，除非议会作出相反的决定，党派是违禁的。当宪法即将生效时，加上反对派又发起了一场攻势，阿尤布·汗的僚属再次力劝他把政党作为现代政体中必要的机构接受下来。他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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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律节制的政党，能为代表政府动员群众提供组织框架。政党能明确区分哪些集团只是反对政府的某些政策，哪些集团主张废除全部宪政结构，从而进一步有助于政府动员民众。最后，政党还能分化反对派的领导。[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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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点终于使阿尤布·汗勉强地默认了政党的合法化。好几个政党组成了，其中包括一个由支持政府的人所组成的政党。由于阿尤布·汗希望保持其作为国家领袖的超党争地位，他的追随者所组成的党成了“一个幕后党而非在朝党”[77] 。然而，在第二年中，因需要为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谋取支持，阿尤布·汗被迫慢慢放弃了他的超脱地位，与认同于他的政党开始认同。1963年5月，他正式参加了该党，不久就当选为其主席。他就此解释道：“我这样做，实在是违心的。因为我不得不按他们的那一套办。而他们那一套迫使我必须有所归属。否则，谁又来归属于我？这个理由很简单。我承认自己失败了。”[78] 政治参与逼着他勉强而违心地但在实际上却是全盘地接受了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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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秋的总统选举加速建立了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党派与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基本民主制结构二者之间的联系。在选举第一阶段，人民选出了80 000名基本民主派代表；他们之所以当选，部分是根据他们对有关地方问题的态度和他们的声望，部分是根据他们对两个主要总统候选人的认同。在第二阶段，候选人及其政党必须动员基本民主派的代表来支持自己。这样，竞选活动就促使并刺激全国性的领导人深入下层，求助于当选的基本民主派的地方头面人物，并与他们结盟。在宪法规定的权力集中和基本民主制带来的权力扩张两者之间建立起不可缺少的制度性联系方面，阿尤布·汗原本不想要的政党，现在帮了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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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甸和埃及，军人领袖为使参与制度化和权力合法化而致力于组织民众协会，到头来是一事无成。两国领导人后来都不得不改弦更张，下功夫去组织如果不是名义上至少是事实上的所谓干部党。在巴基斯坦，阿尤布·汗在制度上的创新，为了能够有效地运作，终究还是需要引进政党。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领导人都抵制过政党，但最终还是被迫接受了政党，否则就会面临非法性和动荡。也有其他的情况，那就是军人领袖比较自愿组织政党，并着手缔造能创立长治久安之基础的现代化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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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将领们缔造政治制度的显例，也许当推墨西哥。20世纪20年代末，卡列斯（Calles）和墨西哥革命的其他军人领袖建立了国民革命党，并在实际上使革命党得以制度化。这个制度的建立使墨西哥的政治体制能同化许多新的社会势力，例如30年代在卡德纳斯（Cárdenas）领导下崛起的城市劳工和乡村农民势力。它还建立了一个足以抵制破坏性社会势力从而维持政治领域完整性的政治制度。墨西哥是19世纪拉丁美洲军事插手政治搞得最凶的一个国家。20世纪30年代之后，军队告别政坛，墨西哥遂成为少数在制止军事政变上获得某种程度免疫力的拉丁美洲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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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场全面的革命不是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由其将领所领导的，但革命能带来全面的果实，也不可不说是墨西哥军方的特殊成就。土耳其的基马尔和其他将领的成就，虽未形成完整的社会革命，但堪与墨西哥军人的成就相媲美。一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基马尔就敏感地意识到有必要创立一种治理土耳其国事的政治制度。青年土耳其党于1908年夺取了政权。一年以后，基马尔就主张军政分家，要求那些希望继续从政的军官辞去军职，那些希望继续保持军职的人则不能插手政治。“只要军官一日留在党内，”他在一次联盟与进步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就既不能建设一个强大的党，也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由军队来撑腰的党决不会对国民有吸引力。让我们现在就当机立断，所有希望留在党内的军官必须辞去军职。我们必须立法，禁止任何军官有党派归属。”[79] 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并未听从他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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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战事告终，基马尔才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军中唯一的民族英雄的身份，有机会去主宰事态的发展。1919年7月，正值反对奥斯曼苏丹和法、英、希干涉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斗争开始之际，基马尔辞去军职，脱掉戎装，此后就几乎一直着民服出现在公众场合。他说，他的权威来自当选为安纳托利亚护权协会的主席。1923年8月，当土耳其国家的独立成功在望时，该协会遂改组为共和人民党。其后该党统治土耳其达27年之久。在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和政党的过程中，基马尔和他的许多同僚都是军人。但他坚持，他们必须在军务和政治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抉择。他宣布：“指挥员在考虑和执行军事职责和使命时，必须当心不让政治考虑来影响他们的判断。他们必须牢记，国家有专司政治方面事务的其他官员。一个军人不能用饶舌和玩弄政治来履行自己的职责。”[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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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都是由搞政治的将军建立起来的。卡列斯和卡德纳斯在墨西哥，基马尔在土耳其，分别都是建党的旗手。在这两个国家，政党领导的主干力量都是行伍出身。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党都脱离了那些起初把它建立起来的团体，获得了制度化的存在。这两个党的军人领袖都文官化了，并渐次为文官领袖所取代，虽然这种情况在墨西哥比在土耳其更为明显。这两个党，作为组织良好的政治团体，都得以建立起能有效制衡军队的政治力量。在墨西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1946年由军人转交到文官手中。到了1958年，在29名州长中军人只占7名，18名内阁部长中军人只占2名。“在执政党和政府内，文职专业性文官占了优势，”一位观察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指出，“他们是真正的决策人。军队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在与军队无关的问题上采取行动时，他们无需和军方商量。就是在军事问题上，他们能够也确实反对过军方的意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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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通过执政党的机制，也开始了虽不是像墨西哥那么成功却也称得上是类似的文官化进程。1924年总参谋长被排除在内阁之外。军官出身的人占政治职位的数字逐渐下降。在1920年，军官占大国民议会议员的17％；1943年降到12.5％；1950年则仅占5％。1938年穆斯塔法·基马尔（Mustafa Kemal）去世后，领导权转到他的同僚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手中。此人和基马尔一样，出身军界，但已干了20年文官。1948年第一次在内阁中未包括任何一位前任军官。在1950年举行的选举中，反对党也就和平地上了台。十年之后，该党领导压制反对派的行动，激起土耳其军队在基马尔传统的名义下重新问政，建立一个短暂的军事政权，1961年遂又还政于自由选举产生的文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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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的传统君主制一直统治着土耳其，直到1908年，它才被一个中产阶级性质的军事政变所推翻。政变造成的普力夺政治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初，其时基马尔借助建立有效的党派组织将局势稳定下来。墨西哥和土耳其是两个值得注意的样板，两国都是军队孕育了党，有政治头脑的将军建立起政党，而政党最终结束了有政治头脑的将军的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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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中，在效法土耳其和墨西哥将军们的成功经验方面，韩国军人干得最漂亮。朴正熙在1961年夏天夺取了韩国的政权，其后几乎整整两年当中，他一直处在双重的压力之下。一方面，美国向他施加压力，要他重建文官统治；另一方面，他自己手下的强硬派要保留权力，将文官拒之于门外。为了试图解脱此种困境，他答应于1963年举行大选，并设法参照基马尔的方式将自己的权力基础从军队转移到政党。与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军人领袖相反，韩国的军人领袖承认政党，并在他们草拟的国家新宪法中，写上了规定政党地位的条款。韩国宪法不但决未非难或禁止政党，反而对政党特别予以强调。巴基斯坦的1962年宪法禁止候选人认同自己为“某一政党或任何类似组织的成员，或者得到其支持”。相反，1962年的韩国宪法却规定，每一个候选人“必须由其所属的政党来推荐”。阿尤布·汗理想中的立法大员是思想高尚的，独立的，与任何组织都无瓜葛，但韩国的宪法相反却规定，国会议员“脱离或改变党籍时，或者当自己的政党解散时”，就失去议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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