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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2月，朴正熙宣布他将参加预定在下一年举行的总统选举。整个那一年，军人政府的几个成员开始从国库转移资金，准备为建党所用。1963年初，朴正熙的侄女婿金钟泌准将辞去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之职，着手组建民主共和党这个政治组织，以便支持朴正熙将军。由于过去曾掌管情报工作，金钟泌曾有充分的机会去观察朝鲜劳动党的组织效率，所以他在组织韩国的民主共和党时遵循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金钟泌还从军队中带过来大约1 200名聪明能干的军官，据说还弄来了一笔很可观的公款。凭着这些，他当然不难创建起一个相当有效的政治组织。在中央，他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书记处，其活动经费开始由韩国中央情报局资助，并从军队、大学和报界招罗才干来充实其队伍。在地方一级，他在每个选举区都建立起一个4人书记处，每个道成立一个8人组成的局，其任务是深入研究本地区的政治问题，争取支持，建立组织，并物色候选人。全党上下的运作管理显具组织行家的慧眼。[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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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正熙于1962年12月宣布他作为候选人的决定，这立即引起军人政府中那些认为军队无须通过选举使其统治合法化的成员的反对。朴正熙解除了军人政府中的四个反对派，旋即面临军人政府留任成员的一场全面反叛。有人进言道：“全军都在反对你。”他被迫让金钟泌将军出洋，并在2月宣布退出竞选。3月，军人政府正式宣布1963年将不会举行选举，军人统治再延续四年。时局的这种发展立即引起美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亦引起那些正在寻找机会向军人发动挑战的文职政客的非难。如果取消选举，美国就威胁要制裁；如果举行选举，军队就威胁要政变。朴正熙进退维谷，整整6个月，他一直在走钢丝。最后到9月，民主共和党的组织工作大有进步，以至于军官们对选举可能产生的结果，已经不那么忧心忡忡，而反对党派的活动也已发展到倘若取消选举就势必发生大规模民变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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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0月的总统选举袒护政府方面，但它仍不失为韩国历史上最公正的一次选举。朴正熙将军获得45％的选票，他的主要对手获得43％的选票。在议会选举中，民主共和党获得32％的民众选票，却赢得了议会175个席位中的110个，因为反对党派的票数太分散。未出始料，反对派席卷了各大城市，而支持政府的党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强大的支持。三年之中，军人政府就脱胎换骨为一种政治制度。三年之中，由普力夺的刀把子维持政权的军人干政转换为权威建立在民众支持基础之上，并由竞选使其合法化的军人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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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赢得对全国政府实行控制之后的三年中，朴正熙将军的政权就有机会进行许多改革，其中最显赫的是签订日韩关系正常化条约。根据该条约，日本将赔偿韩国数亿美元的战费。但对该条约，来自反对派和学生的反对呼声很强烈。1965年8月在履行该条约的正式批准手续时，发生了广泛的骚动和示威；整整一个星期10 000多名学生在首都街头连续抗议，要求推翻政府并废除此项条约。正是这样的示威在1960年推翻了李承晚政府。但朴正熙将军可以信赖军队的忠诚和农村的支持。他坚持，既然军队已洗手政治，学生亦应如此。他说，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一劳永逸地结束“学生干涉政治的坏习惯”。全副武装的一个师进驻了首都，韩国大学被占领，几千名学生被投入监狱。在一个普力夺社会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像朴正熙的这一手，本算不了什么。但从长远观点来看，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党政府体制应能逐步消除学生和军人卷入政治。随着韩国政治的稳定而出现的经济日趋繁荣，也有助于降低好斗学生干涉政治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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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尤布·汗在巴基斯坦，卡列斯和卡德纳斯在墨西哥，基马尔和伊诺努在土耳其，朴正熙和金钟泌在韩国及像里维拉（Rivera）在萨尔瓦多的业绩表明，军人领袖能够成为政治制度的建筑大师。然而经验也表明，他们在各种社会势力不很发达的社会里最能大显身手。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的悲剧，关键在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太发达，以至于不可能产生纳赛尔或阿塔图尔克一类的风云人物；其社会太复杂而多样化，以至于不可能接受军人政权的领导。任何一个巴西军人领袖都不得不煞费苦心在地区性、工业界、商业界、咖啡种植园主、劳工以及其他利益集团之间折冲樽俎，求得平衡，因为这些势力共享巴西政权，没有他们的合作，政府就寸步难行。任何一个巴西政府，无论以何种方式，最终都不得不与圣保罗的工业大亨们妥协。纳赛尔没有这个问题，因而他才能是纳赛尔；同样阿塔图尔克也只需和一个小小而同质的社会精英集团周旋。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玻利维亚，致力于现代化的军人政权上了台。然而对于巴西来说，无论是由军人领导来搞现代化，还是由军人来充当制度的建设者，都已错过了时机。社会势力的复杂性会排除由中产阶级军人出来领导政治制度建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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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不怎么复杂和发达的国家里，如果军人愿意参照基马尔模式，他们是能够起到这种建设性作用的。在许多这样的国家里，军人领袖有才华，有干劲，思想进步。和文官比起来，他们不怎么腐化（就狭义而言），并更倾向于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他们的问题常常在主观方面而不在客观方面。他们必须认识到，军人护卫作用只会使他们希望净化的社会进一步腐化，而撇开政治制度化建设的经济发展也只会导致社会的停滞。要使他们的社会摆脱普力夺的恶性循环，他们不能立于政治之上或试图阻止政治。相反，要救国，他们就必须投身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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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参与扩大的每一个层次上，都会出现某些能推动社会演进的选择和机缘，但是当事人如不能及时捕捉，选择和机缘就会稍纵即逝。在普力夺制度处于寡头统治的层次上，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扩张前景的政党体系能否建立起来，就看贵族和寡头们如何动作。如果他们能主动去寻求选票和发展政党组织，国家很可能就此而甩掉普力夺的纠缠。如果甩不掉，又如果中产阶级集团开始参与普力夺政治，那么采取行动的机会就将落入军人之手。对于他们来说，只谈现代化是不够的，只起到护卫作用也是无济于事的。军人领袖此时的当务之急乃是更加积极努力去形成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在许多国家，军人把握到的创新政治的机会，很可能是造就政治制度化而不走上极权主义道路的最后一次契机了。如果军人不能抓住那个机会，参与的扩大就将使社会转变为大众普力夺体制。在这样一个体制中，建立政治制度的机会又从秩序的崇奉者——军人——的手中转移到革命的崇奉者——其他中产阶级领袖——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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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样一种社会里，革命和秩序很可能混为一体。派系、集团和群众运动各自使用自己的武器，相互大张挞伐。暴力盛行，政治败坏，社会和自己过不去。到头来，物极必反，社会堕落的结果就是政治角色的奇异转换。真正无望的社会不是受革命威胁的社会，而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在正常的政体中，保守派致力于维护安定和秩序，激进派则以急遽的暴力变迁相威胁。但是，在一个完全处于混乱之中而必须凭借政治意志来采取积极行动方能收拾残局的社会里，保守和激进这两个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在这样一种社会里，谁堪称激进派？谁又堪称保守派？唯一真正的保守派难道不就是革命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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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文沃思位于美国堪萨斯州，是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所在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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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拉丁美洲，见Charles Wolf，Jr.，United States Policy and the Third World：Problems and Analysis （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67），Chap. 5；John Duncan Powell，“Military Assistance and Militarism in Latin America，”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18 （June 1965），382—392；Robert D. Putnam，“Toward Explaining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World Politics. 20 （Oct. 1967），101—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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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orris Janowitz，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New Nations （Chić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p. 1，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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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David Rapoport，“A Comparative Theory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Types，”in Huntington，ed.，Changing Patterns of Military Politics ，pp. 71—100，以及Rapoport，“Praetorianism：Government Without Consensus，”passim。亦可见阿莫斯·珀尔玛（Amos Perlmutter）有关军事干预的独立研究，该研究的观点与本章有共鸣之处：“The Praetorian State and the Praetorian Army：Towards a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Developing Politics”（unpublished paper，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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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见Bruce H. Millen，The Political Role of Lab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63）；Sidney C. Sufrin，Unions in Emerging Societies：Frustration and Politics （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64）；Edward Shils，“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tates”，World Politics，12 （April 1960），pp. 329—368；Seymour Martin Lipset，ed.，“Student Politics，”special issue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10 （June 1966）；Donald Eugene Smith，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Burma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Fredrick B. Pike，The Conflict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4）：Robert Bellah，ed.，Religion and Progress in Modern Asia （New York，Free Press，1965）；Ivan Vallier，“Religious Elites in Latin America：Catholicism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America Latina，8 （1965），9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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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Dankwart A. Rustow，A World of Nations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67），p.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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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ichard M. Morse，“The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in Louis Hartz，ed.，The Founding of New Societies （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64），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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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Huntington，Changing Patterns ，pp. 32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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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见Caractacus，Revolution in Iraq （London，Victor Gollancz，1959）；Patrick Seale，The Struggle for Syria A Study of Post-War Arab Politics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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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hnson，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 ，pp. 77—79，113—115；L. N. McAlister，“The Military，”in Johnson，ed.，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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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见Amos Perlmutter，“Ambition and Attrition：A Study of Ideology，Politics and Personality in Nasser’s Egypt”（unpublished MS），pp. 11—16；Keith Wheelock，Nasser’s New Egypt ，Th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Series，8（New York，Frederick Praeger，1960），pp.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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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里和以下几页的若干处引自我的论文：“Patterns of Violence in World Politics，”in Huntington，ed.，Changing Patterns ，pp. 3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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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John Coast，Some Aspects of Siamese Politics （New York，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3），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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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lford Carleton，“The Syrian Coups d’Etat，”Middle East Journal，4 （Jan.195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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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obert J. Alexander，The Bolivian National Revolution （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8），pp.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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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eorge Blanksten，“Revolutions，”in Harold E. Davis，ed.，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Ronald Press，1958），pp.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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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dwin Lieuwen，Arm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Frederick Praeger，1960），pp.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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