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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缅甸和埃及，军人领袖为使参与制度化和权力合法化而致力于组织民众协会，到头来是一事无成。两国领导人后来都不得不改弦更张，下功夫去组织如果不是名义上至少是事实上的所谓干部党。在巴基斯坦，阿尤布·汗在制度上的创新，为了能够有效地运作，终究还是需要引进政党。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领导人都抵制过政党，但最终还是被迫接受了政党，否则就会面临非法性和动荡。也有其他的情况，那就是军人领袖比较自愿组织政党，并着手缔造能创立长治久安之基础的现代化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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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将领们缔造政治制度的显例，也许当推墨西哥。20世纪20年代末，卡列斯（Calles）和墨西哥革命的其他军人领袖建立了国民革命党，并在实际上使革命党得以制度化。这个制度的建立使墨西哥的政治体制能同化许多新的社会势力，例如30年代在卡德纳斯（Cárdenas）领导下崛起的城市劳工和乡村农民势力。它还建立了一个足以抵制破坏性社会势力从而维持政治领域完整性的政治制度。墨西哥是19世纪拉丁美洲军事插手政治搞得最凶的一个国家。20世纪30年代之后，军队告别政坛，墨西哥遂成为少数在制止军事政变上获得某种程度免疫力的拉丁美洲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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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场全面的革命不是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由其将领所领导的，但革命能带来全面的果实，也不可不说是墨西哥军方的特殊成就。土耳其的基马尔和其他将领的成就，虽未形成完整的社会革命，但堪与墨西哥军人的成就相媲美。一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基马尔就敏感地意识到有必要创立一种治理土耳其国事的政治制度。青年土耳其党于1908年夺取了政权。一年以后，基马尔就主张军政分家，要求那些希望继续从政的军官辞去军职，那些希望继续保持军职的人则不能插手政治。“只要军官一日留在党内，”他在一次联盟与进步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就既不能建设一个强大的党，也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由军队来撑腰的党决不会对国民有吸引力。让我们现在就当机立断，所有希望留在党内的军官必须辞去军职。我们必须立法，禁止任何军官有党派归属。”[79] 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并未听从他的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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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战事告终，基马尔才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军中唯一的民族英雄的身份，有机会去主宰事态的发展。1919年7月，正值反对奥斯曼苏丹和法、英、希干涉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斗争开始之际，基马尔辞去军职，脱掉戎装，此后就几乎一直着民服出现在公众场合。他说，他的权威来自当选为安纳托利亚护权协会的主席。1923年8月，当土耳其国家的独立成功在望时，该协会遂改组为共和人民党。其后该党统治土耳其达27年之久。在建立土耳其共和国和政党的过程中，基马尔和他的许多同僚都是军人。但他坚持，他们必须在军务和政治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抉择。他宣布：“指挥员在考虑和执行军事职责和使命时，必须当心不让政治考虑来影响他们的判断。他们必须牢记，国家有专司政治方面事务的其他官员。一个军人不能用饶舌和玩弄政治来履行自己的职责。”[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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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和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都是由搞政治的将军建立起来的。卡列斯和卡德纳斯在墨西哥，基马尔在土耳其，分别都是建党的旗手。在这两个国家，政党领导的主干力量都是行伍出身。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党都脱离了那些起初把它建立起来的团体，获得了制度化的存在。这两个党的军人领袖都文官化了，并渐次为文官领袖所取代，虽然这种情况在墨西哥比在土耳其更为明显。这两个党，作为组织良好的政治团体，都得以建立起能有效制衡军队的政治力量。在墨西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1946年由军人转交到文官手中。到了1958年，在29名州长中军人只占7名，18名内阁部长中军人只占2名。“在执政党和政府内，文职专业性文官占了优势，”一位观察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指出，“他们是真正的决策人。军队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在与军队无关的问题上采取行动时，他们无需和军方商量。就是在军事问题上，他们能够也确实反对过军方的意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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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通过执政党的机制，也开始了虽不是像墨西哥那么成功却也称得上是类似的文官化进程。1924年总参谋长被排除在内阁之外。军官出身的人占政治职位的数字逐渐下降。在1920年，军官占大国民议会议员的17％；1943年降到12.5％；1950年则仅占5％。1938年穆斯塔法·基马尔（Mustafa Kemal）去世后，领导权转到他的同僚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手中。此人和基马尔一样，出身军界，但已干了20年文官。1948年第一次在内阁中未包括任何一位前任军官。在1950年举行的选举中，反对党也就和平地上了台。十年之后，该党领导压制反对派的行动，激起土耳其军队在基马尔传统的名义下重新问政，建立一个短暂的军事政权，1961年遂又还政于自由选举产生的文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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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的传统君主制一直统治着土耳其，直到1908年，它才被一个中产阶级性质的军事政变所推翻。政变造成的普力夺政治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初，其时基马尔借助建立有效的党派组织将局势稳定下来。墨西哥和土耳其是两个值得注意的样板，两国都是军队孕育了党，有政治头脑的将军建立起政党，而政党最终结束了有政治头脑的将军的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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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中，在效法土耳其和墨西哥将军们的成功经验方面，韩国军人干得最漂亮。朴正熙在1961年夏天夺取了韩国的政权，其后几乎整整两年当中，他一直处在双重的压力之下。一方面，美国向他施加压力，要他重建文官统治；另一方面，他自己手下的强硬派要保留权力，将文官拒之于门外。为了试图解脱此种困境，他答应于1963年举行大选，并设法参照基马尔的方式将自己的权力基础从军队转移到政党。与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军人领袖相反，韩国的军人领袖承认政党，并在他们草拟的国家新宪法中，写上了规定政党地位的条款。韩国宪法不但决未非难或禁止政党，反而对政党特别予以强调。巴基斯坦的1962年宪法禁止候选人认同自己为“某一政党或任何类似组织的成员，或者得到其支持”。相反，1962年的韩国宪法却规定，每一个候选人“必须由其所属的政党来推荐”。阿尤布·汗理想中的立法大员是思想高尚的，独立的，与任何组织都无瓜葛，但韩国的宪法相反却规定，国会议员“脱离或改变党籍时，或者当自己的政党解散时”，就失去议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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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2月，朴正熙宣布他将参加预定在下一年举行的总统选举。整个那一年，军人政府的几个成员开始从国库转移资金，准备为建党所用。1963年初，朴正熙的侄女婿金钟泌准将辞去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之职，着手组建民主共和党这个政治组织，以便支持朴正熙将军。由于过去曾掌管情报工作，金钟泌曾有充分的机会去观察朝鲜劳动党的组织效率，所以他在组织韩国的民主共和党时遵循了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金钟泌还从军队中带过来大约1 200名聪明能干的军官，据说还弄来了一笔很可观的公款。凭着这些，他当然不难创建起一个相当有效的政治组织。在中央，他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书记处，其活动经费开始由韩国中央情报局资助，并从军队、大学和报界招罗才干来充实其队伍。在地方一级，他在每个选举区都建立起一个4人书记处，每个道成立一个8人组成的局，其任务是深入研究本地区的政治问题，争取支持，建立组织，并物色候选人。全党上下的运作管理显具组织行家的慧眼。[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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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正熙于1962年12月宣布他作为候选人的决定，这立即引起军人政府中那些认为军队无须通过选举使其统治合法化的成员的反对。朴正熙解除了军人政府中的四个反对派，旋即面临军人政府留任成员的一场全面反叛。有人进言道：“全军都在反对你。”他被迫让金钟泌将军出洋，并在2月宣布退出竞选。3月，军人政府正式宣布1963年将不会举行选举，军人统治再延续四年。时局的这种发展立即引起美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亦引起那些正在寻找机会向军人发动挑战的文职政客的非难。如果取消选举，美国就威胁要制裁；如果举行选举，军队就威胁要政变。朴正熙进退维谷，整整6个月，他一直在走钢丝。最后到9月，民主共和党的组织工作大有进步，以至于军官们对选举可能产生的结果，已经不那么忧心忡忡，而反对党派的活动也已发展到倘若取消选举就势必发生大规模民变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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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0月的总统选举袒护政府方面，但它仍不失为韩国历史上最公正的一次选举。朴正熙将军获得45％的选票，他的主要对手获得43％的选票。在议会选举中，民主共和党获得32％的民众选票，却赢得了议会175个席位中的110个，因为反对党派的票数太分散。未出始料，反对派席卷了各大城市，而支持政府的党在农村地区获得了强大的支持。三年之中，军人政府就脱胎换骨为一种政治制度。三年之中，由普力夺的刀把子维持政权的军人干政转换为权威建立在民众支持基础之上，并由竞选使其合法化的军人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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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赢得对全国政府实行控制之后的三年中，朴正熙将军的政权就有机会进行许多改革，其中最显赫的是签订日韩关系正常化条约。根据该条约，日本将赔偿韩国数亿美元的战费。但对该条约，来自反对派和学生的反对呼声很强烈。1965年8月在履行该条约的正式批准手续时，发生了广泛的骚动和示威；整整一个星期10 000多名学生在首都街头连续抗议，要求推翻政府并废除此项条约。正是这样的示威在1960年推翻了李承晚政府。但朴正熙将军可以信赖军队的忠诚和农村的支持。他坚持，既然军队已洗手政治，学生亦应如此。他说，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一劳永逸地结束“学生干涉政治的坏习惯”。全副武装的一个师进驻了首都，韩国大学被占领，几千名学生被投入监狱。在一个普力夺社会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像朴正熙的这一手，本算不了什么。但从长远观点来看，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党政府体制应能逐步消除学生和军人卷入政治。随着韩国政治的稳定而出现的经济日趋繁荣，也有助于降低好斗学生干涉政治的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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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尤布·汗在巴基斯坦，卡列斯和卡德纳斯在墨西哥，基马尔和伊诺努在土耳其，朴正熙和金钟泌在韩国及像里维拉（Rivera）在萨尔瓦多的业绩表明，军人领袖能够成为政治制度的建筑大师。然而经验也表明，他们在各种社会势力不很发达的社会里最能大显身手。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的悲剧，关键在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太发达，以至于不可能产生纳赛尔或阿塔图尔克一类的风云人物；其社会太复杂而多样化，以至于不可能接受军人政权的领导。任何一个巴西军人领袖都不得不煞费苦心在地区性、工业界、商业界、咖啡种植园主、劳工以及其他利益集团之间折冲樽俎，求得平衡，因为这些势力共享巴西政权，没有他们的合作，政府就寸步难行。任何一个巴西政府，无论以何种方式，最终都不得不与圣保罗的工业大亨们妥协。纳赛尔没有这个问题，因而他才能是纳赛尔；同样阿塔图尔克也只需和一个小小而同质的社会精英集团周旋。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玻利维亚，致力于现代化的军人政权上了台。然而对于巴西来说，无论是由军人领导来搞现代化，还是由军人来充当制度的建设者，都已错过了时机。社会势力的复杂性会排除由中产阶级军人出来领导政治制度建设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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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不怎么复杂和发达的国家里，如果军人愿意参照基马尔模式，他们是能够起到这种建设性作用的。在许多这样的国家里，军人领袖有才华，有干劲，思想进步。和文官比起来，他们不怎么腐化（就狭义而言），并更倾向于民族进步和国家发展。他们的问题常常在主观方面而不在客观方面。他们必须认识到，军人护卫作用只会使他们希望净化的社会进一步腐化，而撇开政治制度化建设的经济发展也只会导致社会的停滞。要使他们的社会摆脱普力夺的恶性循环，他们不能立于政治之上或试图阻止政治。相反，要救国，他们就必须投身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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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参与扩大的每一个层次上，都会出现某些能推动社会演进的选择和机缘，但是当事人如不能及时捕捉，选择和机缘就会稍纵即逝。在普力夺制度处于寡头统治的层次上，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扩张前景的政党体系能否建立起来，就看贵族和寡头们如何动作。如果他们能主动去寻求选票和发展政党组织，国家很可能就此而甩掉普力夺的纠缠。如果甩不掉，又如果中产阶级集团开始参与普力夺政治，那么采取行动的机会就将落入军人之手。对于他们来说，只谈现代化是不够的，只起到护卫作用也是无济于事的。军人领袖此时的当务之急乃是更加积极努力去形成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在许多国家，军人把握到的创新政治的机会，很可能是造就政治制度化而不走上极权主义道路的最后一次契机了。如果军人不能抓住那个机会，参与的扩大就将使社会转变为大众普力夺体制。在这样一个体制中，建立政治制度的机会又从秩序的崇奉者——军人——的手中转移到革命的崇奉者——其他中产阶级领袖——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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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样一种社会里，革命和秩序很可能混为一体。派系、集团和群众运动各自使用自己的武器，相互大张挞伐。暴力盛行，政治败坏，社会和自己过不去。到头来，物极必反，社会堕落的结果就是政治角色的奇异转换。真正无望的社会不是受革命威胁的社会，而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在正常的政体中，保守派致力于维护安定和秩序，激进派则以急遽的暴力变迁相威胁。但是，在一个完全处于混乱之中而必须凭借政治意志来采取积极行动方能收拾残局的社会里，保守和激进这两个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在这样一种社会里，谁堪称激进派？谁又堪称保守派？唯一真正的保守派难道不就是革命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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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文沃思位于美国堪萨斯州，是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所在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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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关拉丁美洲，见Charles Wolf，Jr.，United States Policy and the Third World：Problems and Analysis （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67），Chap. 5；John Duncan Powell，“Military Assistance and Militarism in Latin America，”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18 （June 1965），382—392；Robert D. Putnam，“Toward Explaining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World Politics. 20 （Oct. 1967），101—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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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orris Janowitz，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New Nations （Chić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4），pp. 1，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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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David Rapoport，“A Comparative Theory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Types，”in Huntington，ed.，Changing Patterns of Military Politics ，pp. 71—100，以及Rapoport，“Praetorianism：Government Without Consensus，”passim。亦可见阿莫斯·珀尔玛（Amos Perlmutter）有关军事干预的独立研究，该研究的观点与本章有共鸣之处：“The Praetorian State and the Praetorian Army：Towards a Theory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Developing Politics”（unpublished paper，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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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见Bruce H. Millen，The Political Role of Labo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63）；Sidney C. Sufrin，Unions in Emerging Societies：Frustration and Politics （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64）；Edward Shils，“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tates”，World Politics，12 （April 1960），pp. 329—368；Seymour Martin Lipset，ed.，“Student Politics，”special issue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10 （June 1966）；Donald Eugene Smith，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Burma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Fredrick B. Pike，The Conflict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64）：Robert Bellah，ed.，Religion and Progress in Modern Asia （New York，Free Press，1965）；Ivan Vallier，“Religious Elites in Latin America：Catholicism Leadership and Social Change，”America Latina，8 （1965），9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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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Dankwart A. Rustow，A World of Nations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67），p.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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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ichard M. Morse，“The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in Louis Hartz，ed.，The Founding of New Societies （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64），p.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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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见Huntington，Changing Patterns ，pp. 32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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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见Caractacus，Revolution in Iraq （London，Victor Gollancz，1959）；Patrick Seale，The Struggle for Syria A Study of Post-War Arab Politics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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