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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1958年，埃及与叙利亚合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叙利亚退出。埃及一直延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名至1971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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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The Economist （March 12，1960），pp. 974，977，quoted in Perlmutter，Chap. 6，pp.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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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全文见Karl von Vorys，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Pakista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pp. 299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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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引自Quoted in Richard V. Weekes，Pakistan：Birth and Growth of a Muslim Nation （Princeton，D. Van Nostrand and Company，1964），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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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Von Vorys，p.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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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Keith Callard，Pakistan：A Political Study （London，Allen and Unwin，1957），pp.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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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转引自Von Vorys，p.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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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Mohammad Ayub Khan，Speeches and Statements，2，35，quoted in Von Vorys，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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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Mohammad Ayub Khan，Speeches and Statements，2，35，quoted in Von Vorys，pp. 256—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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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Mushtq Ahmad，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Pakistan （Karachi，Pakistan Publishing House，1963），p.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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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引自Lucian Pye，“Party Systems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Asia，”in Joseph LaPalombara and Myron Weiner，eds.，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p.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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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引自Irfan Orga，Phoenix Ascendant：The Rise of Modern Turkey （London，Robert Hale，1958），p.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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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转引自Dankwart A. Rustow，“The Army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Turkish Republic，”World Politics，11 （July 1959），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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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Lieuwen，Arms and Politics ，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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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Jae Souk Sohn，“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unpublished MS，September 1966），p. 7；Henderson. pp. 185—188，30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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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五章 革命和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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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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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以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因此，革命有别于叛乱、起义、造反、政变和独立战争。政变就其本身而言，只改变领导权，可能还改变政策；起义或造反可能会改变政策、领导权和政治制度，但不改变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独立战争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反对外来政治共同体统治的斗争，它未必在这两个共同体的任何一方引起社会结构方面的变更。本章所指的“革命”，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伟大革命、大革命或社会革命。著名的革命有法国的、中国的、墨西哥的、俄国的和古巴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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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是罕见的。大多数社会从未经历过革命，许多历史时代在进入现代以前亦不知革命为何物。在广义上，革命正如弗里德里克所说，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古代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加、希腊、罗马、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伟大文明，经历过叛乱、起义和朝代更替。但是，这些皆没有“构成任何类似西方‘伟大’革命的东西”。[1] 古代帝国的兴衰，希腊城邦从寡头政治到民主政体的来回变更，只是政治暴力的实例，而不是社会革命。较确切地说，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一个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所以，革命对于西方的传统社会，就像对其他地方的传统社会一样，不为世人所知。革命是现代世界观的最高表现，这种世界观相信人有能力控制和改变其所处环境，他们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权利这样去做。为此，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过：“用暴力和变革来描述革命现象都是不够的。只有在变革的发生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在暴力被用来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并导致形成一个新的政体时，才谈得上革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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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革命的先驱是英国17世纪的革命。那次革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有“伟大的事业要做，即为我们开创一个新的天堂和一个新的人世，而大业总有大敌”[3] 。他们的言词带有宗教气息，但他们的目的和效果却是极端现代的。通过立法行动，人们将再造社会。在18世纪，这种形象就世俗化了。法国大革命产生了革命意识。它“打开了现代意识；并使人们认识到，革命是一种事实；伟大的革命可能发生在一个现代的、进步的社会里……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我们发现革命学说在自觉地发展以期待革命的到来，同时，一般来说，在有意识地控制制度这个问题上，一种更加积极的态度也扩展开来了”[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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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革命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它不是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或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上都可以发生的。它不属于一个普通的范畴，而只是一种有限历史现象。它不可能发生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高度传统化的社会里。它也不会发生在高度现代化的社会里。与其他的暴力和动荡形式一样，它最可能发生在曾经经历过某些社会和经济发展，而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进程又已落后于社会与经济变化进程的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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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现代化牵涉到政治意识扩展到新的社会集团并动员这些集团进入政治。政治发展涉及创立有充分适应性的、复杂的、自主的、有内聚力的政治制度，以便吸引和安排这些新集团，并促进社会内部的社会和经济的变革。在政治上，革命的实质是政治意识的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投入政治。其速度之快，以致现存的政治制度无法融化它们。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例。没有这种爆发，就不可能有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之制度化的阶段。成功的革命把迅速的政治动员和迅速的政治制度化结合起来。但不是所有的革命都产生新的政治秩序。衡量一场革命的革命性如何，应看其政治参与扩大的速度和范围。而衡量一场革命成功到什么程度，则应看其所产生的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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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场全面的革命意味着对现存政治制度的迅速而猛烈的摧毁，意味着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并意味着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对于不同的革命，这三者之间的顺序和关系可能不尽相同。但有两种基本类型是可辨的。在“西方”类型中，旧政权的政治制度土崩瓦解，接着就是新的集团动员起来投入政治，然后是新的政治制度的创立。“东方”类型则与之相反，首先是动员新的集团投入政治，创立新的政治制度，最后再猛烈地推翻旧秩序的政治制度。法国、俄国、墨西哥的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皆属西方类型；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越南革命和其他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斗争近似东方类型。大体说来，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推进的顺序，在西方型革命中要比在东方型革命中来得明显。就后者而言，三个阶段多多少少趋向于同时发生。不管怎样，这两种类型的革命在顺序上确实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政治动员在西方型革命中是旧政权瓦解的结果；而在东方型革命中，它则是旧政权灭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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