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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 [:17033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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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革命发生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 [:170337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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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城市与革命 [:170337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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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农民与革命 [:170337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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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革命联盟与民族主义 [:170337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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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通过革命实现政治发展 [:170337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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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列宁主义与政治发展 [:170337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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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六章 改革与政治变迁 [:1703370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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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改革的战略战术：费边主义、闪电战和暴力 [:170337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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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改革：替代物还是催化剂？ [:170337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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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土地改革的政治 [:170337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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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七章 政党与政治稳定 [:17033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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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现代化与政党 [:17033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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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绿色起义：政党体制与乡村动员 [:17033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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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组织的必要性 [:170337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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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版译后记 [:170337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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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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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1703368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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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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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美）亨廷顿（Huntington，S. P.）著；王冠华等译；沈宗美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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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原文：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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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208-16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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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①变… Ⅱ. ①亨… ②王… ③沈… Ⅲ. ①政治制度-研究 Ⅳ. ①D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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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译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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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或许将以前50年、战后50年这样一个大致的格局载入史册。或战或和，欧美少数大国支配或争霸全球形势下的其他民族的觉醒和独立，乃是20世纪最富历史意义的世界现象。这一现象虽已获得了称之为第三世界的实体存在，但其进程却远未结束，本质性的问题依然是这些新兴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和结果。这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走向，不仅决定着它们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将和过去一样，深刻地影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地位和政策。正因为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学者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推行现代化趋势和进程的关注和研究，就犹如雨后春笋，迅速地突破了殖民时代西方学人对各从属国的传统描述，逐步形成了崭新而独立的所谓“现代化学”，并先后构造出若干不同的理论模式或框架。又由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特殊利益和影响，他们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不但起步较早，而且队伍最强大，干得也特别起劲。在政府以及各种基金会的扶植和资助下，美国一流大学和重要的研究机构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一直在西方世界中处于领先地位。《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就是塞缪尔·P.亨廷顿在哈佛大学执教时从宏观上论述不同类型的新兴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所遇种种问题的专著。该书的出版实际上标志着美国学者对第三世界国家变世求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因此立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亦使当时年方41岁的作者饮誉学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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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学者来说，亨廷顿的名字并不算陌生。翻阅过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一书的读者当能记得，亨廷顿先生在1978年曾是当时担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的布热津斯基所率访华团的成员，据称是专门负责向我国领导人解释卡特政府基本对苏战略的。亨廷顿早年就学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1951年在哈佛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曾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他在国际政治学方面著述颇丰，一般被认为是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亨廷顿的理论奠基之作。亨廷顿现今仍然积极活跃在美国的政治理论界。据《美国政治学季刊》1986年夏季号所载统计资料，在国际政治理论领域，1981年至1986年间，他被别人在学术著作中引用过1 072次，遥居同行各家之首，其权威性和影响性之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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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中期的大约二十年间，一大批先前的殖民地摆脱了宗主国的统治而独立，跃跃欲试地想早日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此种前所未见而又带有挑战性的世界政治新局面，西方学者，主要又是美国学者，先后提出了正统现代化论和现代化修正论。前一种理论把世界各国分为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两大类。早期实现了工业化的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是现代化国家，具有现代性；新独立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仍属传统国家，不具备现代性。传统国家经过发展和阵痛，逐步引进和采纳现代性的全部价值标准，摈弃并排除传统社会的历史积累，从而过渡到现代社会，正如早期现代化国家在18、19世纪曾经经历过的那样。这一理论由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集其大成。后一种理论则认为，传统性和现代性并非此消彼长的两个对立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面的，传统性不但具有顽固性，而且会吸收现代性的某些成分或层面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譬如等级制度、种姓制度、家族因袭、裙带关系和门阀政治等就是如此。这些传统的东西实际上构成了相当多数新兴国家的特定国情。问题不是去消灭它们，而是借助它们来实现社会动员和整合，从而最终导致现代化。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约瑟夫·古斯菲尔德（Joseph Gusfield）、莱因哈德·班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和S. N.艾森斯达德（S. N. Einstadt）等。这两种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假设：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其间的政治运作应当是多元化的民主模式。换句话说，它们都把人类各民族政治文化的发展预设为只有一条道路，一样的过程和类似的结果，现在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是世界其余各国的可靠样板。此外，这两种理论似乎都还隐含着另一个共同的基点，即在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改造占有优先地位，政治现代化即使不是第二位的，至少也只有在前者发展后才能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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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立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际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针对上述两种理论，提出了第三派学说，即强大政府论，或曰政治秩序论。本书的标题可谓画龙点睛地突出了亨廷顿的全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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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首先指出下列三个无可辩驳的基本事实。第一，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世界各国之间的最重大差别不是它们政府的形式，而是它们各自政府实行有效统治的程度。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之间的差别，实在是远没有政治发达国家政府和政治欠发达国家政府之间的差别大。譬如以美、英、苏三国为例。这三个国家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美英是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典范，苏联是极权国家的原型，但它们的政府都是发达的政府，是统治有效的政府。这三家政府之间的差别，比起它们与任何一组欠发达国家政府之间的差别来，要小得多。因为，各依凭其不同形式的政府，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共总书记都能实施发展中国家——不管政府形式如何——领导人望尘莫及的有效统治。第二个基本事实是，许多新兴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上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些国家都未能如上述现代化理论家所预期的那样，在政治上也发生了相应或同步的进展。岂止如此！这些国家的社会更加混乱了，普遍地出现了亨廷顿称之为“政治衰朽”的现象。这是有大量不争的事实可资证明的。第三个基本事实是许多经济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较大的新兴国家，反倒在政治上更加动荡不安，暴力频繁，政变迭起，险象丛生。而那些经济起步落后或停滞不前的新独立国家，都能安享相当程度的政治太平。这个事实很耐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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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亨廷顿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作出的总体估价是这样的，相对于并存的西方发达国家来，第三世界新兴国家，除了若干共产党国家外，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就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防止政治衰朽的历史阶段。动荡和衰朽的根源不是这些国家的贫困和落后，而是它们致富和发展的欲望。此话怎讲？因为这些国家都企图在短时期内全部实现西方早期发达民主国家在过去长时期内才办完的事情。亨廷顿指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英国，曾为此经历过1649年到1832年共183年的时间，美国经历过89年的时间，即1776年到1865年，欧洲其他13个从拿破仑时代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国家，也曾经历过大约73年的时间。而到20世纪60年代，在形式上进入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有21个，历时却平均只有29年。美国另一位现代化问题专家K.多伊奇（K. Deutsch）作过统计，对于19世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当时的社会年变化率，就主要指标而言，只有0.1％，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个年变化率却高达1％。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这些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导致了社会的紊乱。一定要把一个10岁的小男孩催肥成大力士，他是上不了拳击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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