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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墨西哥的外交干预给韦尔塔的上台帮了忙，韦尔塔上台又导致马德罗被害以及卡兰萨（Carranza）、冈萨雷斯（González）和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等人领导的反韦尔塔起义。正是由于韦尔塔和美国大使亨利·莱恩·威尔逊（Henry Lane Wilson）联合扼杀革命所引起的这第二次动员高潮即反韦尔塔起义，才把墨西哥革命从马德罗领导下的有限的中产阶级发难扩大为大规模动乱，农民和劳工在新的领袖集团指导下在这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些新领袖人物大多数来自下层社会，萨帕塔（Zapata）和奥夫雷贡是农民，卡列斯是乡村学校教师，比利亚是个只字不识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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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外国干涉在刺激革命并使之保持势头方面，就起到了更加显著的作用。1915年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起到了动摇袁世凯政府并扩大了民众动员的作用。1919年凡尔赛和会宣布把德国在山东的租界转交给日本的消息传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学生在北京和其他城市举行示威游行，一个新领袖集团随之崛起。这些新领袖既不是来自传统的统治阶级也不是来自军阀，而是来自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和商人。1925年，由于北京政府未能采取积极行动以阻止警察在上海屠杀学生，从而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反对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的示威游行，动摇了北京政府的权威并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合北伐扫清了道路。1931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及其后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刺激农民彻底动员起来，投入了反侵略战争。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中国的存在及国民党政权贴上的美国的印记，在革命与内战的最后几年里有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人的合法地位及其号召力。在每一个重要时刻——1919年、1925年、1937年、1948年——外国干涉都给革命力量以新的推动，并使其得以扩大对群众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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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形势下，任何政府若与外国政权认同，就会造成损害该政府合法性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政府由于和英法两国占领军的勾结而威信扫地，也因此加强了基马尔的安纳托利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埃及的华夫脱党政权屈从于英国的要求，由此所产生的反对“不平等”条约的街头骚乱，动员起新的集团进入政治；这种政局终于通过“穆斯林兄弟会”和以后的纳赛尔运动，导致了议会制政府在埃及的寿终正寝。同样，以民族主义运动起家的国民党，由于未能彻底进行抗日战争及它与美国的联系，反而染上了反民族主义色彩。在伊朗，国王与激进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民族阵线中竞相为夺取民族主义大旗而斗争。为了与摩萨台竞争，国王不仅反对苏联对伊朗的图谋，而且也为维护伊朗的民族利益而反对英伊石油公司，并发展了他的“积极民族主义”原则来反对摩萨台的“消极民族主义”。伊朗的民族主义斗争正好碰上外国在伊朗的利益均衡发生了变化，这就给国王帮了忙。伊朗民族主义的矛头在此时主要指向它的传统敌人苏联和英国。国王同时反对这两个国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他与美国的合作。在这里，一个传统统治者与激进的知识分子为民族主义旗号而竞争，而且至少是暂时赢得了胜利。[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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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干涉的力量可能很强大，例如像在危地马拉那样，足以把当地革命镇压下去。但在通常情况下，干涉取得的成功越大，它引起的反对力量也就越强，它激发起来的群众运动也就越广泛。此外，进行干涉的外强通常也没有可行的遏止革命运动的政治替代力量。干涉总是与被干涉国的逃亡者和流亡者合作进行，甚至可能由他们来领导进行，而这些人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旧政权。但是那个旧政权基本上业已被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体制中权力总量的扩大所破坏。在每一场革命中，参与在某一时刻达到顶峰，然后就有所下降，但它不可能一直落到革命以前的水平。在这个体制里，权力的分配总比权力的总量要灵活得多，可以想象，已被分散的权力可能再次被集中起来，但是已被急剧地扩大了的权力却不可能被急剧缩小。一旦群众被领出了洞穴，就不可能再永远剥夺他们享受阳光的权利。对这个革命运动的主要刺激是对外战争和外国干涉。民族主义是凝结革命联盟的水泥，是革命运动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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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通过革命实现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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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和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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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学者常常试图把“大”革命，或者说社会及经济革命，与那些“仅仅”是政治性的较为有限的动乱区别开来。但实际上，大革命的最重要的结果正是在政治领域之中，或者直接与这个领域有关。一场全面的革命包括摧毁旧的政治制度以及旧的正统模式，动员新的集团进入政治，重新界定政治共同体，接受新的政治价值观和新的政治合法性概念，由一批新的、更有生气的精英人物取得政权，创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参与扩大这个意义上，所有的革命都涉及现代化；在创立新形式的政治秩序这个意义上，某些革命还涉及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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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革命的直接经济后果几乎完全是消极的。这并不只是革命所引起的暴力和破坏所带来的后果，暴力和破坏可能造成某些经济上的毁坏，但是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瓦解则可能引起更多的问题。玻利维亚革命并没引起多少流血，但却几乎造成了全面的经济灾难。在古巴，暴力同样也相对较少，但经济后果却相对严重。一个社会要花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得以回复到临近革命暴发时已达到的经济生产水平。此外，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率几乎总是取决于新政治秩序的制度稳定化。苏联的工业化运动不得不等待十年之久，直到布尔什维克牢牢建立了他们的统治模式，才得以开始。墨西哥经济的迅速增长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也就是说在革命所创建的政治结构获得稳定和高度制度化的形式之后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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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总是指出革命造成的经济崩溃，认为这就是革命全盘失败的信号。例如，在50年代和60年代，玻利维亚、越南和古巴等国革命所造成的经济短缺和困难，皆被当作这些国家革命政府即将崩溃的证据。但在所有的革命中都出现过同样的现象，诸如食品短缺、生计遭到忽视、不能协调生产计划、浪费、效率差等。这些现象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是任何革命都不免要支付的“历史性进步的日常费用”的一部分。[43] 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这样说：经济成功对革命来说并不重要，而经济损失对革命成功才大有好处。保守派关于食品短缺和物质困难将导致革命政权被推翻的预言从未实现，道理十分简单。在旧政权之下本来是不可容忍的物质损失，现在却成了新政权力量的证明。食品和物质享受越少，人们就越加珍视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成就，因为他们已经为此作出了如此之大的牺牲。“当政权日趋牢固时，”一个新闻记者在评论卡斯特罗时说，“老一代的古巴人学着适应艰苦的生活，而较年轻的古巴人则热爱起艰苦生活，并视此为革命的象征。”[44] 革命政府可能因为富裕而受到损害，但却不会因贫困而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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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对革命和革命者来说并不太重要，经济灾难只是为扩大和重新界定民族共同体所付出的小小代价。革命摧毁旧的社会阶级，摧毁通常由等级地位所造成的旧的社会分化基础及旧的社会分裂。革命为所有获得政治意识的新团体带来新的团体感和认同感，如果认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问题，那革命就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结论性的（虽说是代价昂贵的）答案。革命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的民族或政治共同体，意味着从一种政治文化到另一种政治文化的根本转变，在前者中，臣民把政府看作是“他们”，在后者中，公民把政府看作是“我们”。就政治文化而言，没有什么比人民对政治制度认同的范围和强度更为重要了。一场革命最有意义的成就便是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态度方面的迅速变化。以前被排除在体制之外的群众现在认同于它，以前可能认同于体制的精英人物现在则被它拒之于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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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精英人物的遇害和逃亡可能会受到革命领导人物的怂恿。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的同质共同体，迫使持不同政见者和不能被同化的分子流亡是缔结这个共同体的一种手段。故此，这种被保守的外国人看作是革命体制的一个弱点的东西，实际正是加强该体制的一种手段。穆斯塔法·基马尔通过只包括本土的土耳其人而排斥在奥斯曼帝国起过关键作用的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和其他集团的办法，建立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对这一课学得特别出色。在1954年至1955年间，有90万难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从北越出走，这大大加强了北越政治共同体的力量，并同时引起了南越政治的混乱和分裂。1960年以前，东德政府默许其公民相对自由地移居西德，从而为东德较稳定的政治秩序打下了基础。卡斯特罗愿意让大批不愉快的古巴人离开，有助于加强其政治的长期稳定性。在革命前的社会中，疏离的是多数人和穷人，对他们来说移居国外是不可能的。在革命后的社会里，疏离的是少数人和富人，他们可以被轻而易举地通过屠杀或移民的办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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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团体的不满被其他为数更多的团体所获得的新的认同感所压倒，被由此产生的新的共同体和团结意识所压倒。这种共同体的新意识部分地体现于强调服饰和称谓的平等与一致：身着便装和相互称“你”成为时尚，大家都是兄弟或同志。革命虽没有带来什么自由，但却是历史用以创造博爱、平等和认同的最便捷的手段。这种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使经济匮乏和物质负担变得合法化。一个古巴非熟练工人在1965年曾说：“由于卡斯特罗，现在方有了真正的平等……哪怕食品缺少我也不在乎，因为我现在是国家的一分子。为古巴的生存而斗争现在就是我的斗争。假使这就是共产主义，我也全力支持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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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政治发展涉及公众利益的创造和制度化。革命进程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为戏剧化地揭示出这一点。革命前的社会总是一个没有共同利益感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通常表现为政治制度的衰朽和破坏，政体四分五裂，地方和区域利益盛行，私欲横流，对家族和最亲近的集团的忠诚高于一切。革命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及其阶级、多元主义和局部忠诚。崭新而更为普遍的道德与合法性来源涌现出来，这些都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政治性的而不是社会性的、革命性的而不是传统性的。口号、神秘气氛，可能还有革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政治效忠的新标准。对革命及其主要目标的忠诚代替了对旧社会传统集团的有限忠诚。旧秩序下的公共利益已堕入各种相互冲突的地方利益的烂泥坑，新秩序的公共利益就是革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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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革命也涉及道德更新。以前腐败社会的礼仪和公认的行为方式被一种最初是高度斯巴达式和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所代替。革命的消极面是完成了对已在瓦解的道德准则和制度体系的摧毁。革命的积极面是造就了新的一套更加严格的道德、权威和纪律来源。每个革命政权规定的公众道德标准都比它所取代的政权下的标准更高、更广泛也更不讲情面。西方社会第一个重要的革命运动所提倡的“清教戒律”震撼了17世纪的欧洲。[46] 从那时起，“纪律”这个词就十分频繁地出现在革命者的语言中和对革命的描述中。国家纪律、无产阶级纪律、党的纪律、革命纪律等就一直在革命过程中被提到。如果一个普力夺社会是一个缺少权威、诚实、纪律、合法性及公共利益感的社会，那么一个革命社会就是一个拥有所有这些东西的社会，并常常被提高到令人不堪忍受的程度。正如清教徒可以令人信服地被称为第一批布尔什维克一样，许多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20世纪同行也可被称为后世的清教徒。每一场革命都是清教徒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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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发生在政治参与受到限制和政治制度较为脆弱的地方。“人民架起了断头台，”就像德·茹弗内尔指出的那样，“不是对专制者进行道德惩罚，而是对软弱者进行肉体消灭。”[47] 革命的消极面涉及对旧的社会秩序及旧的政治制度的残余力量的摧毁。这就留下了一个真空。社会不再是共同体的基础。在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分化和日益增加的社会复杂性逐渐使共同体依赖于政治。在一场革命中，这种变化是急剧发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在提供共同体方面变得至关重要，此种情况并不是因为社会获得了发展，而是由于社会遭到了摧毁。每一场革命都强化了政府和政治秩序。革命是一种使社会更为落后而使政治更为复杂的政治发展形势。它在重新确立社会和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发展二者之间的平衡时，采用的是一种暴力的、摧毁性的但也是创造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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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说到，革命以强大的政府代替软弱的政府。这种强大的政府是政治体制中权力集中以及更具重大意义的权力扩大这两者的产物。按照德·茹弗内尔的话来说：“革命的真正历史功能是更新和加强权力。”[48] 但是，革命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依赖于创造新的政治结构，从而使权力的集中和扩大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简言之，成功的革命要求创立一个政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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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革命造成过以下几种结局：（1）传统权威结构的复辟；或（2）军事独裁和武力统治；或（3）创立新的权威结构，以便反映革命造就的政治体制中权力在分布和总量方面的基本变化。查理二世和路易十八代表了传统统治者和传统权威结构的复辟。克伦威尔是军事独裁者，他试图找到新的合法性基础，但却未能成功。拿破仑亦是军事独裁者，他试图建立新的帝国王朝，从军事胜利、民众拥护和君主制的神秘中获得合法性地位，但也未能成功。这是一种把传统的合法性来源与军事的合法性来源联结在一起的做法。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则试图把合法性的军事来源与现代来源联结起来。国民政府部分是党治政府，部分是军事独裁。但是它却没有能在国民党内部创立一种有效的制度来使自己适应变化中的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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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西哥，革命却首先导致由胜利的将领们实行统治，披上一层薄薄的宪政伪装。但是在1929年，环境、私利和卡列斯的政治家才能这三者合在一起，导致了革命政党的建立，于是由寡头将军们统治的半合法体制遂转变为由制度革命党领导的制度化的合法权力体制。后来，这个构架提供了制度化的机制，使卡德纳斯加强了革命号召力并扩大了人民大众对新政治体制的认同。卡列斯建立的革命政党使卡德纳斯有可能利用该党来扩大革命。当中国国民党人从党的统治倒退到军事独裁的时候，墨西哥革命则沿着相反方向，由几乎纯粹的军事独裁演变为纯粹的政党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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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把许多年代称为革命的年代。但是只有20世纪才真正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因为只有在20世纪，革命的进程才产生了革命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是失败的。英法两国的痛苦挣扎和艰苦努力只换来了军事独裁与传统权力的复辟，即一位护国主和一位皇帝，两人中谁也没有使自己的统治制度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别被斯图亚特王朝和波旁王朝所代替。英国革命以妥协而告终，法国革命则造成两派对立的政治传统，使法国其后自作自受了一个半世纪。在法国，革命未能产生共识，在英国虽产生了共识，但却又不是革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场革命都发生得太早，都是在人们尚未意识到并能接受作为组织的政党的时代发生的。这两场革命都扩大了政治参与，但却未能产生新的政治结构来使这种参与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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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将这些“不完全”的革命与20世纪的革命对比一下。自从美国在18世纪末建立常设的政党以来，政治参与的革命性扩大已与革命政党的建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与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反，俄国革命既避免了军事独裁也避免了君主制复辟。俄国革命产生了一套崭新的以政党至上、“民主集中制”及意识形态为合法性基础的体制，有效地巩固了革命所带来的权力集中和权力扩大，并使之制度化。20世纪每一场重大的革命都导致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以便组织已经扩大的政治参与并使之稳定化和制度化。这些革命还包括建立起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的政党体制。和以往的革命不同的是，20世纪的每一场革命都把权力扩大集中于一党制的做法制度化了。不管在别的方面有什么差异，这是俄国、中国、墨西哥、南斯拉夫、越南甚至土耳其革命的共同遗产。革命的胜利就是政党政府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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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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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革命都能以胜利告终，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胜利都是不可逆转的。革命是政治发展的一种手段，是创立新的政治组织和程序并使其制度化、加强政治领域以适应社会及经济势力的一种途径。在共产党通过起义和内战获得权力的那些地方，由革命推动的政治发展是清晰可见的。也可以在别的例子中看到，例如在墨西哥，革命在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造成了重大变化。然而，在另一方面，即使在20世纪，一个国家也可能遭受革命创伤的痛苦折磨，但却没有获得革命能够带来的稳定和统一。就政治发展而言，比较墨西哥和玻利维亚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也许可以为估价其他方兴未艾的革命将会沿着什么道路发展，提供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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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0年以前的20年里，墨西哥经历了十分可观的经济发展。矿业生产提高了3倍；建立了好几十个纺织厂；许多糖厂也修建起来，糖产量提高了3倍；建立了一家钢铁厂；石油生产成为主要工业；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已经铺设。在波菲里奥·迪亚斯时代，外贸和税收增加了10倍。“整套现代经济的设备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已安装完毕：铁路、银行、重工业、稳定的通货、政府在国外享有的最好的信用。”但是，这种经济膨胀却伴随着贫富之间鸿沟的日趋扩大。新的金融和工业财富的控制权集中在外国人和抱成一团的少数寡头统治者手中。暴发户搜购印第安人的私有和公共土地，以至在1910年，占人口1％的人拥有着85％的可耕地，1 000万从事农业的人口中，95％的人没有任何土地。农民实际上被降低到农奴的地位，据估计，在1910年债农的工资只相当于1800年债农工资的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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