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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迅速的经济增长和日趋扩大的不平等，发生在一个既无力缓和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冲击，也不能为政治表达和消除紧张提供机会的政治体制之中。权力集中在一个冷酷而年迈的独裁者手中，此人被少数几个上了年纪的欧裔寡头包围着。到1910年，这个政治体制中的最高层领导人都已达七八十岁的高龄，许多人任职已达20年甚至更久。城市中的有文化的中产阶级集团被剥夺了参与这个政治体制的机会。政府竭力阻碍工会发展并禁止罢工，因此引起了工人的暴力行动，并促使劳工运动沿着激进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路线发展。这个政治体制是一种非制度化的个人寡头统治，缺少自主性、复杂性、内聚力和适应性。权力已被集中，但总量极小，并且越来越成为个人谋私的工具。迪亚斯带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各种社会势力，但这些势力却无法被纳入他坚持要维护的那个政治体制中去。当这个独裁者最后被推翻时，好戏就开始了：解放了的精英分子相互展开了血腥的夺权斗争，工农群众立即动员起来投入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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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产生的革命在墨西哥政治文化中造成了重大的变化，并创立了全新的政治制度。在1910年以前的20年里，墨西哥经历了迅速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在1910年以后的30年里，墨西哥进行了同样迅速（如果不是更迅速）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革命前实行的那种受个人利益和社会势力支配的、软弱的、个人的和非制度化的统治制度被一种高度复杂的、自主的、有内聚力的和灵活的政治制度所代替。新制度明确地独立存在于社会势力之外，并表现出具有一种足以把适度的权力集中与权力扩大、社会团体对政治制度参与扩大联合起来的能力。这些成就的代价是相当大的：100万墨西哥人被杀或死于饥馑，几乎所有发动革命的领导人在革命进程的不同时刻被谋害，墨西哥经济已完全崩溃。但是，这些代价至少没有被白白地付出。革命中产生的政治体制为墨西哥提供了堪称拉丁美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稳定，并为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新时期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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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打破了僵化的阶级分层并弥合了墨西哥社会中传统的裂隙，即以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贵族、地主、军人和宗教的传统力量为一方，以19世纪形成的自由派、中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和文官政治潮流为另一方的长期裂隙，革命加强了墨西哥政治体制的内聚力。事实上，墨西哥革命产生的东西就像黑格尔逻辑学上的“合题”一样。保守的殖民政治模式在形式上是团体的，而在内容上却是封建的；19世纪胡亚雷斯和马德罗的政治模式在形式上是个人主义的，在内容上却是自由主义的。革命恰到好处地把这两种模式混合成一种政治文化，其形式是多元主义的，其内容是平民主义的甚至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消除了分裂墨西哥社会的重大障碍，甚至那些曾被革命疏离的团体——地主、教会和军队——最终也在革命的条件下就范，承认现实。革命还提供了社会团结的新神话及合法性基础。它给予墨西哥以一部民族史诗、若干民族英雄和一个民族理想，从而有了制定目标和判断成果的标准。部分地由1917年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所昭示的墨西哥革命理想，构成了该国共识的基础，犹如美国的宪法和《独立宣言》一样。斯科特（Scott）评论说：“每一个公共问题都是在符合所谓革命理应代表的利益的前提下才被提出、探讨、接纳或拒绝的。任何一个严肃的提案人，即便是谈到鸡毛蒜皮的事，也决不会忘记将他的特殊论点贴上真正的——或者唯一真正的——革命意旨的标签，以求具有合法性。”[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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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仅缔造了新的政治制度，而且还使这种制度建立起独立于社会势力的自主性和凌驾于社会势力之上的权威。政党为各集团利益的聚集和表达提供了有效的构架。革命之前，墨西哥政治已成为典型的拉美“地中海”型的团体政治，按等级组织的社会势力——主要是教会、军队和地主——互相竞争并主宰着脆弱的政治制度。[51] 随着墨西哥社会变得较为现代化，除上述传统的社会势力之外，又出现了商业、劳工和专业人员团体等。革命面临的课题是使自主的各派社会势力服从于一个有效的政治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这个目标达到了，各种社会势力被合并进革命政党，党组织分为农业、劳工、平民和军人四个部门。而每个部门就统辖着来自相关社会势力的各种团体和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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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之间的冲突现在就必须在党的组织内，在总统和党的中央领导之下来谋求解决。每个地区的官位根据各部门在该地区相应的力量来分配，每个部门都有义务支持其他部门提名的候选人。党组织内部的制度化磋商和妥协系统代替了昔日的公开冲突和暴力行为的普力夺政治。通过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影响，党的这种按部门组织的办法有助于加强中央领导。部门利益服从并集中为党的利益。一种权威性的政治制度和继续存在的倾向于组织化团体结构的地中海式制度，二者相结合起来，就在事实上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斯科特恰如其分地将其称之为团体集中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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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各种以前是自主的社会势力对现政权的臣服，那没有谁比军队在墨西哥政坛上所起作用的变化更能戏剧性地说明问题了。1910年以前的墨西哥政治是军事的政治和暴力的政治。列文（Lieuwen）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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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没有哪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比墨西哥更加长期深受掠夺成性的军阀主义所造成的灾难了。在建国后的100年里，发生过1 000多次武装起义，可怜的共和国整个算遭了殃。”[52] 革命结束了这种局面。在墨西哥历史上，总统选举与军事叛乱一直形影不离，最后一次成功的反对总统选举的军事暴动发生在1920年。在1923年的叛乱中，半数军官站在叛乱分子一边；在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力量支持下，这次叛乱被镇压下去了。工农集团参与平叛表明，军队垄断暴力的能耐和要挟政治的本领已经吃不开了。墨西哥政治已变得如此之复杂，军方一家的力量已经不能呼风唤雨了。支持1927年军事叛乱的军官不到其总数的1/4。1938年发生了革命以来最后的一次军事叛乱，因为没有什么人支持，轻而易举地就被弹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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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实行高度专业化的军事训练制度，并贯彻相当严格的军官任命及退休政策，着眼于防止任何一个将军建立起地方性的政治山头。这两个措施自然有助于迫使军人退出政治舞台。但是迫使军队脱离政治的关键因素当推1929年革命政党的组建。该党最早两位领袖卡列斯和卡德纳斯（两人都曾是将军）都坚持，职务分配和政策决定都必须在党的机构之内进行。党在1938年改组时，设立了一个军事部门，以便在党内代表军方的意见。提出这一计划并非要加强军队在墨西哥政治上的作用，而是要把军队的这种作用由使用暴力手腕转变为利用选举和谈判的技巧。就设立党的军事部门一事，卡德纳斯辩称：“我们没有把墨西哥军队引入政治，它本来就在政治之中。实际上，军队过去一直就主宰着局势，我们现在妥善地把它的影响削减为四票中的一票。”[53] 3年以后，阿维拉·卡马乔（Avila Camacho）总统解散了党的军事部门，打乱了国会中的军队党团，并让其余许多革命的将领退休。政治职务和政治角色越来越多地由文职官员和政治家而不是由将军来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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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创造的政治体制也反映了高度的制度复杂性。就像在其他革命后的国家里那样，基本的制度分野是党与政府。前者垄断着政治系统的“输入”功能，后者在“输出”功能上起到关键作用。在党内，部门组织提供了一种跨阶级和跨地区的划分模式。因此党的农业部门又划分为农民组织、农业工人组织、农学家组织及农技人员组织；党的劳工部门划分为占支配地位的右翼集团和规模较小的左翼集团。党的平民部门则包括了按成员的不同性质来划分的各种集团，分别代表文职官员、小企业、专业人员、妇女和其他各界人士。这种结构分散了冲突，并使政治利益易于集中。墨西哥传统的政治冲突基础——家庭、集团、地区——现在又被部门之间的竞争和部门中各个集团间的竞争所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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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革命的政治体制还表现出它的适应性。或许墨西哥政党体制最明显的成就，就是它基本上解决了和平接班这个问题。革命初期的口号是“不许连任”，革命党把这个口号转化为政治稳定的基础。任期六年的总统只能担任一届。候选人通过一种复杂和近似神秘的党内推荐、协商、讨论和建立共识的综合考虑过程而被挑选出来，在这一过程中，在职总统发挥着指导性的或许是主导性的作用。一旦经过非正式程序被选中，候选人便由党代表大会正式提名，有把握击败体制中其他弱小反对党派而当选。在总统任职的六年里，他确实握有大权，但没有希望连任。这种做法明显地有助于体制的稳定。如果总统可以无限期地保持权力，其他想当总统的人就会找到种种口实，去非法地搞掉他。由于每个总统限于一任，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可以期望有好几次被提名参加总统竞选的机会，等到他因年迈而不能被提名时，他就只好认命，再发牢骚也无济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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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创制方面，墨西哥的政治体制也表现出相当大的适应性。1933年卡列斯宣称，革命已难以实现其目标，腐败和愚昧逐渐在阻碍其进步。第二年卡德纳斯当选为总统，使该政治体制体现出它有能力提出新目标、同化新集团并能展开一系列彻底的新式改革。就政策而言，卡德纳斯政权堪称第二次墨西哥革命。土地改革又鼓起了新的劲头，铁路和油井实现了国有化，教育范围扩大了，新的社会福利计划也开始实施。制度本身能够造就出开创改革的领导人，而这种改革又能够在制度的运作之内顺利进行。凡此皆突出地表明了墨西哥领导人的才智和墨西哥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卡德纳斯当选为总统时年仅39岁，他的当选代表着在党组织内部更加年轻、更为激进也更有知识的新一代政治领袖已经崛起。这一代人获得权力是墨西哥政治体制史上的一次和平革命，在许多方面可以和杰克逊派民主党人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开始掌权相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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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德纳斯在任期结束时，利用自己的影响确保了一个比他保守得多的人即阿维拉·卡马乔当选为总统。卡马乔在1946年则由较为激进的阿莱曼（Alemán）接替，后者在1952年又被较为保守的科蒂内斯（Cortines）所继承，科蒂内斯在1958年由较激进的洛佩斯·马特奥斯（López Mateos）接任，而马特奥斯则在1964年由较保守的迪亚斯·奥尔达斯（Días Ordaz）接任。这样，通过非正式但却有效的程序，让激进和创新的总统与比较保守的总统轮流上阵，制度自然也就产生了固有的灵活性。该体制通过有意识地选择不同倾向的领导人从而使发展与巩固能交替进行，这种交替在更具竞争性的党派体制下则是通过投票人偏好的变化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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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政治体制的高度制度化使它能有效地应付20世纪中期的现代化问题。1929年革命政党建立后，30年代随之就实现了为促进社会改革所必需的权力集中和牵涉到加强人民对该政治体制认同的权力扩大。在这个过程中，关键人物是卡德纳斯，他使党变得制度化，把权力集中于总统，发动了社会改革，并扩大了政治参与。在20年代，权力集中已由卡列斯在非正式的基础上先行了一步。在30年代创立革命政党以后，权力集中于总统已成为制度化。卡德纳斯当选为总统后，有效地改变了卡列斯仅具非正式权力的局面，在全党建立了自己的权威。改组后的党立足于部门，而不是立足于地区的基础上，这就打乱了地方实力派的权力。党的经费由部门组织流入中央组织，组织就能对地方上的党务活动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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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德纳斯领导下，权力集中了，并且也扩大了。卡德纳斯积极地推进劳工和农民组织，赞助“全国农民联合会”和“墨西哥劳工联合会”的成立。这些组织被纳入党的组织结构。这样一来，党员人数大大增加了，且其成分已非以政府雇员为主，而是以工农分子为主。到1936年党员已超过了100万人。接着，各种专业组织、青年团体、合作社团和其他的社会组织也被纳入党的组织构架。这个过程实际上动员了新的集团加入了革命政党并投入了政治，同时也就加强了这些新集团的组织性。动员和组织是同时进行的。同样重要的是，卡德纳斯还为民众对该体制认同提供了象征。在1934年的总统竞选中，他创了一个先例（嗣后的竞选者纷纷仿效），旅行了16000英里，来争取民众的支持，激发公众的兴趣。任职之后，他竭力宣传自己深入群众与平易近人的作风（甚至他曾下令国家电报局每天拨出一小时，免费让公众给总统打电报）。[54] 像卡斯特罗和麦格赛赛后来做的一样，他花去大量的时间在全国旅行、访问村庄、听取抱怨，使人民感到这个政府确实是他们自己的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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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蒙德（Almond）和维巴（Verba）曾对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五国的政治价值观念与政治态度作过比较分析，人们可以从他们的分析中清楚地发现，墨西哥这种扩大民众在体制内的政治参与和民众对该体制认同的过程是有其意义的。[55] 几乎所有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都表明，墨西哥和意大利排在其他三国之后，墨西哥还相当远地落在意大利后面。但就政治文化而言，在意大利和墨西哥之间，甚至在墨西哥和其他三个高度现代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惊人的差异。比起美国人和英国人，墨西哥人对他们的政治和政府表现得不那么自豪，但比起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来，他们的自豪感就强得多了。对政府在他们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墨西哥人很少承认，但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多数对政治感兴趣。甚至那些在生活中很少觉察到政府影响的墨西哥人也仍然极为频繁地触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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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有意义的是，像美国人一样，墨西哥人的公民能力远胜于他们的臣民能力。就像阿尔蒙德和维巴指出的那样，这就是革命社会和非革命社会之间的基本差异。换言之，这差异可以为社会科学提供资料，印证德·托克维尔的见解，即美国得益于一场民主革命的结果而又不必进行一场民主革命。33％的墨西哥人显示出公民能力，对比之下，意大利却只有27％的人有这种能力；从政治系统的输入方面看，45％的墨西哥人被列为疏离型的，而意大利人却有63％是疏离型的。正如阿尔蒙德和维巴指出的那样，在正常情况下，人民形成其臣民能力在先，形成其公民能力在后。然而在墨西哥，革命将这种进程颠倒过来了。因此墨西哥人说，他们从自己的政治体制中所得的好处甚微，但是他们却怀着得到更多好处的希望。他们的政治是一种期盼性政治。墨西哥的政治文化以其“革命的诺言”而闻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革命所带来的希望和期盼之上。[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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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从无尽头，从没有哪一种政治体制解决了它面临的所有问题。但是与其他革命相比，墨西哥革命在政治发展方面是高度成功的，就是说，它创造了复杂的、自主的、有内聚力的和有适应性的政治组织和程序；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它也有可观的成就，就是说，它获得了社会改革所必需的权力集中和集团认同所必需的权力扩大。在革命政党创立35年之后，很多人对该政治体制能否继续满足墨西哥迅速变化的社会和经济需要，提出过怀疑。可以想象，必须对政治体制作出重大变革才能应付这些问题。同样可以想象，这个体制也许不再能够适应新水平上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复杂性。不管它今后的命运如何，这个由革命产生的体制给了墨西哥以政治稳定、民众对政府的认同、社会改革，以及在这个国家早期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在拉丁美洲也属独一无二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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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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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革命就没有带来墨西哥革命那样的成就。相反，玻利维亚的例子表明，在某种情况下，革命可能是通向政治稳定之途，但它未必就一定能达到政治稳定之域。在表面上，玻利维亚革命与墨西哥革命有许多相同之处。在革命前，玻利维亚由一个范围很小的白人上层精英集团在治理，他们主宰着广大不识字也不会讲西班牙语的印第安农民。据说，3个锡矿公司和200个家族拥有着这个国家。在1950年，10％的土地所有者拥有全国97％的土地。[57] 该国几乎是一个绝对的两阶级寡头制社会。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玻利维亚与巴拉圭发生了查科战争，这就需要动员一支实质上是农民的军队。玻利维亚在战争中的失败旋即导致了由一伙上校发动的军事政变，他们一心要建立一个较为有效而进步的政府。1939年这个军人政府被一个比较保守的政权所代替。在以后的几年里，好几个政党组织起来，其中包括由一群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以下简称“民革运”）。1943年，一场军事政变使一批与“民革运”合作的军官上了台。这帮人推行一种半法西斯、半激进的血腥统治。1946年，这个政权在一场城市暴乱中翻船，一个较保守的政府再次获得权力，“民革运”的领导人流亡国外。1951年举行了大选，据说是流亡中的“民革运”领导人帕斯·埃斯登索罗获胜。但是军队取消了这次选举，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时期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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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民革运”在1952年4月发起了推翻政府的攻势，没有经过多少流血就获得了成功，革命者上了台，帕斯·埃斯登索罗从流亡中回国并担任了新的革命政权的总统。“民革运”政府将锡矿国有化并确立了普选制。虽然“民革运”领导人在土地问题上一直是温和的，但农民在1952年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并开始为自己夺取土地。面对这种来自下层的动乱，就像1789年的法国国民议会和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一样，“民革运”领导人选择了唯一可行的革命道路，将农民的行动加以合法化。这个政权还废除了旧军队并把矿工和农民编入民兵。在以后的12年中，玻利维亚实际上是一个一党制国家，“民革运”垄断着权力，排斥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左翼或右翼的分裂小集团。1956年另一位“民革运”创始人埃尔南·西莱斯（Hernán Siles）当选为总统，他采取了比其前任较为温和而谨慎的政策。1960年，帕斯重新当选为总统。他修改了宪法，使自己能于1964年再次当选。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发生过种种政变和叛乱性图谋，大部分是由右翼发动的，但皆被镇压。但在1961年，由于政府试图使锡矿开采现代化，因而卷入了一系列与锡矿工人的武装冲突。冲突越演越烈，到1964年10月，一场实际上的内战席卷了整个玻利维亚。军队和农民为一方，矿工和学生为另一方，营垒分明。在11月的第一周，陆军和空军的最高指挥官们废黜了帕斯总统，将其放逐，并建立了一个军人政权。次年该政权也与矿工发生了一连串的血腥战斗。1966年军方头目雷内·巴里恩托斯（René Barrientos）将军击败微不足道的反对派，当选为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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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提出了很多耐人寻味的重要问题。像墨西哥革命一样，玻利维亚革命立即带来了社会平等、政治动员和经济混乱。但为什么它却没有像墨西哥革命那样也带来长期的政治稳定呢？玻利维亚革命出了什么差错？为什么“民革运”不能像墨国制度革命党那样也使自己有效地制度化？为什么黩武主义与军事政变在玻利维亚政治舞台上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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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四种因素造成了这种情况。第一，玻利维亚革命具有一场重大革命的许多特点：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精英分子被清除和放逐，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形成革命的同盟，资产国有化和土地大批没收，政治参与广泛地扩大了，一党统治建立起来。但是它恰恰缺乏全面革命的一个特征，就是说，玻利维亚革命夺权时，相对来说只伴随着很少的暴力。1952年4月1日政权崩溃了，军队分裂了，于是武装的“民革运”党人在工人及军队中的反叛集团的合作下，轻而易举地就控制了局面。在墨西哥，从1910年到1920年之间，大约有100万人因暴力或饥馑而丧命，该数字几乎是墨西哥人口的10％。在玻利维亚的1952年革命中，大约只有3 000人被杀，这个数字不到该国总人口的10‰，“民革运”上台伊始就建立了相当程度的秩序与安全。其后的一两年里，在农村仍有一些零星的暴力行为，但总的说来，与地道的革命相比，玻利维亚革命算是文质彬彬的。就像理查德·帕奇所说：“这场革命并未按革命的办法来办，没有阶级斗争，人死得不多，拉巴斯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发生战斗，没有极端分子插手，没有恐怖统治，没有‘热月党人’。”[58] 在“民革运”取得政权以后的几个月里，有相当数目的农民和工人动员起来，但这不是一种竞争性的动员。旧政权倒台之后，通常在革命分子内部为继承权问题进行的残酷斗争在玻利维亚却显然没有发生。在这个意义上，“民革运”夺取政权比较像纳赛尔在埃及夺取政权，而不像“北方佬”在墨西哥、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或共产党人在中国为上台而进行的流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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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夺权具有相对平静的特点，这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以后的政治稳定产生了副作用。首先，只有在长期的暴乱使物资、人员和道义消耗殆尽的情况下，一个社会才能最终接受任何一种能称之为秩序的秩序。为什么极端的暴力革命之后立即会出现天下太平？其理由之一就是，当人民完全被暴力弄得筋疲力尽之时，他们会乐于默认任何一个看起来足以防止暴力重演的政府的统治。1920年的墨西哥人，1922年的俄国人，1949年的中国人，就像1939年的西班牙人一样，已经吃足了内战的苦头，他们实在也无法再忍受下去了。相反，玻利维亚人尚未被他们的革命耗尽精力，他们尝试暴力的胃口，未曾稍减。其次，各个革命集团之间激烈夺权的作用之一，就是造成许多觊觎政权的人送命。在墨西哥革命的最初十年里，马德罗、比利亚、萨帕塔和卡兰萨等人相继被杀，才使得奥夫雷贡和卡列斯的合作有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起秩序。在奥夫雷贡被谋害之后，剩下就只有卡列斯一个人在牢牢地占据着革命的舞台。这种斗争，诚如德·茹弗内尔所言：“把刚从革命的自相残杀中崛起、还在流着血但却是胜利的政治强人推上台，以替代一帮心灰意懒和疑虑重重的统治者。”[59] 在玻利维亚革命的早期阶段，此种革命者相互角逐权力的残杀并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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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治领导人能够以妥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的话，那么，即便在革命早期阶段未消灭革命阵营内部的夺权分子，也不至于破坏后来的政治稳定。但是革命的主要人物帕斯·埃斯登索罗极不愿与他的同事们分享权力。他在1960年坚持要竞选第二任总统，惹恼了“民革运”另一位创始人沃尔特·格瓦拉·阿尔塞（Walter Guevara Arze），后者认为该轮到他来当总统，遂分裂出来独立进行竞选。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帕斯与“民革运”的左翼结成联盟，左翼的头头胡安·莱钦（Juan Lechín）被提名为帕斯的竞选伙伴，当选为副总统。1964年莱钦也认为该轮到自己来当总统了，但帕斯修改了宪法以便能再次连任，这又使莱钦和“民革运”左翼大为不悦。这样一来，由于帕斯力图垄断总统职位，以至于几乎得罪了党内所有其他的领导人。结果，他自己的地位受到严重的削弱。当军队在1964年11月转而反对他时，他就在党内成了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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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和墨西哥走过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表明，在提供政治稳定和权力制度化方面，政治家才能具有重要意义。墨西哥革命最根本的一条约法是“不许连任”，尽管存在着保持职位的诱惑，但革命领导人还是遵守了这个约法。当卡兰萨试图回避这一条而推出自己的一个亲信去当儿皇帝时，他就被罢了官。在20年代，奥夫雷贡和卡列斯轮流上台，而当奥夫雷贡在1928年被谋杀后，卡列斯仍恪守不连任的约法，拒绝当自己的继任人。非但如此，他还宣布必须将革命制度化，亲自领导建立了墨西哥革命政党。同样在五年以后，卡列斯明智地承认革命正停滞不前，需要年轻的新领袖，于是默认了提名卡德纳斯作为总统。相反，帕斯·埃斯登索罗却由于企图永远占据政治职位而损害了玻利维亚的政治稳定。政治稳定部分地是历史条件和社会力量的产物，也部分地是政治领袖所做的选择与决定的结果。作如是观，导致墨西哥革命与玻利维亚革命在政治稳定上形成差异的第二个因素，就是卡列斯和帕斯·埃斯登索罗在政治品格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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