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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布尔什维克的政党概念为处理动员和制度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提供了自觉而明确的答案。共产党人积极试图扩大政治参与。同时，他们又是德·托克维尔关于处理“相互关系艺术”这门学问在当代最用功和最认真的学生。他们的特长是组织，他们的目标是动员民众加入他们的组织。对他们来说，动员和组织是同时进行的。“只有两种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家说，“一种是宣传和教育任务，另一种是组织任务。”[75] 党起初是一个经过严格挑选的具有相当程度革命觉悟的人的集团。它逐渐扩大，因为它能赢得其他人的支持和参加。外围组织和掩护团体提供了一种组织阶梯，以便逐步动员并培训那些能在适当时候正式入党的人。如果政治斗争采取革命战争的形式，动员便以地盘为基础逐步进行，一个村庄接一个村庄地发生变化，从敌方控制区变为争夺区，再变为游击区，直至成为共产党根据地。这是一种选择性动员的理论，如果让那些尚未达到一定革命觉悟水平的群众卷入政治，就会有利于反动派。列宁警告说，“机会主义的”孟什维克“力求由下至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76] 而布尔什维克却“力求由上层出发，坚持主张扩大中央机关对于部分的权力和权限”。[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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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坚持那种把国家看作是阶级统治工具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国家就没有政治制度的那种自主性存在。他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但革命者的组织具有自主性存在，因而也就是一种更高的政治组织形式。国家的从属性与党的自主性形成鲜明对照。当然，列宁关于党的学说最初是为在野党制定的。然而，对于执政党，对于政治权威和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界定，列宁关于党的学说如果不是更加有效的话，至少也是同等有效的。党是由政治上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对于群众它是自主的，但又和群众保持着联系。党提供意志和方向。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果党“只限于记录工人阶级群众的感觉和思想……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党通过一套传送带——工会、合作社、青年团体、苏维埃等——来系统地和群众保持联系。国家机器仅仅是党的行政附属部分。“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 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78] 西方学者把斯大林这段著名的话看作是斯大林为其后不久建立的残酷专政所发出的预警并使其合法化。但是这亦未尝不可看作是列宁一贯坚持的关于政治优先和布尔什维克政治现实主义论点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政府依靠政治制度而非社会势力来进行治理，党在统治而不是阶级在统治：专政必须是党的专政，即使借阶级为名也没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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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随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时，列宁显然无视于50年来西欧和北美的历史明证，即那里的政治体制并非只是资产阶级的产物。他拒绝承认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美德，而此种政治美德到共产党手里换了一个形式，他就称之为职业革命组织的本质。列宁之无视于这些正好说明为什么他的政治发展理论与最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并不相干，以及为什么共产党在这些国家里没有取得成功。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增加和贫穷化理论与西方的经济发展不侔，西方国家的这种发展已把共产党的阶级吸引力限制在社会上的少数人乃至最终日趋衰微的阶层当中。列宁关于国家从属于资产阶级的理论也被西方的政治发展所推翻，西方国家的这种发展限制了共产党的政治号召力，因为现存制度具有适应性和有效性。因为没有一个像存在于欧洲那样的无产阶级，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毫不相干。但因没有像欧洲那样的政治制度，这就使列宁主义在这些地区特别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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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努力拓宽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政治化，而19世纪的欧洲政治改革家亦曾努力扩大并调整他们的政治制度，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共同之处。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贵族在接受不受财产和出身支配的国会、官僚机构和军官团方面，并不比经济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在接受一个不受无产阶级直接利益支配的政党方面，来得更加心甘情愿一点。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那些力图创造具有更广阔基础和更大自主性的政治制度的势力，至少能够获得局部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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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理论，列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它涉及政治动员、政治制度化的方法和公共秩序的基石。就像前面所提过的，党至高无上的理论，是17世纪绝对君主制理论在20世纪的翻版。17世纪的现代化信徒把国王神圣化，20世纪的现代化信徒则把党神圣化。但对于现代化来说，党是比绝对君主制更为灵活和范围更广的制度，它不仅能集中权力而且也能扩大权力。这就是列宁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之所以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有市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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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证明列宁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有其市场，中国就是最佳的例子。无疑，20世纪中期最突出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在经过百年的动乱后首次建立了一个真正能治理中国的政府。后来，当中国当年的领导人放弃列宁理论而转向托洛茨基那一套，使党的利益屈从于不断革命的利益时，新中国的政府才遭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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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妨举出两个国家，用对比的方法，来看看列宁模式的有效性。这就是朝鲜和越南。这两个国家里都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政治模式，即列宁模式和替代模式。不同模式下的人民及其背景是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大体相仿，在地理位置上都是南北接壤。就经济而言，双方孰优孰劣，尚难定论。朝鲜由于拥有较丰富的资源，所以经济起步比韩国来得快。在因动乱而发生强烈震撼以前，南越在经济上比北越进展得更迅速。如果着眼于经济，究竟实行共产主义好，还是不实行共产主义好，大有争论的余地，这里姑且不论。但就政治而言，不管怎么看，朝鲜和北越在政治发展方面是先行了一步，并获得了韩国尤其是南越望尘莫及的政治稳定。这不仅是指胡志明和金日成久在其位，而且是指制度性的稳定，也就是真正的政治稳定。这也使人们相信，一旦胡志明和金日成在舞台上消失，这两个国家都不至重蹈李承晚和吴庭艳去职后的覆辙，而发生政治动乱和暴力行为。朝鲜和韩国、北越和南越在政治经历上的差异不能归因于不同的文化或经济发展方面的明显差异。人们也不能简单地以朝鲜和北越的政治稳定就是其政治专政的另一副面孔这样的遁词来搪塞。吴庭艳在南越确实建立了政治独裁，李承晚在韩国也曾竭力这样做，但谁也没有获得政治稳定。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差异，不是独裁与民主的差异。差异在于一边的政治体制有良好的组织、广阔的基础，而且是复杂的；另一边的政权则是不稳定的、四分五裂的、基础狭隘的，而且是个人专断的。这是一种政治制度化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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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rl J. Friedrich，Man and His Government （New York，McGraw-Hill，1963），p.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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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nnah Arendt，On Revolution （New York，Viking，1963），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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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ephen Marshall，1641，quoted in Michael Walzer，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p. xiv. 沃尔泽（Walzer）对清教徒的现代化和革命性质的分析很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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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eorge S. Pettee，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New York，Harper，1938），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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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eorge S. Pettee，The Process of Revolution （New York，Harper，1938），pp.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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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rane Brinton，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Vintage，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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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eon Trotsky，My Life （New York，Scribner’s，1930），p. 337，quoted in Merle Fainsod，How Russia Is Ruled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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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f. 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 （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1964），pp. 3—22；Harry Eckstein，“Internal War：The Problem of Anticipation，”in Ithiel de Sola Pool et al.，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Washingt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63），pp. 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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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ettee，pp. 12，100；Brinton，pp. 100 ff.；Johnson，pp. 5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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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R. Palmer，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I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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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Barbara Ward，“‘The City May Be as Lethal as the Bomb，’”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9，1964，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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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rnst Halperin，“The Decline of Communism in Latin America，”Atlantic Monthly，215 （May 19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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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laucio A.D. Soares，“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Brazil，”in Irving L. Horowitz，ed.，Revolution in Brazil （New York，Dutton，1964），p. 191；Andrew Pearse，“Som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City of Rio de Janeiro，”in Philip Hauser，ed.，Urba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Paris，UNESCO，1961），p.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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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ngus Campbell et al.，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John Wiley，1960），pp. 209—210；Frank Bonilla，“Rio’s Favelas，”American Universities Field Staff Report Service （East Coast South America Series，Vol，8，No.3，February 1，1961），12；John P. Harrison，“The Role of the Intelleetual in Fomenting Change；The University，”in John J. TePaske and Sydney N. Fisher，eds.，Explosive Forcesin Latin America （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4），p. 34；Daniel Goldrich，“Toward an Estimate of the Probability of Social Revolutions in Latin America：Some Orienting Concepts and a Case Study.”Centennial Review，6 （Summer 1962），400. 另可见Daniel Goldrich，Raymond B. Pratt，and C.R. Schuller，“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Lower Class Urban Settlements in Chile and Peru：A Provisional Inquiry”（paper presented at Annuai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New York，September 6—10，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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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alperin，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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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H. Rotondo，“Psychological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Urbanization Based on Case Studies in Peru，”in Hauser，p.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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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Soares，pp. 191—192；Alfred Stepan，“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The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 （1966），229—231；Joseph A. Kahl，“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Values in Metropoli and Provinces：Brazil and Mexico，”America Latina，8 （Jan.-Mar. 1965），33. Cf. John C. Leggett，“Uprootedness and Working-Class Consclous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68 （1963），682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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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Weiner，The Politics of Scarcity ，pp. 205—206（footnotes omitted），and Weiner，“Urbanization and Political Protest，”Civilisations，17 （1967），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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