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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场革命之间的第三个关键性差异关涉到社会势力与政治制度二者的关系问题。墨西哥革命的一个成果是迫使自主的社会势力服从于一个统一政党的权威。像军队和教会这些传统的社会制度，起初由于敌视革命，就被排斥在政治之外，以后才逐渐重新被纳入政治体制，扮演辅助或次要的角色。作为革命的结果而进入政治的新兴社会集团，像工人和农民团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革命组织起来的。1918年，卡兰萨总统和政府赞助组织了一个劳工工会联盟。在20年代，路易斯·莫罗内斯（Louis Morones）领导下的工会运动是与卡列斯总统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在30年代，卡德纳斯作为总统帮助组织了许多新的农民和工人协会。1938年当卡德纳斯按照部门重组革命政党时，这些组织便一一被直接并入党的组织中。墨西哥劳工的突出特点是它与执政党的密切联系，劳工领袖积极参与党的领导；相应地，党对有组织的劳工也有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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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玻利维亚，有组织的劳工和有组织的农民也是政治上的关键力量。主要是因为玻利维亚革命发生在墨西哥革命的40年之后，玻利维亚劳工组织在革命发生时比墨西哥当年的劳工组织可算是先进得多了。墨西哥的迪亚斯政权在1910年以前的20年里一直反对和镇压劳工组织。但玻利维亚的托罗和布施政权在30年代却积极地鼓励劳工组织。在40年代，“民革运”和其他的左派政党和政府都争相控制劳工运动。因此，在墨西哥是较为分裂的劳工运动的成员们，为了接近政治领导人和在革命政党内产生影响而相互竞争。反过来，在玻利维亚则是各政党为了在中央一级的劳工组织内发生影响并进而对其控制而相互竞争。从1952年到1958年，玻利维亚政府在理论上确实是“民革运”和中央劳工组织的“合作政府”，[60] 劳工组织挑选了四个成员去参加内阁。因此，与墨西哥相反，玻利维亚的劳工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先于革命而存在，革命后也不受政治权威的支配而自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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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的农民组织也不听命于政党和中央政治领导，其自行其是的态度就更加明显了。查科战争以后，第一个农民联合会在科恰班巴（Cochabamba）地区组织起来。在以后的15年里，农民组织逐渐蔓延开来，1952年革命以后，农民组织迅速遍及全国各地。“民革运”在1952年4月掌握政权后立即试图建立起自己的农民组织，但它不得不向由农民业已独立组织起来的运动作出让步。这些农民组织于1952年下半年和1953年带头强占工地，迫使政府颁布农村改革法。[61] 结果“农革运”就开始与农民运动串通一气，以致后来有好几个与农民有密切联系的领导人在政府里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农民组织一直具有独立于政党之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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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玻利维亚国内像农民和工人这些有组织的社会势力，在统治的政党面前，比墨西哥的那些社会势力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就像一个观察家曾经说过的，“民革运”“不是这个国家群众性政治行动的主要舞台，基层的政治中心主要是矿工工会和农民协会。因此动员老百姓行动起来的乃是阶级性的组织以及其他组织，这些组织并不需要也不造成人们对既存政治制度的效忠”[62] 。要不是因为在矿区形成紧张的冲突，这种情况未必一定会导致政治分裂。革命时期支持“民革运”的主要来源是城市学生、知识分子、矿工和其他工人。但是20世纪50年代在矿井国有化以后，生产急速下降，效益下降得甚至更快。同时，如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使得西莱斯总统领导下的政府在1957年实施非常严厉的物价稳定计划。这受到了莱钦领导下的矿工组织的抵制。在随后的摊牌中，矿工们认可了政府的政策，但莱钦却保住了他对矿工组织的控制。接着，帕斯·埃斯登索罗在1960年重新当选为总统。他也在外国的帮助和指导下，开始使矿井现代化，这在矿工与政府间引起了新的对抗，到处都出现了罢工、骚乱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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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此时，支持政府的主要力量来源已经不是原先的城市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对绝大多数政府总是会反对的；同时也不再是矿工了，因矿工不满现政府的政策。现在支持政府的是农民，因为农民从土地改革和政府其他措施中捞到了实惠。在理论上，帕斯本应动员农民和农村的民兵来和矿工进行斗争，然而在其第二届任期中，他却重建了一支职业军队。在1960年到1963年之间，玻利维亚的军事预算增加了一倍，从而造成了一股新的具有独立行动能力的社会势力。1964年春，帕斯被迫改变初衷，不得不让空军参谋长雷内·巴里恩托斯将军做他的副总统竞选伙伴，这表明军队在政治上显然是有力量的。在帕斯重新当选之后，与矿工们的争吵加剧了，因而不得不派军队去镇压矿工起义。与此同时，教师和其他的城市集团也举行了罢工，反对现政权。面对内战的前景，巴里恩托斯将军领导了废黜帕斯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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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莱钦、格瓦拉和西莱斯的斗争分裂了“民革运”，帕斯便失去了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仅仅保住了农民的忠诚。帕斯本想凭借创立一支新的军队来支持他的权威，然而，这却无异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制造出一个他自己后来准确地称之为反对他自己的“军事怪物”。[63] 当摊牌来到时，知识分子和工人反对现政权，农民不愿意或无法采取行动，因此军队就能轻而易举地把他赶下台。1923年在墨西哥奥夫雷贡总统靠着召集农民民兵和劳工武装，镇压了一场军事叛乱。1964年在玻利维亚，劳工武装却站在另一方，农民民兵力量太薄弱、太冷漠，因而无法迅速动员起来支持总统。玻利维亚各社会势力的这种组合态势酷似1960年土耳其的情况，这表明农民的支持是政治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还不是一个充足条件。政府与主要的城市集团即知识分子、工人或军队三者之中的至少一个进行合作也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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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玻利维亚革命未形成政治稳定可能有关系的第四个因素，说也奇怪，是它缺乏反对外国干涉的民族主义内容。每次重大革命在某一阶段都涉及动员大众参加反对外敌的斗争，这个特征显然没出现在玻利维亚的革命中。外国在玻利维亚的存在相对来说是有限的，三个锡矿的拥有者——帕蒂尼奥（Patiño）、霍克什利德（Hochschild）和阿拉马约（Aramayo），都是玻利维亚人。矿井的国有化没有招致外国的重大抗议，更不必说干涉了。玻利维亚是一个孤立的内陆国家，远离世界权力中心，这里的革命缺少直接和明确的靶子，来充当群众参与、仇恨和民族主义的发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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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玻利维亚革命提出的问题是，在革命前缺少可观的外国存在，而革命后又没有重大的外国干预的情况下，一场全面的革命是否可能。玻利维亚的革命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玻利维亚革命不仅没有受到外来干预，反而还得到了外国的有力支援，它实际上是由美国掏钱资助的一场革命。其实，也就是资助玻利维亚革命的同一届美国政府，却在镇压危地马拉的革命，并正在准备推翻古巴的革命。从1953年到1959年，玻利维亚从美国接受了1.24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及3000万美元的贷款。按人口平均计算，这些援助远远超过了美国给予任何其他拉美国家的援助。即使在建立了进步联盟以后，玻利维亚仍然是主要的美援接受国之一，到1964年为止其总数已达到大约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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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对玻利维亚革命体制的援助在多大程度上给该制度帮了倒忙？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玻利维亚革命政府对美国的财政依赖使美国有能力逼迫或诱使该政府去实行某些政策，而如果这个政府只是单纯依靠国内政治支持的话，它本来可以不必去实行这些政策的。在赔偿前锡矿所有者和偿还外债方面，玻利维亚政府实行了一项稳妥的政策。但在美国坚持下，西莱斯总统在1957年提出了一项不得人心的稳定计划，这个计划试图把工资冻结在远低于1952年以来物价相应上涨的水平之下。美国还坚持推迟或放弃某些社会福利和发展计划。“我们必须告诉玻利维亚政府，”一个美国官员说，“他们不能把他们的钱花进去，我们也不打算把我们的钱花进去。”[64] 在1962年和1963年，美国和联邦德国的利益集团及美洲国家发展银行把援助扩展到更新锡矿设备上，其条件是玻利维亚政府采取有力行动以降低成本并解雇过剩的劳工。很明显，美国还插手玻利维亚政治领导人的选择。西莱斯任总统期间，美国坚定地给他撑腰，另一方面美国又一贯地支持帕斯·埃斯登索罗。在1964年，美国大使陪着帕斯走遍全国，进行竞选活动。此时及此后，美国也显然尽了一切可能来阻止反帕斯的军事政变。早在1955年，左翼工会领导人胡安·莱钦被迫放弃作为矿业部长的内阁职务，据传也是出于美国的坚持。[65] 几乎所有这些行动都使得政府与锡矿工人的关系恶化。倘若是一个不依赖美援的政府，除了对矿工执行较为和解的政策以外，本来是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的。美国对玻利维亚的干预极大地助长了玻利维亚政治的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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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摇玻利维亚政局稳定方面，美国干预的第二个重要后果就是养虎遗患，使一种政治势力得以形成，而正是这种政治势力在推翻美国支持的政府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里所说的就是玻利维亚军队。1960年以前，玻利维亚几乎没有从美国得到过军事援助。然而从1960年至1965年，玻利维亚却从美国获得了1 06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没有这笔援助，军队在组织和政治上都无力推翻帕斯。在1944年，也就是革命的前8年，帕斯·埃斯登索罗宣布：“在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上仰仗他人的国家里，一场极端主义的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66] 这句话很可能给他说对了。玻利维亚政局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显应归咎于革命政府对美国援助的依赖。这些援助可能为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其政治效果却是破坏稳定的。美国可能是通过援助革命而腐化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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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列宁主义与政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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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动机导致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都强调共产主义的革命性质。但革命这个概念并非是共产党人发现的，早在共产党人出现很久之前就有了现代化的革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只不过是对法国大革命经验进行概括，其后又据俄国和中国革命经验加以修订出来的东西。没有几个传统政权是被共产主义运动推翻的，共产党的成就倒是其在革命后创建的那种立于广泛的大众参政基础上的现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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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现代世界而又丧失了传统的合法性原则和传统的权威制度的社会，最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没有一场革命在政治上是全面的，因为还没有哪位革命领袖系统地形成过一种能够阐明如何组织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论，而这正是革命的本质。列宁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创新。他的追随者们详尽发挥了这个理论和实践，将新集团进入政治的动员工作和新型政治组织的创立和制度化二者加以配套。许多不同类型的集团——宗教的、民族主义的、阶级的——都能把新的参与者带入政治，但是只有共产党人才一贯表现出有能力去组织和规划这种参与，并由此而创立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运动对现代政治的突出贡献，不是革除和摧毁现存制度，而是组建和创造新型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的政治功能不是推翻权威而是填补权威的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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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许多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只是部分取决于这些体制建立的方式。14个共产主义政府中的6个（苏联、中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北越、古巴）基本上是通过国内的社会和民族革命而取得权力的。其他8国（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蒙古）的体制则主要是由外国（即苏联）势力强加于它们的。共产主义的正统性在后一类国家中，明显地比在前一类国家中弱，因为那里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认同性差。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确实会发生利益上的冲突，就像在东欧国家有时发生的那样。比起通过“革命”上台的6个共产主义体制来，8个通过“占领”上台的共产主义体制的稳定性差。但是，通过与本国的民族主义感情主动认同，通过反对外国控制以坚持民族独立（如同罗马尼亚和朝鲜在60年代所做的那样），这些靠“占领”上台的政权也很有可能克服他们在初期所遇到的麻烦。在这方面，“占领”政权确实受到较大的压力去这么做，而“革命”政权则可能放手与外国结盟甚至屈从于外国而不觉得有损于本国的民族独立，或有损于它们本身作为民族利益发言人的地位。此外，与大部分其他处于同等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政治体制相比，上述这两种类型的共产主义国家都表现出高水准的政治稳定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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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力量并不寓于它的经济学说之中——这种经济学说早已老掉了牙，也不在于它具有世俗宗教的特点，在这一点上，它敌不过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共产主义最有关的特点是它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不在于它有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它有列宁主义。按照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传统观点，人们通常把马克思看作是顶峰，在马克思以前有像乌托邦社会主义者那样的先驱，在马克思之后，有像考茨基（Kautsky）、伯恩斯坦（Bernstein）、卢森堡（Luxemburg）、列宁这样的门徒和阐释者。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来看，这种观点是十分不准确的，实际上，列宁并不是马克思的门徒，马克思只不过是列宁的先驱而已。列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政治理论，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使马克思倒立起来。对马克思来说，关键是社会阶级；而对列宁来说，关键却是政党。马克思是一个政治上的原始人，他不可能发展出一门政治科学或政治理论，因为他不承认政治是一个自主的活动领域，也不认为政治秩序是超越社会阶级秩序之上的。然而列宁却把政治制度即党提高到社会阶级和社会势力之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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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的说，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不可能单靠自己来获得阶级意识，这种意识必须由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进去。革命意识是理论洞见的产物，革命运动是政治组织的产物。列宁说，社会民主党人的目标必须是“创造一个领导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家组织 ”[67] 。这个组织必须“克服”工人阶级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倾向，并树立起更宽广的政治意识。具有潜在革命性的社会势力成员的忠心必须超脱出对这些社会势力眼前利益的关注，这些阶级必须获得“全面发展的阶级意识”，并且“学会在实践中用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估计一切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活动和生活中一切 方面”。[68] 列宁一贯强调必须获得真正的革命政治意识，以区别于有限的、眼前的“工会”或经济意识，说明他认识到政治具有更广阔的范围和需要，政治目标是超越经济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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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革命组织可以从所有社会阶层中吸收成员。但革命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既然这种组织的参加者都有共同的特征，那么，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 ，更不必说他们各种不同的职业之间的区别了”[69] 。党员的标准就从马克思的身份检验（阶级背景）变成了列宁的成就检验（革命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员的特征就是它的无阶级性。他们献身于党，而不是任何社会集团。知识分子之所以被赋予突出的作用，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与其他大部分社会成员相比，知识分子较少依附于任何特定的社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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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社会演变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作为一种政治行动理论，列宁的理论则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马克思的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共产党人在那些工业落后的国家里，如俄国和中国，夺取了权力，但列宁的理论却能解释这一点。决定性的因素是政治组织的性质而不是社会发展的阶段。为夺取政权所需要的列宁主义的党并不一定依赖任何特定的社会势力的联合。列宁主要考虑的是知识分子和工人，毛泽东则表明，列宁的政治发展理论同样适用于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联合。就像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一支由具有政治表达能力的领袖们按列宁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精锐部队，并且从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中吸收其高层领导成员。”当托洛茨基说“阶级决定而不是党决定”时，他是错误的。[70] 列宁和毛泽东都正确地强调过，具备一个独立于各社会势力并操纵这些势力去达到自己目标的政治组织才是最重要的。党确实必须去吸引民众当中的所有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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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向工人阶级灌输政治知识，就应当到居民中的一切阶级中去 ，应当把自己的队伍分派到各方面去 ……我们应当负责组织这种在我们党领导下进行的全面的政治斗争，使所有一切反政府阶层都能够尽力帮助并且确实尽力帮助这个斗争和这个党。我们应当把社会民主党的实际工作者培养成为这样的政治领袖。[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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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将共产主义的号召力从无产阶级扩大到社会其他集团，另一方面则强调党作为政治变革的推动力，这两者应是同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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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列宁用一个有意识地创立、构建和组织起来的政治制度代替了一个无定形的社会阶级。通过强调政治的优先地位和作为政治制度的政党，强调需要在一个“广泛的革命联合”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革命组织”，列宁就为政治秩序奠定了先决条件。在这方面，列宁和麦迪逊之间，《联邦党人文集》和《怎么办？》之间的共同之处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两者都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学家的大手笔，分析了社会现实，提出了足以构建政治秩序的理论基础。列宁处理的是阶级，而麦迪逊处理的则是派别。麦迪逊找寻到的政治秩序的基础是代议制政府制度和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里对多数派权力的限制，列宁则在党对所有社会势力具有的至上地位中找到了他的政治秩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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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政治组织，即党，就成为至善，抑或最终目的，它本身的需要压倒了个别领袖、党员和社会集团的需要。对列宁来说，最高的忠诚不属于家庭、氏族、部落、国家，甚至也不属于阶级：忠诚属于党。党是最高的道义源泉，党性是最高的忠诚，党的纪律是最高的裁决。如果需要，所有别的集团和个人利益必须牺牲自己以确保党的生存、成功和胜利。“党归根到底总是对的，”托洛茨基在被指责犯了错误时这么说，“因为党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解决其根本问题的唯一工具……一个人只有与党在一起，并通过党才能是正确的，因为历史没有开创其他能使正确的东西变为现实的道路”。[72] 在列宁主义中，党不仅被制度化，而且被神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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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革命者都攻击组织，列宁却对之颂扬备至。这确实是一个怪现象。他说：“我们的主要过失就是降低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去适应最近的‘显著的’、‘具体的’日常经济斗争的利益。”他还说：“我们的战斗方式是组织，我们必须组织每一件事。”[73] 列宁对组织的强调反映在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的实践中，并在后来的共产党领袖的思想中得到共鸣。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毛泽东就以强调组织的重要性而独树一帜。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亚洲和非洲国家里，对组织的强调已成为共产党运动区别于其他民族主义运动的关键标志。正如弗朗兹·舒尔曼（Franz Schurmann）所说，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个运动都表现出“它们有能力激起受到它们鼓动的人民的巨大反响。但是在有关政治行动的一个根本机制上，民族主义者比起共产主义者来就显得格外软弱而外行。这个机制就是组织。”从20世纪最初十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到60年代印度支那的越共，组织一直是共产主义力量与众不同的力量源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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