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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我们到那时已经实施了几乎所有的措施。但仍有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未包括在内，诸如宣布共和、废除哈里发制、禁止神职人员从事教育、废止宗教学校和教阶，以及帽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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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认为，在时机尚未到来之前就把这些问题公开列入当年的计划是不合适的，那样做徒然授人以柄，使无知者和反动派得以乘机毒化全国的空气。因为我完全可以肯定，这些问题将在适当的时机得到解决，而且人民最终是会满意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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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别对付每一类问题的方法，基马尔把对各种改革的反对减少到最低限度。反对某一改革的人与反对另一改革的人被分离开来，因为他们有结盟的潜在可能。弗雷的评论是准确的：“‘征服者’[8] 想要消灭谁，他必先孤立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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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类问题从别的问题中分离出来的费边战略，总是趋向于把改革者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所要对付的反对力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出于相同考虑，改革者在对付每一个别或每一类问题时也可采用闪电战术。这样做的问题是怎样制定和贯彻体现了某次改革政策的立法。在这里，迅雷不及掩耳和出其不意这两条兵家古训在战术上是必不可少的。现存的全部权力通常相当集中地掌握在改革领导者手中。他所需要的是在反对派还来不及动员自己的支持者，来不及在现存政治制度中扩大政治参与者的队伍，来不及分散权力并以此来阻止变革以前，就把改革付诸实行。黎塞留写道：“经验和理性都清楚地显示出，大凡突然提出的东西，通常都会使人瞠目结舌，以至要想反对也不知一下子从何做起。而当一个计划的付诸实施拖拉缓慢时，那渐露端倪的情形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即这只不过是叫唤叫唤而已，未必一定真地做起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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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消除种族隔离最成功和最迅速的措施，常常出现在当权者不进行事先准备而采取断然、坚决和不可逆转的政策的情况下，这种政策有效地改变了行为方式而不试图先去改变态度和价值观。但是态度和价值观却可能随行为而改变。反之，一种较为渐进的消除种族隔离的方式并不能使社会上反对消除隔离的人更有可能接受它。“给公众对变革有所准备的机会和时间未必与变革的‘有效性’和‘平和性’有关。 改革的间歇不仅可以被用来做积极的准备，同样也能被用作组织公开抵抗改革的机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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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塔法·基马尔在这方面再次显示了处理个别问题时使用闪电战术的有效性。他通常是在推行改革之前，首先就该问题展开某些一般性的讨论、小心地试探各集团的态度。接着他就让助手们秘密地准备好一个改革方案。这个方案仅向少数政界高级领导人和社会贤达透露，并获取他们的支持。当政治上最有利的时机来临之际，基马尔就戏剧性地向党和国民议会宣布改革的必要，端出他的改革方案，并要求立即予以批准。实施改革的立法总是在反对派未及聚集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击之前就迅即在议会获得通过。例如，宣告成立土耳其共和国的方案，就是由基马尔和他的几位最亲近的顾问在1923年夏季制订的。宣布这样一个“与传统穆斯林国家格格不入的”革命性观念，“在伊斯坦布尔报界和议会中引起轩然大波。议会中当时尚不存在像样的争取共和政体的运动。基马尔清楚地知道，如果就此进行辩论，结果将是致命的。共和国必须在反对派没来得及联合之前就用另外的手段强行建立起来。”[12] 当时，有许多集团想继续维持传统方式的统治，建立有哈里发或没有哈里发的立宪君主制，或建立多党制的议会民主制。为了在这些集团联合其反对意见之前就使共和制得以通过，基马尔制造了一次内阁危机，使政府在几天之内好似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然后他戏剧性地向党的核心机构和议会提出其拟议中的宪政改革。尽管许多成员对此心怀不满，但除了嘟囔一番之外，也只好无可奈何地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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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其他重要改革时，基马尔也使用了同样的战术。例如在1924年1月，基马尔认定废除哈里发制的时机已经到来。他邀请政府高级领导官员一起去参观军事演习，乘机获得了他们对这个提议以及对废除宗教事务部和宗教教育改革的支持。此次随行的还包括各大报刊的主编，基马尔将自己和他们关在一起整整两天，以便说服他们去攻击政府在处理哈里发问题上的无所作为。一个月之后，基马尔于3月1日在大国民议会的开幕讲演中提出了他的建议，辩称这些改革对于捍卫共和国，统一全民族教育制度，纯洁和提高伊斯兰信仰都是必要的。这一次保守派和宗教反对派同样没有多少时间来进行反对，符合“征服者”愿望的立法于3月3日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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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推行现代化的改革者曾经使用过——有时是有意效法——基马尔的战术。例如巴基斯坦的阿尤布·汗在许多方面都以穆斯塔法·基马尔为楷模，特别热衷效法基氏推行的这种闪电战术。一位观察家写道：“每当他面临某一问题时，他就建立一个专家委员会来寻找解决方案。决定一经做出，他就迅速付诸实行。”[13] 例如在1958年就使用这种战术实现了土改。该项立法草案是由一个调查委员会起草的，在该委员会做出报告的5天以后，该法案就成为法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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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此种关于费边战略和闪电战术的讨论所显示的那样，改革者所关切的关键问题就是动员新兴集团参与政治的速度和顺序。改革者必须设法控制和引导这一进程，以确保在每一时期和每个问题上他的支持者都强过他的反对者。需知，无论革命者还是保守派在动员新兴政治参与者方面，所受到的局限都要小得多。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动员以前被排斥在外的集团参与政治，以反对现有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过程。显然，在某些情况下，改革所必需的有限动员弄不好就会演变为脱缰之马，形成本质上属于革命的那种动员。而动员同时也可能使改革者受到来自保守阵营方面的威胁。因为改革意味着走向社会、经济、政治上的更加平等，它就必然会遭到受惠于现存秩序下不平等现象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对改革者来说，制服这些利益集团，有许多的困难；但只要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无从把大批冷淡的集团引入政治生活并使之站在自己这一边，那么这些困难通常是可以克服的。这类集团一般在现存秩序下并无物质利害可言，而且经常确实会在物质利益方面得益于拟议中的改革。但他们在现存秩序当中却有着象征性的利害关系，而且他们的价值观和态度经常是相当保守而抵制改革的。他们很可能与现存的社会和宗教制度认同，尽管这些制度的改革对他们自身是有利的。这就是改革者的任务如此艰巨的问题所在。正像马基雅维里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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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事能比创造一个新秩序更难于实行，更缺乏成功的把握，更需担当风险的了。因为对改革者来说，所有从旧秩序获益的人都是他的敌人，而那些将得益于新秩序的人却只是他的不热心的捍卫者，这种不热心部分地出于对那些敌手的畏惧，因为法律对他们有利，部分地是由于人类怀疑的天性：人们在获得确实的经验之前是不会相信任何新东西的。由此所致，当每有机会攻击改革者的时候，他的敌手就会从党派偏见出发，群起而攻之，而其他人却只会半心半意地来捍卫他。因此，处在这两种人之间，他冒着极大的危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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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辩证法是，改革的计划常常使以前对政治冷漠的集团因为看到自己的重要利益现在已受到威胁而活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18世纪晚期为对抗中阶级的崛起而出现的贵族的复兴就是这种性质的运动。同样的现象还有20世纪在美国低薪白人阶层中产生的反对黑人崛起的所谓“后冲力”。这些运动趋向于将政治二分化，并且损害改革者的地位。费边战略和闪电战术的结合，正是为了减少这种危险，并降低改革的反对派可能去动员群众反对变革的诱因和能力。在群众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态度实现现代化之前就去动员他们进行政治活动，将给改革者构成最大的潜在障碍。革命的和保守的集团双方对群众的争夺，无疑会使政治趋向两极化，并因此减少改革派的支持者。革命派和保守派，无论谁在竞争中获胜，改革者都不能指望获利。德国共产党人在1932年曾夸下海口：“希特勒后就将轮到我们。”他们是大错特错了，致使自己声名狼藉；但当他们把攻击矛头指向中间派并由此造成一种“希特勒或者我们”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时，他们就不那么离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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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政治参与的效果，会因各国情况的差异而不尽相同。在基马尔时代的土耳其，政治活动大致上局限于城市中的官僚、上流精英分子。在这种狭小的政治圈子里，军队和文官中的现代化分子能够发挥占压倒优势的影响。因此，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是与改革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倘使当初政治参与扩大的话，势将会把更多的保守势力引入政治生活从而使局势不利于改革者。事实上50年代土耳其发生的恰恰就是这种情况。但此时基马尔国家的基础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可能产生的复归传统的运动已经无足轻重了。但是基马尔早在20年代就预见到了这种危险，因此他当时几乎没有去扩大政治参与，确如弗雷所说：“基马尔革命的精髓乃在于他利用了土耳其社会上下层不相沟通的现象，而不是像许多别的民族主义运动那样，对此表示哀叹或径直进行攻击……上层和群众之间缺少沟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基马尔利用这一点来简化自己的任务，并视之为他的一分本钱。”[15] 在土耳其，社会和经济平等的进展与政治平等的进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前者的进步有赖于对后者的限制，这正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直存在于土耳其的一党制所起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向政党竞争制的转化扩大了政治参与，使政治变得更加民主，但同时却减缓甚至在某些方面逆转了社会—经济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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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中，改革者所面临的局面与基马尔所面临的正好相反。在这些国家中，政治是“右派得势”，政治舞台被保守和寡头的集团所把持着。因此社会—经济改革是与扩大政治参与而不是与限制政治参与相连结在一起的。政治矛盾与政治分歧的长期积累使得拉丁美洲政治比土耳其政治更为动荡和暴烈，也使得潜在的社会革命更有一触即发之势。土耳其的改革者可以创建政治制度，推进社会—经济改革而不必扩大政治参与；但拉丁美洲却不同，在这里政治参与的扩大不但不是社会变革的障碍，反而是它的先决条件。因此，拉丁美洲的保守派看起来显得更为反动，因为他们对二者都加以反对，而改革者则显得更为革命（并且对保守派更具有威胁），因为他们必须对二者都加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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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一个社会的重大社会、经济或政治改革不是伴随着暴力或暴力行为一触即发的险恶局面。相对分散和自发性的暴力行为是受到损害的集团显示他们的不满、表达他们对改革的要求的一种普通手段。这类暴力行为的积极参加者通常都远离权力中心，但暴力发生的事实却可以被改革者有效地用来推行那些否则就不可能实行的措施。这类暴力行为实际上可能就是某些领导人鼓动起来的，他们执意在现有政治体系内部行事，并把暴力看成是在体系内部实行改革的必要刺激。一部美国改革史——从杰斐逊民主派到废奴主义者、人民党人、劳工运动、民权运动——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暴力和其他形式的混乱事件，正是这些暴力事件触发了政府政策的改变。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的英国，骚乱及其他暴力行为在巩固辉格党的力量以支持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中产阶级政治集团典型地利用过示威、暴乱、非暴力不合作行动及其他形式的群众抗议活动（通常伴随着暴力）以迫使政府让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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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中通过非法并经常是暴力行为来促进改革的最重要形式，也许要算是土地侵占了。由于我们将在下面论及的许多原因，土地改革对于保持政治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但为了获得这种改革，常常需要破坏稳定。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哥伦比亚，农民开始占领私有土地，有些庄园被完全侵占，并在共产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转为土地合作社。地主们坚持要求警察和军队采取行动以恢复他们的产权。但政府拒绝积极偏袒这些地方斗争中的任何一方，相反，它却乘机利用这种农村暴力行为来迫使议会——它也和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议会一样是被地主控制着——通过一次土地改革法令，该法令使得对土地的侵占合法化，并在实际上树立了以土地的有效耕作来决定土地所有权归属的办法。秘鲁的情况与哥伦比亚大体类似，1963年贝朗德政府竞选之际发生的土地侵占，正好为争取支持这届政府所倡导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契机。但在这两个例子当中，分散的暴力行为正好碰上了一个持同情态度并立志改革的当权政府，就像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民权运动所遇到的时机一样。在大多数国家里，国泰民安不能没有某些改革，而改革也不能没有某些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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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在促进改革方面的有效性，直接地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预示着那些使用新型政治手段的新兴集团将被动员起来进入政治。此外，暴力的有效性还依赖于有无行得通的政策途径可供选择，实行这些政策可使混乱归于减缓。如果暴力行为完全是对社会全局的一种胡闹，目标散乱而不明确，那它就帮不了改革什么忙，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改革者还是保守派，都应该把这种暴力看成是与某个特定政策问题直接相关的。这样，暴力就把争论的焦点从改革的利弊转到了维持公共秩序的必要性上。对改革最有力的辩护就是把改革说成是维护国内安宁所不可缺的。这样就会使那些希望维持秩序的保守派转而支持改革。从20世纪30年代瓦加斯统治的早期开始，巴西上层人士就经常引用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赶在人民之前先发动革命。”在1963年伯明翰骚乱以后，肯尼迪总统也说过类似的话，宣称通过他的民权提案对于“使斗争离开大街进入法院”是必要的。他警告说，如果提案通不过，那就将导致“即使不是升级的也是持久的种族冲突——这将使双方的领导权都从理智和负责的人士手中落到仇恨和暴力的制造者手中”。肯尼迪的此种预言，再加上实际存在的由种族问题引起的暴力和混乱的佐证，甚至使共和党和民主党内的保守分子也转而支持民权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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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暴力和混乱刺激改革的效用并非暴力的内在属性。并不是暴力本身，而是由于使用一种不熟悉或不寻常的政治手段所引起的震惊和新奇感，才起到了推动改革的作用。暴力是一个社会集团公开表明要越出常轨行事，这才给了它的要求以刺激性。事实上，这种行动方式意味着政治手段的多样化和对现存组织及政治程序的威胁。例如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骚乱和暴力是家常便饭。但1831年暴力行为的规模和烈度却是前所未有的。墨尔本（Melbourne）在论及诺丁汉和德比两地的暴乱时说道：“我相信这样的暴行在本国是没有先例的；至少我从不记得曾听到过在从前的政治骚乱中有田庄被袭击、掠夺和焚烧的事件。”[17] 正是暴力行为的这种好像没有先例的特点，才驱使墨尔本去实行改革。同样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静坐罢工和60年代的静坐示威这类新战术的新奇性使劳工和黑人的要求更加显得不可掉以轻心。1963年，骚乱和示威在南越是司空见惯，但佛教僧侣的自焚却显示出国内暴力的戏剧性升级，这无疑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官员和越南军官，导致他们下决心在政府中换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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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重复使用这种手段就会使它贬值，这一点足以说明促进改革的是这种手段的新奇性而非它的固有本质。1963年美国的种族骚动和越南的和尚自焚分别推动了政府政策和政治领导的重大改变。三年之后发生的同样事件就未能产生同样的结果。曾经被视为越出政治常轨的惊人之举，现在相对来说已经被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惯技了。故而，在许多普力夺制度之下，暴力行动成了一种政治流行病，完全丧失了推动重大改革的能力。而在非普力夺制度的国家里，新奇的或不同寻常的抗议方式则可能被吸收到合法的政治行为的范围之内。正如阿瑟·瓦斯科（Arthur Waskow）曾经深刻地说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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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政治混乱的目标是为了引起改革，那它往往是某种特定政治秩序系统的“局外人”所发明的，他们是在求变，促使自己能进入这个系统。为此，他们就要使用那些从他们自身的经历来看是理所当然的办法，而在那些其思想和行为囿于体系之中的局内人看来，这都是些乱糟糟的东西。第一次采用这种形式的决不是黑人。例如在17、18世纪，城市的律师和商人无法使那些顽固的政治家注意他们的不满（他们在议会中几乎没有代表权），因此就使用撰写政治小册子这种不合法的胡闹手段来反对现存秩序。同样，19世纪的工人在无法使雇主和当选的立法者倾听他们的要求的情况下就采用了组织工会和罢工（这在开始都是不合法的）的方式来引起人们对他们苦情的注意。在这两个例子当中，行使制造混乱的政治手段的结果不但使行使者被政治体系所接纳，其具体要求受到重视，而且也使这些新方法本身被纳入普遍允许和认可的政治斗争的武库之中。简言之，“秩序”体系本身改变了。于是，撰写政治小册子的“诽谤罪”被奉为出版自由；组织罢工的“阴谋罪”被奉为自由工会制度的神圣权利。在这个世纪的非法行为，到下一个世纪却变为法律所保障的自由。[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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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制度能否对那些提出新要求的集团所使用的新的政治手段加以吸收、缓和并使之合法化，实际上正是对这个制度的适应性的一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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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或任何其他的新奇手段在促进改革方面的有效性也可能会随着它在这方面的成功而衰退。假如某个集团造成的混乱和暴力导致政府做出让步，那么这个集团诉诸暴力和制造混乱的倾向性就可能增强。而同一种策略的重复使用就会降低它的效果。同时，政府做出更多让步的意愿可能也会减弱。一方面，政府开头无疑会争辩说，它的改革将会减少而不是加剧暴力行为，但当最后事情证明并非如此时，不言而喻，它会作出愤怒的反应。此外，政府认为它已经作出了可取而必要的让步，这就表明，如果再以新的暴力来迫使它作出额外的让步，政府就会视此为削弱合法性，因为这简直就是去支持“不负责任”而非“合乎情理”的要求。于是局势就向两极分化，因为政府感到“必须划出一条最后的界限”以限制那些“走得太远的”集团，而这些集团则感到政府“未把他们当回事”，“对根本性的改革并无兴趣”。正是在这一点上，改革激发革命的前景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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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改革：替代物还是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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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社会改革成了美国公开倡导的政策目标。进步同盟体现的观点是：在拉丁美洲，通过民主改革将达到物质和精神财富更为平均的分配，将会取代暴力革命的发生。在那些仍然被少数寡头集团控制着的国家中，日益积聚起来的改革压力必须逐步获得释放，否则，当它增长到某种突破点时就会一发不可收，湮没并摧毁整个社会结构。在领导层和政策方面实行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改革，当可能避免通过革命在制度、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方面带来彻底而迅猛的暴力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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