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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假定在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上确实有它的根据。拉斯韦尔（Lasswell）和卡普兰（Kaplan）说：“领导人更替、有计划的改革及宫廷革命，皆起到政治和社会革命的替代功能。”弗里德里克同样也提到：“许多小的革命加起来就能阻止一场大的革命，因为当社会秩序中的各种因素通过有效的政治程序被‘革命化’之后，那种本来必然会导致以强力‘推翻’现有政治秩序的紧张局势，就会因被‘引导’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松弛。”R.R.帕尔默在其两卷本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巨著中也有过类似的结论：“没有哪一次革命应被视为不可避免。设使旧的上层统治阶级当初能做出更加明智的让步，又设使坚持维护贵族社会价值观的逆向趋势确实不那么强烈，18世纪本来不会发生革命的。”[19] 这无疑是一个很有道理的见解。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通过扩大选举权、工厂立法、承认工会、工资和工时法、社会保险、失业保险等一系列手段而排除了工业革命所制造的烈性革命炸药的引信，马克思主义在西欧的希望已经受到挫折，难道还有比这更能证明该命题正确性的例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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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是有一个反命题的存在。反命题认为，改革非但无助于政治稳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动荡甚或形成革命。改革完全可能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而不是其替代物。经常有人指出，历史上的大革命常常是跟随在改革之后而不是在停滞和镇压之后。一个政权实行改革并做出让步，这本身就会怂恿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从而很容易像滚雪球似地形成一种革命运动。德·托克维尔在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当中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经常被引用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帕尔默的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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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革命所推翻的社会秩序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比它的前身要好些，经验告诉我们，一般来说，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乃是当它想采取补救措施的时候。一个国王在实施长时期的暴虐统治以后，当他想要改善其臣民的命运时，只有最精明老练的政治手腕才能使他保住自己的王位……〔法国的改革〕之所以为大革命打下了基础，并不是因为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消除了大革命的障碍，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改革教会了这个民族怎样去发动革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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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催化剂理论，在美国思想家当中，无疑是少数人的观点。虽然美国人认为改革有利于国内政治稳定，但在国际事务方面，他们的主导想法就大相径庭了，二者适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人一般倾向于假定：面对国内的变革要求，让步会产生稳定效果，但面对国际上的变革要求，让步却会带来不稳定效果。贫困阶级能因被安抚而平静下来，贫困政府只会因被鼓励而得寸进尺。国内的让步是好的，被称作改革；国际上的让步则是坏的，被称为绥靖主义。这似乎再一次显示出，美国政策设想深受历史经验的影响。特别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国内政策大见成效，而内维尔·张伯伦的外交政策却一败涂地。但是很显然，无论在国际方面还是国内方面，这两种关于逐渐变革的理论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21]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在有些情况下逐渐变革或改革可以产生更大的稳定；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却可能增加混乱并导致暴烈的根本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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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各派力量对政治变革的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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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介入政治变革进程的所有集团来说，改革和革命的关系问题都是生死攸关的。改革家相信，改革是革命的替代物，正因为此，他们力图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社会和经济的更大平等。极端激进派，或曰“左倾分子”，通常也信奉替代理论，因此就反对改革。“正统革命者”和“顽固派”却都信奉催化剂理论，然而后者反对对现状的任何触动，而前者则希望以小变革作为楔子来争取更为根本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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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上来看，革命的可取性有多大，有些人有不同的认识，但主要的争论还不是发生在这些人之间，而是发生在那些对革命和改革的关系作出不同预测的人们之间。改革家告诉顽固派说，某种程度的让步对于避免山洪暴发是必需的；而顽固派则警告说，任何让步都将导致对现存秩序的削弱。在正统革命者和左倾分子之间，也有类似的争论。历史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最耐人寻味而又发人深省的争论，确实是在马克思主义者阵营的内部。在这个问题上论著最丰的也许就是列宁本人；在不同的时期，他似乎针对这个问题阐释过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观点。但大体来说，他的观点通常最接近“正统”革命者的观点。他认为尽管一个政权自动施行的改革会延缓革命，但被迫做出的改革则会加速革命的到来。他在1894年驳斥彼得·司徒卢威（Peter Struve）修正主义即争取改良的倾向时说：“改良是不能与革命相提并论的。争取改良只不过是为最后以革命来推翻旧制度而调动无产阶级队伍的一种手段而已。”同样，他在另一方面也反对1906年的“抵制派”和“召回派”以及1920年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在现存制度下争得的改革是有益的并会导致革命：“革命中的部分胜利，即那些旧制度被迫做出的仓率的让步，正是那新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更为尖锐的社会动乱的最有力的证据，这种动乱将把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带进运动中来。”[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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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世纪的革命者们对于列宁这种修正过了的关于改革的催化剂理论，已经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了。马克思主义的期望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破灭已使人民很难相信革命者能兼得改革和革命二者。正统的革命观念业已衰落，它从前的支持者们因接受替代理论而分裂成两派，一派遵循伯恩施坦的道路，另一派则追随毛泽东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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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们和社会革命者一样，对这两种理论也不可能兼得。如果替代理论大体上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催化剂理论大体上就是错误的，反之亦然。或许更加可能的情况是，在某些条件下这种理论是正确的，在另一些条件下那种理论是正确的。所谓有关的条件，就是指改革和革命的前提和改革的后果对革命的影响。毫无疑问，改革与革命之间最重要的关联，就是二者的先决条件是一样的，即政治体系中的权力是集中的。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权力集中，特别是在一个权力总量本来就很小的体系中的权力集中，是政策创新和改革的首要前提。这也是革命的一个前提。至少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一个政权易遭革命推翻的程度是与它进行改革的能力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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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传统政治体制中立志现代化的君主所面临的困境，只不过是那些经历变革的政体所特具的普遍问题的一例显证罢了。18世纪重农学派的莱特劳纳（Letronne）认为：“当前法国的形势比起英国要优越得多，因为在这里，推行那种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改革刹那之间就能实现，而在英国，这种改革却总是被政党政府制度所阻滞。”[24] 但使得改革在法国得以顺利推行的这种条件，同时也使革命成为可能，而在英国阻碍了改革的“政党政府制度”却同时也使该国免遭革命。同样，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凭一道圣旨就成功地废除了农奴制，而美国在同一时期所进行的类似改革却是用了四年的流血冲突才得以完成的。但这个使1860年俄国改革成为可能的政治集权，同样也使1917年的革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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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地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保守的集权传统体制，特别是像清朝、罗曼诺夫、奥斯曼等这样的官僚帝国，最可能会因革命而覆亡。在这些国家，君主垄断了所有的合法性，因而政体就无法进行和平的调整以适应政治权力的扩散以及其他社会创新和政治权威来源的出现。于是这些来源的出现就必然要求推翻整个制度。另一方面，在那些具有更为复杂和分权的政治制度，又具有有活力的地方政府和自治性的州或省的国家里，改革的道路和革命的几率都不确定。那些对把持着中央政府的集团持反对态度的社会势力可能控制着地方或基层政府，因此它们能认同现行制度的某些成分，而不至于和整个制度相疏离。坦纳鲍姆（Tannenbaum）写道：“如果说对于革命还有任何确定不移的东西可以谈的话，那便是在那些政治力量极其分散而成千上万的人都感到自己与所在的自治教区或城镇的各种问题息息相关，并且参与制订更大的单位，乃至县级、州级或整个国家的各种法规的国家里，革命是不会发生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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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革命的发生都依赖于集权，这便常常在二者之间形成戏剧性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是否会引起革命，那就要看改革的性质、革命者的成分和改革的时机了。例如，政策改革会加大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改革会激起得一望二的期待，同时又暗示着现行政权的软弱。领导层的人事改革则可能把革命运动中的能干分子笼络起来，并使之加入现存体制，从而降低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英国的法、德两国政治稳定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与这些不同的改革方式有关。[26] 此外，某些政策改革（而不进行其他改革）和某些领导层的人事改革（而不进行其他改革）可能会分裂革命力量、缓解他们的热情、减弱他们对潜在同盟者的号召力，并使那些反对向革命势力做进一步让步的集团聚集在改革势力的周围，特别是改革本身就会改变各种各样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为迎合较为温和的革命派领袖的要求而实施的改革，能强化这些领袖们的地位和他们所主张的政策，使极端派革命分子逊色。改革若是迎合由革命运动中的激进派所发动的暴力和直接行动，那这种改革就会增强这些领袖们的力量，并使其他人也会相信其策略和目标的正确性。但是，对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来说，这些常常正是改革的必要前提。此类政府太软弱、太冷漠、太保守或者太糊涂，对革命阵营中的分歧视而不见，未能用某种形式的改革来增强革命运动中的温和趋势。相反，只有骚乱、示威和暴力才能刺激他们行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列宁指出的，改革只会招致更多的骚乱、示威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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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改革的时机也是很重要的。拉斯韦尔和卡普兰指出，社会精英中的反叛分子最可能提出革命要求的时机，要么是在其力量最小的阶段，要么是在其力量最大的阶段。[27] 在前一种时期，他们认为不值得去接受改革和让步，因为与他们重建整个社会的抱负相比，这种让步是太微不足道了。在后一种时期，他们接受改革和让步的意愿也不强烈，因为他们此时觉得获取整个政权已近在咫尺：他们已处在可以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的地位上了。但如果他们的力量处在强弱两极之间的状态时，则可能对进入现存权力结构感兴趣。他们会愿意分享统治权力，就是说立即得到某种利益，而不是流连于推翻整个制度的向往之中。因此，领导层的人事改革在这一阶段可能非常奏效，而在革命者太弱或太强时，这种做法则可能是枉费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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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说，改革对革命几率的影响，端赖要求变革的集团的社会构成以及这些集团所抱企求的性质。在这里，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两个集团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个集团及其要求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从结果来看，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农民的改革则是革命的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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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对于城市知识分子是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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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对抗，不仅在普力夺制国家里，而且在几乎所有类型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普力夺国家中，学生通常是最积极而重要的中产阶级政治势力。而在非普力夺制国家里，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机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力量和普遍的合法性观念的限制，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却与国家中存在的那种反政府综合征同属一个病根。在传统政治制度下，首都的最高学府通常是敌意和反政权密谋的中心。在伊朗和埃塞俄比亚，德黑兰大学和海尔·塞拉西大学都是反王权情绪的大本营。摩洛哥和利比亚城市也曾被学生暴动和示威搞得一团糟。在处于另一极端的共产党国家中，大学同样也是批评和反对政府的中心。在苏联、波兰以及其他的东欧国家，学生的声音就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但在这里，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前提所提出的疑问少，而对政治体制和现行政策所提出的异议多。[28] 在非洲独立国家——特别明显的是在先前的法属殖民地——学生也常是政府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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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政府的对抗因其持久性而代表了极端中产阶级的反政府综合征。改革和政府的改良措施只能对学生反对派产生很小的影响。不管政府的性质如何，也不管政府所遵循的政策的性质如何，学生总是反政府的。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韩国，越来越多的首都学生成了反对李承晚政权的中心，1960年4月的学生示威和骚乱引起了一系列最后导致李氏独裁被推翻的事件。代替它的是尹谱善的开明政府。尽管新政府从目标、政策、领导人和支持来源看，实际上都代表了学生们的一切要求，但几个月以后，学生示威又动摇了该政府；当时对学生政治态度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不到4％的学生无保留地支持政府。[29] 6个月以后，当尹谱善政府被军方赶下台时，学生反对派几乎立刻就表明，他们反对朴正熙将军的新政府。其后几年，在反对李承晚的“四月革命”周年纪念和其他场合，朴正熙政权常常面临着首都高校大学生的大规模示威和暴动。管它是独裁统治也罢，自由民主制也罢，军事管制也罢，政党政府也罢，韩国学生一概反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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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模式也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在1957年，哥伦比亚学生在推翻罗哈斯·皮尼利亚独裁统治和恢复竞选制民主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仅仅事隔几年，波哥大国立大学90％的学生就说，他们对这个政治制度和这个政府的社会价值观念完全没有信心。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亦无二致。哈瓦那大学曾是反对巴蒂斯塔的中心，后来却成了反对卡斯特罗的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曾是国民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到了1966年，按照中国的说法，北京大学成了“盘根错节的反动堡垒”[30] 。在某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支持政府的主要是富有阶级；在另一些国家里则主要是贫苦大众。在某些国家中，政府对新派人士有号召力；在另一些国家中，政府则依仗保守集团的支持。在某些国家中，对政府的支持是通过官僚机构来组织的；在另一些国家中，则是通过社团组织或关系集团来组织的。但几乎在任何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府都不可能长久地指望知识界的支持。如果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确实普遍存在着一种鸿沟的话，那就是政府和大学生间的鸿沟。如果说总统官邸是权威的象征的话，那么学生联合会大楼就是造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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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所构成的反对派格局表明，它是不会被改革所平息的，改革反而会使它恶化。这种形式的反对派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出于任何物质上的匮乏，而是出于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个人的疏离和负罪感，以及出于一种急需的稳定认同感。城市中产阶级要求民族尊严，要求一种进步感和全民族的总目标，要求通过参与社会的全面改造得到自我实现的机会。这些都是乌托邦式的目标，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满足这些要求。故此，改革很难安抚这些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分子。在大多数场合，他们的确都强烈地反对改革，将其视为规避变革而抛出的一点小甜头。这种情况固然时常发生，但问题也还有另外一面。因为，如果改革的呼声可以作为行动不彻底的借口的话，那么，革命的要求就常常是什么也不干的借口。拉丁美洲的咖啡馆和酒吧间经常坐满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那些切实改善自己国家状况的机会嗤之以鼻，说什么拟议中的改革在本质上不够彻底，不够革命，或用他们最喜欢的术语来说，不是结构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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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尤其对现代世界和西方先进国家推崇备至。在他们的心目中存在着两种极大的差距，一是现代性原则——平等、公正、共同体、经济福利——和这些原则在他们的社会中实现的程度之间的差距，二是世界先进国家中实际状况和他们自己国内的具体状况之间的差距。利普塞特写道：“当然，在所有国家中，现实一般总是与原则有出入，年轻人，特别是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对此感受特别强烈。因此，各国受过教育的青年人，都早熟地支持理想主义运动，比成年人自己更加坚贞不渝地崇尚成年人的意识形态。”[31] 这些学生们对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辱并与之相疏离，他们热切希望重建自己的祖国，将其推向“世界的前列”。在与自己的家庭以及传统的规范和行为准则相疏离的情况下，学生们更加彻底地与抽象的现代性准则相认同。这些抽象的准则成了他们评价自己国家的绝对标准。非把社会加以彻底重建，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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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俄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致力于现代化的努力，在许多方面都可说是开了20世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学生和知识分子问政的先河。俄国知识分子的作为也清楚地说明了改革是如何能变成极端激进主义的催化剂的，亚历山大二世的“伟大改革”立即引发了学生和其他知识界成员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行动。考虑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的学生骚动，亚历山大推行了一种宽容和自由化的政策。可这只不过使不满情绪加剧，并在农奴制度废除后的那几年掀起高潮，而于1866年达到顶峰，发生了企图暗杀亚历山大的事件。莫斯写道：“新沙皇恩准自由的些许扩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自由的进一步要求。在尼古拉统治下，几乎毫无怨言而接受的那些限制，现在突然变得难以忍受了；迄今为止多半被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的公众，现在开始抱怨说，亚历山大所给予的相对自由是不够的。”[32] 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后半叶的俄国革命运动正是19世纪中叶亚历山大推行“伟大改革”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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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有些类似的情况是，1848年在许多国家中发生的革命，就是紧接着政府为了迎合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要求而进行的改革努力之后才发生的。例如在教皇领地之内，庇护九世在1846—1848年间放宽了出版自由，建立了罗马市自治政府，革新了省级行政，创立了一个咨询议会，设置了“保民官”，“于是就武装了强烈要求改革的中产阶级”。但庇护的改革并未使中产阶级分子感到满意，革命还是爆发了。保民官站在起义者一边，庇护被迫逃往那不勒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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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雷德·卡布拉尔（Reid Cabral）政府在刚刚开始实行一系列改革之际就被一次中产阶级起义所推翻。这些改革包括搞活经济、扩大政治自由、整肃贪污、厉行节俭、确立选举并清洗“军队中某些最暴戾腐化的分子”。可是，“恰恰值此缓慢上升和逐步改善之际，1965年4月革命爆发了。雷德至少部分地是由于他所开始推行的改革而被赶下台，这似乎是一种讽刺”[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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