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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在促进改革方面的有效性，直接地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预示着那些使用新型政治手段的新兴集团将被动员起来进入政治。此外，暴力的有效性还依赖于有无行得通的政策途径可供选择，实行这些政策可使混乱归于减缓。如果暴力行为完全是对社会全局的一种胡闹，目标散乱而不明确，那它就帮不了改革什么忙，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改革者还是保守派，都应该把这种暴力看成是与某个特定政策问题直接相关的。这样，暴力就把争论的焦点从改革的利弊转到了维持公共秩序的必要性上。对改革最有力的辩护就是把改革说成是维护国内安宁所不可缺的。这样就会使那些希望维持秩序的保守派转而支持改革。从20世纪30年代瓦加斯统治的早期开始，巴西上层人士就经常引用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赶在人民之前先发动革命。”在1963年伯明翰骚乱以后，肯尼迪总统也说过类似的话，宣称通过他的民权提案对于“使斗争离开大街进入法院”是必要的。他警告说，如果提案通不过，那就将导致“即使不是升级的也是持久的种族冲突——这将使双方的领导权都从理智和负责的人士手中落到仇恨和暴力的制造者手中”。肯尼迪的此种预言，再加上实际存在的由种族问题引起的暴力和混乱的佐证，甚至使共和党和民主党内的保守分子也转而支持民权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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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暴力和混乱刺激改革的效用并非暴力的内在属性。并不是暴力本身，而是由于使用一种不熟悉或不寻常的政治手段所引起的震惊和新奇感，才起到了推动改革的作用。暴力是一个社会集团公开表明要越出常轨行事，这才给了它的要求以刺激性。事实上，这种行动方式意味着政治手段的多样化和对现存组织及政治程序的威胁。例如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骚乱和暴力是家常便饭。但1831年暴力行为的规模和烈度却是前所未有的。墨尔本（Melbourne）在论及诺丁汉和德比两地的暴乱时说道：“我相信这样的暴行在本国是没有先例的；至少我从不记得曾听到过在从前的政治骚乱中有田庄被袭击、掠夺和焚烧的事件。”[17] 正是暴力行为的这种好像没有先例的特点，才驱使墨尔本去实行改革。同样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静坐罢工和60年代的静坐示威这类新战术的新奇性使劳工和黑人的要求更加显得不可掉以轻心。1963年，骚乱和示威在南越是司空见惯，但佛教僧侣的自焚却显示出国内暴力的戏剧性升级，这无疑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官员和越南军官，导致他们下决心在政府中换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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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重复使用这种手段就会使它贬值，这一点足以说明促进改革的是这种手段的新奇性而非它的固有本质。1963年美国的种族骚动和越南的和尚自焚分别推动了政府政策和政治领导的重大改变。三年之后发生的同样事件就未能产生同样的结果。曾经被视为越出政治常轨的惊人之举，现在相对来说已经被看作是一种政治上的惯技了。故而，在许多普力夺制度之下，暴力行动成了一种政治流行病，完全丧失了推动重大改革的能力。而在非普力夺制度的国家里，新奇的或不同寻常的抗议方式则可能被吸收到合法的政治行为的范围之内。正如阿瑟·瓦斯科（Arthur Waskow）曾经深刻地说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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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政治混乱的目标是为了引起改革，那它往往是某种特定政治秩序系统的“局外人”所发明的，他们是在求变，促使自己能进入这个系统。为此，他们就要使用那些从他们自身的经历来看是理所当然的办法，而在那些其思想和行为囿于体系之中的局内人看来，这都是些乱糟糟的东西。第一次采用这种形式的决不是黑人。例如在17、18世纪，城市的律师和商人无法使那些顽固的政治家注意他们的不满（他们在议会中几乎没有代表权），因此就使用撰写政治小册子这种不合法的胡闹手段来反对现存秩序。同样，19世纪的工人在无法使雇主和当选的立法者倾听他们的要求的情况下就采用了组织工会和罢工（这在开始都是不合法的）的方式来引起人们对他们苦情的注意。在这两个例子当中，行使制造混乱的政治手段的结果不但使行使者被政治体系所接纳，其具体要求受到重视，而且也使这些新方法本身被纳入普遍允许和认可的政治斗争的武库之中。简言之，“秩序”体系本身改变了。于是，撰写政治小册子的“诽谤罪”被奉为出版自由；组织罢工的“阴谋罪”被奉为自由工会制度的神圣权利。在这个世纪的非法行为，到下一个世纪却变为法律所保障的自由。[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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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治制度能否对那些提出新要求的集团所使用的新的政治手段加以吸收、缓和并使之合法化，实际上正是对这个制度的适应性的一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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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或任何其他的新奇手段在促进改革方面的有效性也可能会随着它在这方面的成功而衰退。假如某个集团造成的混乱和暴力导致政府做出让步，那么这个集团诉诸暴力和制造混乱的倾向性就可能增强。而同一种策略的重复使用就会降低它的效果。同时，政府做出更多让步的意愿可能也会减弱。一方面，政府开头无疑会争辩说，它的改革将会减少而不是加剧暴力行为，但当最后事情证明并非如此时，不言而喻，它会作出愤怒的反应。此外，政府认为它已经作出了可取而必要的让步，这就表明，如果再以新的暴力来迫使它作出额外的让步，政府就会视此为削弱合法性，因为这简直就是去支持“不负责任”而非“合乎情理”的要求。于是局势就向两极分化，因为政府感到“必须划出一条最后的界限”以限制那些“走得太远的”集团，而这些集团则感到政府“未把他们当回事”，“对根本性的改革并无兴趣”。正是在这一点上，改革激发革命的前景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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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170336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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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改革：替代物还是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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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社会改革成了美国公开倡导的政策目标。进步同盟体现的观点是：在拉丁美洲，通过民主改革将达到物质和精神财富更为平均的分配，将会取代暴力革命的发生。在那些仍然被少数寡头集团控制着的国家中，日益积聚起来的改革压力必须逐步获得释放，否则，当它增长到某种突破点时就会一发不可收，湮没并摧毁整个社会结构。在领导层和政策方面实行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改革，当可能避免通过革命在制度、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方面带来彻底而迅猛的暴力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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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假定在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上确实有它的根据。拉斯韦尔（Lasswell）和卡普兰（Kaplan）说：“领导人更替、有计划的改革及宫廷革命，皆起到政治和社会革命的替代功能。”弗里德里克同样也提到：“许多小的革命加起来就能阻止一场大的革命，因为当社会秩序中的各种因素通过有效的政治程序被‘革命化’之后，那种本来必然会导致以强力‘推翻’现有政治秩序的紧张局势，就会因被‘引导’去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松弛。”R.R.帕尔默在其两卷本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巨著中也有过类似的结论：“没有哪一次革命应被视为不可避免。设使旧的上层统治阶级当初能做出更加明智的让步，又设使坚持维护贵族社会价值观的逆向趋势确实不那么强烈，18世纪本来不会发生革命的。”[19] 这无疑是一个很有道理的见解。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通过扩大选举权、工厂立法、承认工会、工资和工时法、社会保险、失业保险等一系列手段而排除了工业革命所制造的烈性革命炸药的引信，马克思主义在西欧的希望已经受到挫折，难道还有比这更能证明该命题正确性的例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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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是有一个反命题的存在。反命题认为，改革非但无助于政治稳定，反而会造成更大的动荡甚或形成革命。改革完全可能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而不是其替代物。经常有人指出，历史上的大革命常常是跟随在改革之后而不是在停滞和镇压之后。一个政权实行改革并做出让步，这本身就会怂恿进一步改革的要求，从而很容易像滚雪球似地形成一种革命运动。德·托克维尔在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当中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经常被引用的结论，这个结论与帕尔默的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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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革命所推翻的社会秩序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比它的前身要好些，经验告诉我们，一般来说，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乃是当它想采取补救措施的时候。一个国王在实施长时期的暴虐统治以后，当他想要改善其臣民的命运时，只有最精明老练的政治手腕才能使他保住自己的王位……〔法国的改革〕之所以为大革命打下了基础，并不是因为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消除了大革命的障碍，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改革教会了这个民族怎样去发动革命。[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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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催化剂理论，在美国思想家当中，无疑是少数人的观点。虽然美国人认为改革有利于国内政治稳定，但在国际事务方面，他们的主导想法就大相径庭了，二者适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人一般倾向于假定：面对国内的变革要求，让步会产生稳定效果，但面对国际上的变革要求，让步却会带来不稳定效果。贫困阶级能因被安抚而平静下来，贫困政府只会因被鼓励而得寸进尺。国内的让步是好的，被称作改革；国际上的让步则是坏的，被称为绥靖主义。这似乎再一次显示出，美国政策设想深受历史经验的影响。特别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国内政策大见成效，而内维尔·张伯伦的外交政策却一败涂地。但是很显然，无论在国际方面还是国内方面，这两种关于逐渐变革的理论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21]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在有些情况下逐渐变革或改革可以产生更大的稳定；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却可能增加混乱并导致暴烈的根本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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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各派力量对政治变革的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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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介入政治变革进程的所有集团来说，改革和革命的关系问题都是生死攸关的。改革家相信，改革是革命的替代物，正因为此，他们力图通过和平手段来达到社会和经济的更大平等。极端激进派，或曰“左倾分子”，通常也信奉替代理论，因此就反对改革。“正统革命者”和“顽固派”却都信奉催化剂理论，然而后者反对对现状的任何触动，而前者则希望以小变革作为楔子来争取更为根本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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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价值上来看，革命的可取性有多大，有些人有不同的认识，但主要的争论还不是发生在这些人之间，而是发生在那些对革命和改革的关系作出不同预测的人们之间。改革家告诉顽固派说，某种程度的让步对于避免山洪暴发是必需的；而顽固派则警告说，任何让步都将导致对现存秩序的削弱。在正统革命者和左倾分子之间，也有类似的争论。历史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最耐人寻味而又发人深省的争论，确实是在马克思主义者阵营的内部。在这个问题上论著最丰的也许就是列宁本人；在不同的时期，他似乎针对这个问题阐释过任何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观点。但大体来说，他的观点通常最接近“正统”革命者的观点。他认为尽管一个政权自动施行的改革会延缓革命，但被迫做出的改革则会加速革命的到来。他在1894年驳斥彼得·司徒卢威（Peter Struve）修正主义即争取改良的倾向时说：“改良是不能与革命相提并论的。争取改良只不过是为最后以革命来推翻旧制度而调动无产阶级队伍的一种手段而已。”同样，他在另一方面也反对1906年的“抵制派”和“召回派”以及1920年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认为在现存制度下争得的改革是有益的并会导致革命：“革命中的部分胜利，即那些旧制度被迫做出的仓率的让步，正是那新的、更有决定意义的、更为尖锐的社会动乱的最有力的证据，这种动乱将把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带进运动中来。”[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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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世纪的革命者们对于列宁这种修正过了的关于改革的催化剂理论，已经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了。马克思主义的期望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破灭已使人民很难相信革命者能兼得改革和革命二者。正统的革命观念业已衰落，它从前的支持者们因接受替代理论而分裂成两派，一派遵循伯恩施坦的道路，另一派则追随毛泽东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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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们和社会革命者一样，对这两种理论也不可能兼得。如果替代理论大体上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催化剂理论大体上就是错误的，反之亦然。或许更加可能的情况是，在某些条件下这种理论是正确的，在另一些条件下那种理论是正确的。所谓有关的条件，就是指改革和革命的前提和改革的后果对革命的影响。毫无疑问，改革与革命之间最重要的关联，就是二者的先决条件是一样的，即政治体系中的权力是集中的。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权力集中，特别是在一个权力总量本来就很小的体系中的权力集中，是政策创新和改革的首要前提。这也是革命的一个前提。至少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一个政权易遭革命推翻的程度是与它进行改革的能力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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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传统政治体制中立志现代化的君主所面临的困境，只不过是那些经历变革的政体所特具的普遍问题的一例显证罢了。18世纪重农学派的莱特劳纳（Letronne）认为：“当前法国的形势比起英国要优越得多，因为在这里，推行那种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改革刹那之间就能实现，而在英国，这种改革却总是被政党政府制度所阻滞。”[24] 但使得改革在法国得以顺利推行的这种条件，同时也使革命成为可能，而在英国阻碍了改革的“政党政府制度”却同时也使该国免遭革命。同样，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年凭一道圣旨就成功地废除了农奴制，而美国在同一时期所进行的类似改革却是用了四年的流血冲突才得以完成的。但这个使1860年俄国改革成为可能的政治集权，同样也使1917年的革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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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泛地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保守的集权传统体制，特别是像清朝、罗曼诺夫、奥斯曼等这样的官僚帝国，最可能会因革命而覆亡。在这些国家，君主垄断了所有的合法性，因而政体就无法进行和平的调整以适应政治权力的扩散以及其他社会创新和政治权威来源的出现。于是这些来源的出现就必然要求推翻整个制度。另一方面，在那些具有更为复杂和分权的政治制度，又具有有活力的地方政府和自治性的州或省的国家里，改革的道路和革命的几率都不确定。那些对把持着中央政府的集团持反对态度的社会势力可能控制着地方或基层政府，因此它们能认同现行制度的某些成分，而不至于和整个制度相疏离。坦纳鲍姆（Tannenbaum）写道：“如果说对于革命还有任何确定不移的东西可以谈的话，那便是在那些政治力量极其分散而成千上万的人都感到自己与所在的自治教区或城镇的各种问题息息相关，并且参与制订更大的单位，乃至县级、州级或整个国家的各种法规的国家里，革命是不会发生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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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革命的发生都依赖于集权，这便常常在二者之间形成戏剧性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是否会引起革命，那就要看改革的性质、革命者的成分和改革的时机了。例如，政策改革会加大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因为这种改革会激起得一望二的期待，同时又暗示着现行政权的软弱。领导层的人事改革则可能把革命运动中的能干分子笼络起来，并使之加入现存体制，从而降低发生革命的可能性。英国的法、德两国政治稳定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与这些不同的改革方式有关。[26] 此外，某些政策改革（而不进行其他改革）和某些领导层的人事改革（而不进行其他改革）可能会分裂革命力量、缓解他们的热情、减弱他们对潜在同盟者的号召力，并使那些反对向革命势力做进一步让步的集团聚集在改革势力的周围，特别是改革本身就会改变各种各样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为迎合较为温和的革命派领袖的要求而实施的改革，能强化这些领袖们的地位和他们所主张的政策，使极端派革命分子逊色。改革若是迎合由革命运动中的激进派所发动的暴力和直接行动，那这种改革就会增强这些领袖们的力量，并使其他人也会相信其策略和目标的正确性。但是，对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来说，这些常常正是改革的必要前提。此类政府太软弱、太冷漠、太保守或者太糊涂，对革命阵营中的分歧视而不见，未能用某种形式的改革来增强革命运动中的温和趋势。相反，只有骚乱、示威和暴力才能刺激他们行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列宁指出的，改革只会招致更多的骚乱、示威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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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改革的时机也是很重要的。拉斯韦尔和卡普兰指出，社会精英中的反叛分子最可能提出革命要求的时机，要么是在其力量最小的阶段，要么是在其力量最大的阶段。[27] 在前一种时期，他们认为不值得去接受改革和让步，因为与他们重建整个社会的抱负相比，这种让步是太微不足道了。在后一种时期，他们接受改革和让步的意愿也不强烈，因为他们此时觉得获取整个政权已近在咫尺：他们已处在可以要求对方无条件投降的地位上了。但如果他们的力量处在强弱两极之间的状态时，则可能对进入现存权力结构感兴趣。他们会愿意分享统治权力，就是说立即得到某种利益，而不是流连于推翻整个制度的向往之中。因此，领导层的人事改革在这一阶段可能非常奏效，而在革命者太弱或太强时，这种做法则可能是枉费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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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说，改革对革命几率的影响，端赖要求变革的集团的社会构成以及这些集团所抱企求的性质。在这里，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两个集团是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个集团及其要求有着根本性的差别。从结果来看，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农民的改革则是革命的替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