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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对于城市知识分子是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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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对抗，不仅在普力夺制国家里，而且在几乎所有类型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普力夺国家中，学生通常是最积极而重要的中产阶级政治势力。而在非普力夺制国家里，他们从事政治活动的机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力量和普遍的合法性观念的限制，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价值观念却与国家中存在的那种反政府综合征同属一个病根。在传统政治制度下，首都的最高学府通常是敌意和反政权密谋的中心。在伊朗和埃塞俄比亚，德黑兰大学和海尔·塞拉西大学都是反王权情绪的大本营。摩洛哥和利比亚城市也曾被学生暴动和示威搞得一团糟。在处于另一极端的共产党国家中，大学同样也是批评和反对政府的中心。在苏联、波兰以及其他的东欧国家，学生的声音就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但在这里，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前提所提出的疑问少，而对政治体制和现行政策所提出的异议多。[28] 在非洲独立国家——特别明显的是在先前的法属殖民地——学生也常是政府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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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与政府的对抗因其持久性而代表了极端中产阶级的反政府综合征。改革和政府的改良措施只能对学生反对派产生很小的影响。不管政府的性质如何，也不管政府所遵循的政策的性质如何，学生总是反政府的。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韩国，越来越多的首都学生成了反对李承晚政权的中心，1960年4月的学生示威和骚乱引起了一系列最后导致李氏独裁被推翻的事件。代替它的是尹谱善的开明政府。尽管新政府从目标、政策、领导人和支持来源看，实际上都代表了学生们的一切要求，但几个月以后，学生示威又动摇了该政府；当时对学生政治态度的一项调查表明，只有不到4％的学生无保留地支持政府。[29] 6个月以后，当尹谱善政府被军方赶下台时，学生反对派几乎立刻就表明，他们反对朴正熙将军的新政府。其后几年，在反对李承晚的“四月革命”周年纪念和其他场合，朴正熙政权常常面临着首都高校大学生的大规模示威和暴动。管它是独裁统治也罢，自由民主制也罢，军事管制也罢，政党政府也罢，韩国学生一概反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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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模式也可以在其他国家找到。在1957年，哥伦比亚学生在推翻罗哈斯·皮尼利亚独裁统治和恢复竞选制民主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仅仅事隔几年，波哥大国立大学90％的学生就说，他们对这个政治制度和这个政府的社会价值观念完全没有信心。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国家亦无二致。哈瓦那大学曾是反对巴蒂斯塔的中心，后来却成了反对卡斯特罗的中心。在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曾是国民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到了1966年，按照中国的说法，北京大学成了“盘根错节的反动堡垒”[30] 。在某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支持政府的主要是富有阶级；在另一些国家里则主要是贫苦大众。在某些国家中，政府对新派人士有号召力；在另一些国家中，政府则依仗保守集团的支持。在某些国家中，对政府的支持是通过官僚机构来组织的；在另一些国家中，则是通过社团组织或关系集团来组织的。但几乎在任何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府都不可能长久地指望知识界的支持。如果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确实普遍存在着一种鸿沟的话，那就是政府和大学生间的鸿沟。如果说总统官邸是权威的象征的话，那么学生联合会大楼就是造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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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生所构成的反对派格局表明，它是不会被改革所平息的，改革反而会使它恶化。这种形式的反对派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出于任何物质上的匮乏，而是出于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个人的疏离和负罪感，以及出于一种急需的稳定认同感。城市中产阶级要求民族尊严，要求一种进步感和全民族的总目标，要求通过参与社会的全面改造得到自我实现的机会。这些都是乌托邦式的目标，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满足这些要求。故此，改革很难安抚这些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分子。在大多数场合，他们的确都强烈地反对改革，将其视为规避变革而抛出的一点小甜头。这种情况固然时常发生，但问题也还有另外一面。因为，如果改革的呼声可以作为行动不彻底的借口的话，那么，革命的要求就常常是什么也不干的借口。拉丁美洲的咖啡馆和酒吧间经常坐满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那些切实改善自己国家状况的机会嗤之以鼻，说什么拟议中的改革在本质上不够彻底，不够革命，或用他们最喜欢的术语来说，不是结构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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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尤其对现代世界和西方先进国家推崇备至。在他们的心目中存在着两种极大的差距，一是现代性原则——平等、公正、共同体、经济福利——和这些原则在他们的社会中实现的程度之间的差距，二是世界先进国家中实际状况和他们自己国内的具体状况之间的差距。利普塞特写道：“当然，在所有国家中，现实一般总是与原则有出入，年轻人，特别是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对此感受特别强烈。因此，各国受过教育的青年人，都早熟地支持理想主义运动，比成年人自己更加坚贞不渝地崇尚成年人的意识形态。”[31] 这些学生们对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辱并与之相疏离，他们热切希望重建自己的祖国，将其推向“世界的前列”。在与自己的家庭以及传统的规范和行为准则相疏离的情况下，学生们更加彻底地与抽象的现代性准则相认同。这些抽象的准则成了他们评价自己国家的绝对标准。非把社会加以彻底重建，不足以满足他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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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俄国学生和知识分子致力于现代化的努力，在许多方面都可说是开了20世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学生和知识分子问政的先河。俄国知识分子的作为也清楚地说明了改革是如何能变成极端激进主义的催化剂的，亚历山大二世的“伟大改革”立即引发了学生和其他知识界成员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行动。考虑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的学生骚动，亚历山大推行了一种宽容和自由化的政策。可这只不过使不满情绪加剧，并在农奴制度废除后的那几年掀起高潮，而于1866年达到顶峰，发生了企图暗杀亚历山大的事件。莫斯写道：“新沙皇恩准自由的些许扩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自由的进一步要求。在尼古拉统治下，几乎毫无怨言而接受的那些限制，现在突然变得难以忍受了；迄今为止多半被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的公众，现在开始抱怨说，亚历山大所给予的相对自由是不够的。”[32] 从某种意义上说，19世纪后半叶的俄国革命运动正是19世纪中叶亚历山大推行“伟大改革”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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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有些类似的情况是，1848年在许多国家中发生的革命，就是紧接着政府为了迎合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要求而进行的改革努力之后才发生的。例如在教皇领地之内，庇护九世在1846—1848年间放宽了出版自由，建立了罗马市自治政府，革新了省级行政，创立了一个咨询议会，设置了“保民官”，“于是就武装了强烈要求改革的中产阶级”。但庇护的改革并未使中产阶级分子感到满意，革命还是爆发了。保民官站在起义者一边，庇护被迫逃往那不勒斯。[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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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雷德·卡布拉尔（Reid Cabral）政府在刚刚开始实行一系列改革之际就被一次中产阶级起义所推翻。这些改革包括搞活经济、扩大政治自由、整肃贪污、厉行节俭、确立选举并清洗“军队中某些最暴戾腐化的分子”。可是，“恰恰值此缓慢上升和逐步改善之际，1965年4月革命爆发了。雷德至少部分地是由于他所开始推行的改革而被赶下台，这似乎是一种讽刺”[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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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合激进中产阶级要求的改革计划只会增强这个阶级的力量及其激进思潮，而不会减弱它的革命倾向。对于意在维护政治稳定的政府来说，对付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最恰当的办法乃是镇压而非改革。凡是能够削弱这些激进分子的数量、力量和内聚力的措施，皆有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着眼于限制大学发展的政治措施，也会相当程度地减少革命派制的影响。而旨在给学生提供福利的计划却不会减弱他们的革命倾向，反而只会增强身处中上层阶级的学生经常的潜在负罪感，并从而加强他们的反对倾向。举例说，波哥大国立大学乃是一个政治鼓动和反政府、反美行动的中心。20世纪60年代中期，学校在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大力帮助下开始实施一个广泛的计划以求减少这种不满。这个计划包括“提供更好的住宿和其他便利设施，扩大教员队伍并修改课程设置”[35] 。但这种改革反倒可能会方便和鼓励学生去进行政治鼓噪。就维持政治稳定而言，埃塞俄比亚政府倒有更明智之举，它在1962年和1963年之间关闭了海尔·塞拉西大学的学生宿舍，从而迫使许多学生离校回家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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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对于农民是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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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说过，英国海军的光荣在于它的水兵从不哗变，或至少是难得兵变，除非为了更高的军饷。对于农民，大体也可以这么说。只有在土地所有、租佃、劳作、赋税以及物价等条件在他们看来是无法忍受时，他们才会变成革命者。纵观历史，农民的反抗和起义通常都是为了消除某些特定的祸害和虐待。在俄国，农民起义也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几乎总是针对当地的地主和官吏，而不是针对沙皇或教会的权威，也不是针对整个政治或社会体制的结构。在许多例子当中，农民的经济状况总是在革命爆发的前夜急剧下降。帕尔默指出：18世纪80年代法国农村的骚动“并非仅仅由于贫困所致，而且也是由于一种对贫困化的意识所致”[36] 。1789年的经济萧条使这些条件更加恶化，面包价格达到了100年来的最高点。这些物质上的苦难又碰上由于召开三级会议而出现的政治机会，农民暴动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所有的大革命中，农民行动的矛头所向，基本上都是针对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的切身物质利益，要求迅速而直接地得到矫正，必要的话，他们会使用暴力。革命的知识分子宣布旧秩序的死亡和新社会的诞生；而革命的农民则杀死税吏，抢占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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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满情绪是建立在物质性基础上的，这对于避免革命的发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没有一个政府能指望让造反学生感到满意，但一个政府如果是真心实意的话，就能够极大地影响农村的状况，从而化解农民的造反倾向。改革在城市虽可能是革命的催化剂，但在农村就可能是革命的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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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骚动的这种物质背景，还有助于解释他们的行为方式何以给人们造成互相冲突的印象。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抱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因此他们总是处在一种反复无常的状态当中，对他们的角色不会发生误解。而农民却既可能是现存秩序的坚固堡垒又可能是革命的突击部队。农民究竟会扮演什么角色，这完全要看现有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按照他们的想法去满足他们切近的经济和物质利益而定。这些要求通常都集中在土地的佃租制度、赋税和物价等问题上。只要土地的占有状况比较公平，并能维护农民的生存，革命就不可能发生。假如土地占有状况不公平，农村民不聊生，那么革命如果不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有可能的——除非政府能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补救。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加保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会比田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田租的农民更为革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的稳定，端赖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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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是离心离德，而农民则是牢骚满腹。知识分子的目标总是不着边际的和属乌托邦式的。而农民的目标则是具体的，他们要求再分配。这种特点使农民成为潜在的革命者，因为地主必须被剥夺，农民才能得益。这是一种零和效应，即一方受损而另一方得利。但在另一方面，农民的目标总是具体的，这一点意味着只要政府强大并足以硬性推行某种程度的土地再分配，那就能使农民获得革命的免疫力。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物质让步滋长不满情绪和负罪感，而对农民的物质让步则带来满足感。因此，通过革命或其他方式所推行的土地改革，会使农民从潜在的革命力量转变成为基本的社会保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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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土地改革使日本农民对社会主义的呼声无动于衷，并使他们成为保守党派最强大、最忠实的支持者。1947—1948年，韩国在美国支持下把原属日本人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极大地减少了农村中的不稳定因素，在农民当中削弱了现有的和潜在的共产党影响，使他们更乐于和选举程序进行合作，并在他们心中唤起了一种希望，即韩国地主的土地也会被同样处理（这种希望后来实现了）”。在印度，国大党在独立后立即进行了土地改革，这使得“土地所有者和自耕农所扮演的角色更像革命后的法国农民，而不是像革命后的俄国或中国农民，从而造成了一个由在现存制度下具有既得利益的私有者所组成的广泛基础，而不是一个为迅速推动工业化而被搜刮的对象”。墨西哥革命后的土地改革乃是20世纪30年代墨国政治一直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1952年后的玻利维亚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支持政府与革命团体进行斗争的主要保守力量。正如一次研究报告所指出：“尽管土改在开始时有着过火的革命倾向，但并未促使该国家走向公社化。土改实际上使农民成了激进工人的遏制力量，因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他们与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休戚相关。”玻利维亚政府有时甚至还动员武装农民来镇压城市起义和暴力行为。与墨西哥和玻利维亚一样，委内瑞拉的土地改革也使政治气候变得“更为保守”，并增加了“人口中基本上属保守部分的影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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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论及1906—1911年间斯托雷平所进行的俄国土地使用权改革尝试时，就已经预见到了土地改革可能产生的这种保守影响。斯托雷平的目标是要削弱农村公社即“米尔”（mir）的作用，促进土地的个人占有权，以便形成一个心满意足的农民私有者阶级，充当支持君主制的稳定来源。斯托雷平说：“私人占有制……是秩序的保证，因此小私有者是维持国家得以稳定的所有条件的基础。”[39] 列宁直截了当地批驳了那些认为这些改革毫无意义的革命者。他在1908年宣称，斯托雷平宪法和斯托雷平的农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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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旧的半封建的沙皇制度崩溃的一个新阶段，一个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新运动……如果它能延续一个长时期……那我们就不得不放弃任何土地纲领。说这样一种政策在俄国是“不可能的”，那不过是毫无内容的和愚蠢的民主空话。它是可能的！如果斯托雷平的政策持续下去……那俄国的农业结构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了，富裕农民将得到所有土地份额，农业就会成为资本主义农业，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土地问题的“解决”不管激进与否都将是不可能的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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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完全有理由感到忧虑。作为斯托雷平改革的结果，从1907年到1914年，约有200万农民从“米尔”变成了个人土地所有者。到1916年为止，在1 600万户符合条件的家庭中，有600万农户提出申请，要求独立耕作；1915年在俄国的欧洲部分，有一半农民获得了世袭的土地使用权。贝尔特拉姆·沃尔夫（Betram Wolfe）写道：“（列宁）认为这是斯托雷平改革和下一次社会大动荡之间的一场时间竞赛，假如大动荡被推迟二十几年，那么斯托雷平这些新的土地措施将会使农村大大改观，以至于农村再也不可能是一种革命力量了……列宁在斯托雷平统治的末期曾几次这样说：‘我不指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革命了。’”[41] 从某种意义上说，列宁的这一预测之所以后来没有成为事实，全靠了暗杀者在1911年9月击中斯托雷平的那颗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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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土地改革对政治制度有着极大的稳定作用。但像任何改革一样，要使改革发生则可能需要使用某些暴力，而改革本身又可能会产生某些暴力。例如，农奴的解放就曾在俄国农村引起地方性的起义和抗上行为。但是这种暴力的行为有别于那种改革刺激出来的知识分子极端主义，它很快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趋于平息。在亚历山大二世颁布解放敕令的1861年，在1 186个领地上发生了抗上事件，1862年和1863年则分别只有400个和386个领地受到此类事件的影响，而到1864年，由改革引起的混乱实际上已销声匿迹。[42] 先是尖锐但属有限而短暂的暴力行为，接踵而来的就是暴力事件的稳步下降和平静的较快恢复，这看来就是土地改革过程中局势演变的典型轨迹。正如卡罗尔（Carroll）所说，土地改革“假如认真地搞起来，确是一桩带有爆炸性的和无法逆料的难事；但如果不去实行，那么爆炸性就会更强烈”[43] 。从政治稳定的角度考虑，土地改革的代价是轻微和短暂的，而收获却是根本和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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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其他标准来衡量土地改革的利弊得失，可能就不如此一目了然了。土地改革，特别是革命所带来的土地改革，其眼前后果通常是农业生产力和产量的降低。但从长远来看，则生产力和产量都会趋于增长。在1953年玻利维亚土改后，分得土地的农民显然不愿意生产比自己所能消费的更多的食品，农产品数量严重下降，直到1960年代农业产量才再次回升。墨西哥农业生产力在革命后最初的年代里也下降了，但后来又回升；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墨西哥的农业增长率则跃居拉丁美洲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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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使自耕农在有效地使用其土地方面有直接经济利益可图，因而农业生产力和产量都趋于提高。从经济的角度来论证土改，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无疑土改本身并不一定会产生经济利益。尚需采取当其他各种类型的农村改革配套措施，使土地的使用效益提高，土改的经济实惠才会到手。只要一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以务农为生，那么，工业的增长显然就基本上反映着该国人口消费工业产品的能力。由于土地改革创造了一个小私有者阶级并由此提高了农村地区的中等收入水平，因此就有人说，土改扩大了国内市场，从而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刺激。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由于土地改革降低了农业单位的平均面积，它也就会减少农业上大规模经营的效率，因此就束缚了总体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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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土地改革既对社会福利和政治稳定有好处，也可能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但正像现代化其他方面的情况一样，土地改革获得的这些目标也是会相互发生冲突的。例如在埃及，1952年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在农村实现根本性的社会改革，并使土改“成为推翻旧统治阶级的杠杆”。土改之后的几年里，农村老百姓的生活是改善了，农业生产指数也从1951年的105（以1935—1939年为100）增长到1958年的131。但做到这一步，其他的社会目标却付出了代价。土改“演变为实现五年计划的一种方便的工具；但在此过程中，原来想把国民收入大幅度拉平的想法，已化为泡影。改革的初衷已被对效率的追求所埋葬”。尽管改革获得了技术性的成功，但是“由于再分配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并不大，加之地主仍在钻田租管制法规的空子，农民只好干瞪眼，因此百姓都感到心灰意冷”[44] 。为了重振革命精神并恢复土地改革的社会目标，1961年又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进一步限制地主得以保留的土地面积，并重申对原有法律中的其他条款从严执行。纳赛尔宣称此项法律的目标是为了彻底镇压封建主义，而且，该项法律也是纳赛尔政权当时大幅度向左转的内容之一。五年以后，即1966年，又掀起了对“封建主义分子”的大张挞伐，要求更加严厉地执行这项法律。埃及的这种经验说明，只要把土地改革交给官僚机器去办理，那么经济和技术性的目标一般总是压倒政治和社会目标。为了使后者始终保持势头，政治领袖就必须一再地通过政治运动给改革重新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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