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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组织着政治参与，政党体系影响到政治参与扩展的速率。政党及政党体系的稳定和强大，取决于其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水平。高水平的参与和低水平的政党制度导致政治紊乱和暴力；反之，低水平的参与也会削弱政党在与其他政治机构和社会势力对比中的地位。只要能够把政治参与纳入自己党的组织构架之内，扩大政治参与对党的领袖们就是有利的。一个获得大规模支持的党显然要比一个仅获得有限支持的党来得强大。同样，如果某一政党体系有着广泛的群众参与，另一政党体系却因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而与它的原先支持者逐步分离，从而由原来有着广泛基础的政治组织蜕变成一小撮毫无根底的政客，那么前者肯定强于后者。没有组织的参与堕落为群众运动，而缺乏群众参与的组织就堕落为个人宗派。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动员”和“组织”，这两个共产党政治行动的孪生口号，精确地指明了增强政党力量之路。能一身而二任的政党和政党体系可使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二者并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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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竞选和代议机构或国会不同，政党和政党体系在政治体制中既起着被动作用，也起着能动的作用。选举和议会是代议工具，政党则是动员工具。所谓议会和其他形式的代议机构是与相对静止的传统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结构中占支配地位的集团的力量体现在议会之内。民选议会存在的本身既不说明政治制度的现代性，也不意味着它易于接受现代化。选举也是一样的。没有政党的选举使现状周而复始，只不过是一种用来给传统结构和传统领导权披上一件合法外衣的陈规罢了，这种选举的特点是投票率很低。而有政党参加的竞选，则为在制度构架内部进行政治动员提供了一种机制。政党引导着政治参与步出歧途，进入选举渠道。参与竞选的政党越强大，投票人数就越多。五六个没有政党支持的候选人可能会相互厮杀得不可开交，但他们所能吸引的选民，远不如一个不具有效反对派的强有力政党。共产党国家中的那种99％的投票率就是这些国家中政党力量强大的明证；西欧80％的投票率显示了那些国家中高度发达的政党组织的功率；而美国政党则仅能造成60％的投票率，未尝不表明其组织的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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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党国家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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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政体中没有政党；现代化中政体需要政党，但常常又不愿意有政党。在这些国家中对政党的反对来自三个不同的方面。第一，保守派反对政党，将政党视为对现存社会结构的一种挑战，他们在这一点上没有错。在不存在政党的情况下，政治领导权是从政府和社会的传统等级地位中衍生出来的。政党则是一大发明，对于建立在世袭制、社会地位或土地占有基础上的特权阶层的政治权力来说，它生来就是一种威胁。华盛顿在1794年发出的警告颇能反映出对政党的这种保守态度，他说，“私相勾结的团体”正在“不停地竭力播撒猜疑、嫉妒、当然还有对国家不满的种子”，假如不加制止，它们就将摧毁这个国家的政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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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亲政君主不可避免地会把政党看成分裂势力，不是对他的权威形成威胁，就是使他统一国家和实行现代化的努力大大地复杂化。想把君主统治和政党政府结合起来的势力几乎从来都以失败告终。人们只能在波林布罗克（Bolingbroke）[6] 和伯克之间做出选择；对于想把保守性权威和现代化政策结合起来的个人或集团来说，前者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后者。主张现代化的君主必定自视为“爱国圣贤”，他“不赞成党派，而以爱民如子的方式进行统治”[7] 。没有称孤道寡的保守领袖——乃沙立、阿尤布·汗、佛朗哥（Franco）、李承晚——怀有同样的反政党情绪，虽然他们与对政党的需要也许不得不进行妥协。因为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也就没有产生持久变革和化解变革所带来的冲击的制度化手段，其在推行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方面的能力也就受到极大的限制。正像迪韦尔热（Duverger）所说：“一个没有政党的政体必然是保守的政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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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行政官员也常常参加保守派的反对政党大合唱。纯粹的保守派既反对政治合理化又反对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反对政党的行政官员却承认有必要使社会和经济结构实现合理化，但他们却不愿意承认现代化所蕴含的民众参政范围的拓宽。行政首长是模范官僚，其目标是提高效率和消除冲突。他们认为政党只会引来不合理的、腐败的考虑，妨碍有效率地追求大家都应赞同的目标。反对政党的行政人员可能穿着不同的服装，但更可能穿的是军装而不是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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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反对政党的力量来自那些承认政治参与但却不承认有必要组织这种参与的人士。他们崇奉民粹的、卢梭式的直接民主。保守的反对者相信现存社会结构足以维系人民和政府。行政的反对者认为官僚机构足以把人民和政府联系起来。民粹的反对者却否认在人民及其政治领袖之间需要有任何中介结构，要求一种“无政党民主”。与迦马尔·阿卜代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和海尔·塞拉西一样，加亚普拉卡什·纳拉杨（Jayaprakash Narayan）也否认政党在政治现代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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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政党，保守派把它看成是对现存等级制度的挑战，行政长官把它看成是对合理化统治的威胁，民粹主义者则把它当成是普遍意愿表达的障碍。所有这些诘难都有某些共同的基调。华盛顿在警告“党派精神”施于美国政府体系的“恶劣影响”时，也许是最有力和雄辩地道出了这种共同的基调。他说，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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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推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煽起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影响和腐蚀大开方便之门，后者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策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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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这段话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当今人们非难政党的四个主要论点：一是助长贪污腐败，妨碍行政效率；二是分裂社会，造成冲突，如阿尤布·汗所说，政党“分裂人民，使他们不知所措”；三是加剧政治动荡和衰弱；四是使国家门户大开，无从抵抗外强的影响和渗透，如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领导人所说，如果听任政党自由发展，其中至少有一个党就会变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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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反对政党的论点，反映了在政治现代化早期政党发轫时的历史情况。事实上，这些论点与其说是反对政党本身，毋宁说是反对软弱的政党更贴切。腐败、分裂、动荡和易受外来影响，凡此皆属软弱政党体系的痼疾，而非强大政党体系的特征。这些东西正是软弱政治体制的通病，这样的政治体制缺乏稳定和有效的统治制度。政党诚然会带来腐化的动机，但形成强有力的政党却能够以一个制度化的公共利益来取代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政党看上去确实像是宗派，似乎是在加剧冲突和分裂，然而一旦羽毛丰满，政党就会成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并为超越狭隘地方观念的效忠和认同奠定基础。同样，通过使领导权更替和吸收新集团进入政治体系的程序规范化，政党就为稳定和有秩序的变革打下基础，使动荡无由发生。最后，尽管软弱的政党确实可能沦为外强的工具，强有力的政党却能够基本上提供制度化的机制和防护手段，以使本国政治体制免遭此类外部影响的侵蚀。归咎于政党的这种种弊端，实际上是朋党宗派热衷于攻伐乱政的病象，而真正的政党此时恰恰是不存在的或仍然是很弱小的。医治这种痼疾的良方就是政治组织，而在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中，政治组织即意味着政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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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政党的普遍怀疑意味着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扼杀和压制政党的政策颇为盛行。在一个高度传统化的政治体制内，精英往往试图阻止政党的出现。政党和工会以及农民协会之类的组织，被列为非法。这种政治体制，有时候会出现松禁，让某种形式的政治结社公开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传统的统治者和精英集团总是试图把政治团体局限在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组合的范围之内，只让它们在议会（如果存在议会的话）或官僚机体内部起作用。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约旦、科威特，以及其他几个残存下来的小君主国中，仍然没有政党存在。在其他一些传统体制中，如泰国和伊朗，政党也曾一度惨淡经营过，但现在不是被打成非法（在泰国），就是受到严格的限制（在伊朗）。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组织政治参与的必要性也在日益增长。在某些情况下，这类国家显示出当代政治稳定的一切迹象，但由于其政府竭力阻止政党的发展，可以推测它们好景不长。组织上的真空状态维持得越久，其爆炸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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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都曾执行过镇压政党的政策。在某一时刻，这些国家允许在传统议会内部或者由民间团体出面组织政党，有时政党也可能在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但政府随后可能又会努力缩减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总量，限制政治参与及和参与相联系的政治组织。在一个传统国家，例如摩洛哥，经过一段政党迅猛发展时期之后，君主可能重新强调他的权威。更常见的是，军人独裁往往在政党削弱或分裂之后粉墨登场，宣布政党为非法，试图通过纯粹的行政手段来实行统治。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党总是不时地处在非法地位。在亚洲和非洲国家中，独立之后军事政变总是推翻民族主义文官领导，政党通常也就跟着遭到禁止。对政党的镇压通常伴随着政府对政治意识水平和政治活动数量的尽力降低。例如在西班牙，长枪党在内战中和战后初期曾是动员和组织各种力量支持叛乱的有用工具，但随后的佛朗哥政权就竭力鼓励政治的消极状态而不提倡政治参与，于是长枪党的地位就日益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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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党遭到镇压的国家里，那些基本上超越出派系并植根于庞大的且有时还具备了自我意识的社会势力之中的政党，仍有其存在的基础。因此，长久地压制政党就会造成某些力量，一旦独裁统治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些力量就会爆发出来。前此一直潜藏或处于地下的政党站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政治参与随之陡然升级。高压统治结束得越出人意料，政治参与的扩展也就越广泛而令人眼花瞭乱。[10] 这种扩展通常又导致右翼的反动，保守的独裁集团会再次全力缩减政治参与，重建一个基础狭窄的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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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党政体乃传统社会的自然政体。但当社会日益现代化时，无政府政体就越来越成为反政党政体。为了阻止和压制政党，就需要有意识地采用武力遏止手段，费尽心机去寻找政党的替代物，想方设法使政治参与的组织工作不致形成养虎遗患的局面。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来说，政府对政党越怀有敌意，社会未来不稳定的可能性就越大。军事政变的发生在无政党国家内比在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中都要频繁得多。无政党国家即保守国家；反政党国家即反动国家。现代化的进展加深了无政党制度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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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在独立后发生政变和政变企图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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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red R. von der Mehden，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Nations （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64），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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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之政党与政治之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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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国大党、新宪政党、民主行动党、制度革命党、以色列工党、人民民主党、共和人民党、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这些政党均曾在一定时期内充当过某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有效政治组织的楷模。20世纪50年代印度和巴基斯坦在政治稳定方面的差异可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组织力量上的悬殊来加以衡量。日内瓦会议以后的10年中，北越和南越在政治稳定方面的差异可用北越的劳动党和南越的大越南党、越南国民党和个人主义工党在组织力量上的悬殊来加以衡量。在阿拉伯世界，突尼斯和地中海东岸地区在政治稳定方面的差异，大致上也体现出具有广泛规模和高度制度化的新宪政党与虽然具有高度制度化但规模狭小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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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政治制度遭受军人干涉的几率适与其政党的力量成反比。像墨西哥和土耳其这样一些已形成强大政党的国家，也就迈上了减少军队干预政治的康庄大道。政党力量的式微，领导层的瓦解，群众支持的消失，组织结构的衰落，政治领袖舍弃政党而热衷做官，个人权威的上升，凡此莫不预示着丘八占领国会大厦时刻的来临。军事政变本身并不毁灭政党，它只不过证实政党肌体已经腐朽而已。例如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胡安·布施的党在他当选总统以后就“开始崩溃了”，因此党“对于警察和武装力量已不构成任何威胁。大多数多米尼加革命党的领导人似乎已经变成了官僚，忙于行使改革所必不可少的技术和行政职能”[11] 。同样，暴力、骚乱及其他形式的政治动荡在没有强大政党的政治体制之下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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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非共产党国家都是既缺乏强大的政党，又缺乏有效的政党体制。大多数政党都太年轻，无从显示出任何真正的适应能力。重要的例外只有几个拉丁美洲的政党和印度的国大党。此外，大多数政党不但很年轻，而且仍然由它们的缔造者们所领导着。衡量一个政党的制度化力量，首先就看它能否闯过其缔造者或首先使它登上权力宝座的魅力领袖离开之后这一难关。国大党顺利地实现了领导权从班涅季（Banerjea）、贝桑（Besant）到戈卡莱（Gokhale）和提拉克（Tilak），继而再到甘地和尼赫鲁的交接，从而显示出它的适应能力。同样，民族革命党的领导从卡列斯向卡特纳斯的转换使它走上了制度化的成功之路，后来该党干脆易名为制度革命党。以色列工党在本·古里安（Ben Gurion）背叛后积极进行反党活动的情况下仍能安然不动，体现出它的制度化力量。这是政党强于其领导人的一则显例。与本·古里安相反，波多黎各的穆尼奥斯·马林（Muñoz Marin）自觉地从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地位上引退，马氏此举的考虑部分地是为了促进党的制度化。他说：“此次大选是一个开端。我要证明，这个岛国没有我，天也不会塌下来。人民将习惯于一个制度化政党的观念，他们将学会跟桑切斯（Sãnchez）在一起共事，正像过去跟我共事一样。”[12] 相反，软弱的政党则依附于它们的领袖，在锡兰、巴基斯坦和缅甸独立之后不久，森纳那亚克（Senanayake）、真纳（Jinnah）和阿里·汗以及昂山的去世，立即导致了这些国家政党的土崩瓦解。甘地和帕特尔（Patel）的逝世对印度的国大党却并未产生这种影响，这并不仅仅是由于尼赫鲁的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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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力量的第二个方面是组织的复杂性和深度，特别是体现在党与工会和农民协会这样一些社会—经济组织的联系方面。在突尼斯、摩洛哥、委内瑞拉、印度、以色列、墨西哥、牙买加、秘鲁、智利和其他一些国家，主要政党都建立起了这种联系，从而应者云集，大大地加强了自身的组织力量。这种联系也给职能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造成某些常见的问题。政党和工农团体之间的联络深度不一，从几乎完全融为一体到松散的临时结盟，无所不有。当然，如果一个政党变成某单一社会势力的传声筒，那它就会失去自己的旗帜而沦落为该社会集团的工具。对于较强大的政党，工会或其他职能组织的领导要服从党的领导，而且政治决策领域皆慎重地保留给党的领导。但是，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党都没有这种作为后盾的组织联系。在大多数场合，它们都无法形成对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号召力；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国家党或党的领袖个人确实不乏这种号召力，但它们却未建立起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构架来组织民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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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力量的第三个方面涉及政治活动家和权力追求者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党认同，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把党视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在争取政治活动分子的忠诚方面与政党竞争的可能有传统社会集团、官僚机构或其他政党。例如，保守的政党通常更多地依靠社会结构和身份关系，因此和那些反对或攻击现存社会结构的较激进的政党比起来，其所形成的组织就欠缺自主性和严密性。正如菲利浦·康弗斯（Philip Converse）所指出：“在大多数政治体制下，人们会发现，政治色彩越左的政党，越公开强调对集团的忠诚，强调内聚本身。”[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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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在独立之后，政治领导人会把他们的忠诚从民族主义政党转移到政府机关。实际上这表明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又让殖民统治时代的那一套规范借尸还魂，他们本人在政治上从群众领袖变为行政大员。在许多非洲国家中，民族主义政党曾是独立前唯一存在的重要现代化组织。政党“通常组织得很好。高层精英分子视政党为实现政治变革的首要工具，即政治斗争的环境和他们对党的献身精神使他们把大部分心思才力，用来建设起坚强的、反应灵敏的组织，能够按照最高领导的指示采取有纪律的行动，能捕捉并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达到政治目的”[14] 。但独立之后，许多各不相让的要求分散了组织工作的精力，使政党受到削弱。组织精力的明显分散意味着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全面下降，一位观察者这样警告说：“昔日得以从事于党组织建设这个至关重要工作的英才，现在可能因忙于政府的一个部或一个局的公务而抽不出身来……除非能够马上源源不断地物色到忠于党的组织和行政管理的人才，党的组织——亦即政权和群众之间的主要纽带——就可能被削弱。”[15]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与党的认同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其内心向往的乃是政府的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