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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Hirschmann，pp. 142，157.阿米尼首相的话，引自Jay Walz，New York Times ，May30，1961，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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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Walter C. Neale，Economic Change in Rural Indi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p.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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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Wolf Ladejinsky，A Study on Tenurial Conditions in Packaya Districts （New Delhi，Government of India Press，1965），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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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J. Lossing Buck，“Progress of Land Reform in Asian Countries，”in Walter Froehlich，ed.，Land Tenure，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ability：Experience and Prospects in Asia （Milwaukee，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1961），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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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The Economic Weekly （Bombay），Feb.1964，p. 156，转引自Wayne Wilcox，“The Pakistan Coup D’Etat of 1958”，Pacific Affairs ，38（Summer 196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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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Erasmus，p.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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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第七章 政党与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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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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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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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动员新人物来担当新角色，现代化就引导得社会更加广阔、更具多样化，然而这样的社会也就缺乏大家庭、村庄、民族或者部落原有的那种“自然的”共同体。由于现代社会规模较大，其疆界又往往是由地理和殖民历史上的偶然事件所划定的，故而现代化社会往往是“多元的”社会，兼容并蓄众多的宗教、肤色、种族和语言群体。此类群体在传统社会中也可能存在，但低度的政治参与冲淡了它们给社会的统一所形成的问题。然而，随着这些社团的社会动员日趋波及下层，它们之间的对抗就尖锐起来了。怎样把这些原生的社会势力糅合为单一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就成为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此外，现代化已造就出或者在政治上唤醒了某些社会和经济集团，这些集团过去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被排除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范围之外。现在它们也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了，它们要么被现存政治体制所同化，要么成为对抗或推翻现存政治体制的祸根。因此，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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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民族统一和政治同化产生问题的共同因素是现代化带来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在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二者之间保持低度平衡的那些政体，面临着日后不稳定的前景。除非其政治体制的发展与政治参与的扩大能保持同样的步伐。由于保持同样步伐的可能性相对来说很为渺茫，因此可以认为这类国家不稳定。另一方面，那些已经建立了庞大的现代政治制度的国家，足以对付比现存状态下广泛得多的政治参与，则可以认为这些国家是稳定的。政治参与已经使制度化超载的社会，显然是不稳定的，而在高水平上保持二者平衡的社会，则可以断言是长治久安的社会。这类政治体制在政治上既是现代的又是发达的，其政治制度已体现出有能力吸收现代化造成的新兴社会力量和日趋高涨的参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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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一个政治参与水平低的国家来说，未来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用以面对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扩大的政治制度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在政治参与水平尚低时就形成了适当的政党组织的国家（大致如印度、乌拉圭、智利、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很有可能会在扩大政治参与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政党之建立晚了一步的国家，政治参与扩大的前程就会不那么平坦。20世纪60年代马来亚的传统领袖已经把全国各个不同种族集团编织在单一的政党构架之内了，而泰国当时几乎还不存在政党，以致该国政体缺乏制度性机制来同化新兴的集团，因此当时人们公认马来亚比泰国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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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农民，皆很少涉猎政治，与本国的政治体制认同程度也很低。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像墨西哥那样具有完备政党体系的国家理应比像巴拉圭那样政治尚未制度化的独裁统治国家，其能力要高强得多。政治参与程度低又不存在政党的君主独裁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利比亚，或者20世纪6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照理说应是不稳定的国家。同样，那些既缺乏有效的传统政治机构又缺乏有效的现代政治机构的国家，例如迪瓦利埃（Duvalier）统治下的海地，特鲁希略统治下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更早些时候在迪亚斯统治下的墨西哥，都面临着极不稳定的前途。60年代美国政治体制所面临的吸收黑人参加政治的问题，与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无重大差别。但美国政治体制及政党在过去确曾显示出具有进行这种同化的制度性功能。然而，其他的国家要想成功地化解其少数种族，如缅甸的克伦人，锡兰的泰米尔人，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或苏丹的黑人，问题就决不会那么简单，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分子缺乏美国人处理此类问题的那种高度发达并已制度化了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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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高度发达的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可以通过对其制度的不断调整而演进至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在某一阶段，政党对于政治参与扩大的组织和安排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政党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是补充制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补制度真空的力量。然而，在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中却并不存在自身能通过调整而适应现代国家要求的那种传统政治制度。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就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即政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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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会同时面临着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渐次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一个特殊的难点。不过，同时面对许多问题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会。它至少使这些国家的精英分子能够选择自己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早期现代化国家听凭历史摆布的东西能够成为晚期现代化国家有意识的抉择。二者的经验皆资证明，及早重视政治组织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等问题，当使现代化进程较为顺利而稳妥。“尔等先寻觅到一个政治王国，就会获有一切。”加纳政治的衰微突出地显示了恩克鲁玛没能恪守他自己这一格言的后果。不过，现代的政治王国是寻找不到的，它只能靠人们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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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国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们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组织一事摆在优先地位。在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作用之一就是要赶在20世纪30年代大力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前，首先重建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力量，整训党的干部。布尔什维克不失时机地把完善他们将借之统治俄国的政治组织这项工作放到了首位。于是，早在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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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奠定了党控制国家生活的基础，即制定了完善的任命制度，以使中央机构得以把自己所信赖的、经过仔细甄别的候选人安置在党的各级组织的关键岗位上；形成严格的党纪，既确保中央任命的这些干部对上俯首听命，又确保党的地方组织中的普通干部和党员服从于这些中央任命的干部；最后确立了党对国家机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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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3年到20年代末，在中央对党组织机构的控制逐步强化的同时，党对工业和文化的控制也扩大了。到1930年，一个既能推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也能领导战争的政治组织就建立起来了，并且经受住了所有这些事件之后果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也走过了相同的道路。他们深知第一步就需要将党的控制扩展到全中国，并整顿党的组织。直到50年代后期，经济发展才列为党的首要目标。朝鲜也未摆脱此种窠臼。“朝鲜经济体制的发展比其政治体制慢，特别是在贸易和农业方面。对苏联政治模式的搬用到1948年实际上已经完成，而经济上的苏维埃化直到1957年私人经济成分已减少到微不足道的时候方接近完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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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一党制的非共产党国家中，现代化搞得比较成功的也是首先着眼于政治目标。在土耳其，穆斯塔法·基马尔在着手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之前，就有意识地先为该国依次打下了民族基础和政治基础。同样在墨西哥，从1910年革命到1940年这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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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墨西哥为国家能担当新的角色而打好基础的年代。在这30年当中，国家重新获得了对全社会的实力控制；开始塑造并界定其自身的新哲学及其在完成自身目标时扮演的新角色；它制造出一系列新权力，发展了一整套新制度；然后才在信贷、运输、水利资源及农村土地占有制等老问题上大展身手，试行了许多新的计划和措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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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国家力量的增强和政党组织的发展实为墨西哥在40年代和5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三倍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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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尼斯，新宪政党政府同样曾把促进民族一体化和完善政治制度列为首要任务，然后才在1961年掉过头来实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突尼斯的西部邻邦也采纳了相同的模式。“像中国一样，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不是摆在首位，而是摆在第三位。首要目标是建立国家，其次是形成全国性的统治阶级。为了有利于达到这两项目标，特别是第二项，可能需要经济上的倒退。”[4] 对于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来说，所谓“建立国家”，部分地意味着创建有效的官僚机构，但更重要的还是建立一个能够调整新集团参与政治的有效政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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