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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角度来看，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似乎看不出有什么联系。正如表7.2所示，强大政党和弱小政党都可存在于以党派多寡为区分的多种政党制度形式之中。根据班克斯（Banks）和泰克斯特（Textor）论述的政党稳定和政党数量相互关系而绘制的表7.3，显然证实了表7.2所示情况大体属实。表7.3中“不稳定一党制”一栏是零，但如果把20世纪60年代备尝军事政变之苦的那些非洲国家也统计在内的话，此栏就不会是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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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政党力量与政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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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然表7.3明示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不存在重大相关性，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而变化的。现代化水平高，那么不管政党的数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强大的；现代化水平低，则一党制既可能是强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但多党制则无一例外都是弱小的。例如，班克斯和泰克斯特统计中的11个稳定多党制国家是以色列和10个西欧国家；2个较稳定多党制国家是意大利和哥斯达黎加；13个不稳定多党制国家有9个在拉丁美洲，2个在亚洲，1个在中东，1个在非洲。简言之，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不存在稳定的多党制，只有以色列是个可以存疑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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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 政党稳定性与政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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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rthur S. Banks and Robert B. Textor，A Cross-Policy Survey （Cambridge，M.I.T. Press，1963），pp. 97—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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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举例来说，具有多党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远比具有一党制、主从政党制或两党制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更容易招致军事干预。1965年和1966年，许多非洲国家确确实实地遭到了军事政变的蹂躏。但这并没有改变政党数量及其稳定性之间呈现反比例的基本图像。正如表7.4所示，即便到了1966年，具有一党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最不易惨遭军事政变之祸，而具有多党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却恰恰相反。当然，一党制并不能杜绝发生军事政变，但多党制却几乎肯定要产生改变。仅有的少数例外，一个是两可之间的摩洛哥，1965年该国发生过一次重建君主统治的王党改变，还有就是两个高度欧化的国家即以色列和智利，移民加上历史传统使这两个国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欧洲大陆式的多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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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地区）里军事政变成功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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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政党体制适应性的一个大致的标准就是各组成政党的平均年龄。未尝不可推想，各政党的平均年龄越大，该体制的制度化和稳定性也就越高。当然，一般来说，多党制主要政党的平均年龄要比一党制或两党制政党的平均年龄偏低。但对政党的高度制度化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和现代化国家中的所呈现的不同形式还是能够加以比较的。设以70％的成人识字率为界限，那么大体上就可以说，高出这个界限的是现代化国家，低于这个界限的就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在29个识字人数多、政党年龄大（1966年主要政党年龄指数超过30年）的国家，没有任何一种政党体制类型能占压倒地位；在识字人数比例高的国家中，制度化程度很高的政党体制可以呈现多种形式。相反，在16个识字人数比例低但具有高度制度化政党体制的国家中，10个是一党制，6个是两党制，而没有一个是多党制。这好似再一次表明，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多党制是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稳定不相容的。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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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乃在于各种数量多寡不一的政党制所具有的不同适应类型，以及政党在制度中显示力量的不同形式。与两党制相比，多党制中强党通常较有内聚力，组织较为复杂，但灵活和自主程度则较差。在一个强大的多党制中，社会势力和政党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对一的关系。劳工、商界、土地所有者、城市中产阶级、教会，都有自己的政治组织，而且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妥协和适应手段。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制度只能存在于一个具有高水平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社会中。如果这两者是有限的，政治上积极的社会力量也就是有限的，从而一个强大的多党制的社会基础也就不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即便存在着多党制，那它通常也只会反映在狭小的精英分子圈内各个宗派和家族之间的不同利益。在这样一个多党体制当中，制度化的不完善和公众对政党支持的不充分使得该体制极其脆弱。结果，从多党向无党和从无党向多党，都是轻而易举的一步。就制度化的不完善这点而言，无党制度和多党制度彼此是十分相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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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各种政党体制适应并扩大政治参与的能力也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发生颇大的变化。关键问题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使其同化新兴集团的过程变得制度化。在这个问题上，有证据表明两党制和主从政党制比一党制或多党制更能促成长治久安，因为它们具有更加有效的党派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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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 制度化的政党体制 （1966年主要政党年龄在30年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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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制的稳定性更多地来自其起源而非来自其特性。它通常是激起广泛动员并形成制度化的民族斗争或革命斗争的产物。但是，一旦斗争获得胜利，在斗争中出现的那个强大政党就会建立起一党制，这个体制随后就会消除掉曾使得自己成功的社会状况。于是该体制的持续稳定性就依赖于它自己的历史遗产。夺取政权的斗争越是激烈和持久，其意识形态的承诺越坚决，随后所建立的一党制的政治稳定性就越大。因此，于革命中崛起的一党制要比民族运动所产生的一党制更为稳定，而通过持久的民族运动所产生的一党制又比那些由斗争历史较短、胜利较为容易的运动所产生的一党制更为稳定。一般来说，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为独立而战的时间越长，它能享受与独立一起到来的政权的时间也就越长。印度独立时国大党已经存在了62年；突尼斯诞生时新宪政党已存在了22年；当以色列在世界上为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时，以色列工党已经历过18个春秋；坦噶尼喀独立时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已建立了32年之久。所有这些政党都能在独立之后的年代里保持着相当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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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许多只有短短几年历史并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党，在独立后对政权的控制就不那么牢固。正如爱默生（Emerson）所指出的，许多非洲国家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获得了独立，可以说“它们的革命被人骗走了”[22] 。既然没有搞革命，那它们也就无从享受革命的果实。几内亚政治稳定的前景看起来比大多数前法国殖民地要光明得多，主要因为几内亚民主党的领袖们在独立之前不得不动员自己的追随者与法国进行斗争，在独立后还经受过法国的敌意。殖民政府对新政府的敌意反倒可能为新政府帮大忙。未尝不可以说，整天高喊打倒新殖民主义的口号，抵不上殖民政府的敌意给新政府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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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在一党体制下，一个新集团要进入该制度首先必须进入党。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党制比起多元政党体制来，就不那么复杂，同化新兴社会势力的途径因此也就较少，其政治领袖们在动员新兴集团参与政治方面也就能够控制裕如。他们感觉不到为了保住权力而去扩大号召力、引导新兴集团进入政治的竞争压力。他们在限制或控制政治动员方面的本领提高了他们推行种族、宗教或地域性集团“横向”融合的能力。相反，在一个竞争性政党体制下，客观上存在着强大的刺激使每一个政党都去讨好某一特殊集团；对群众的动员煽起了种族和宗教仇恨，政党间的竞争则加深着原有的社会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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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恒久的现代化进程还是给一党制的稳定造成问题。政党的力量来自其夺取政权的斗争。一旦大权在握，那还会有什么动机驱使它去保持高水平的动员和组织呢？它能依靠惯性继续向前运动一阵子，倘若政治参与和政治组织已经达到很高的制度化水平，这样的惯性运动当可维持一段时间。但就其本质来说，它此时已缺乏进行斗争所必需的冲动，而正是这种斗争为政治稳定提供了持久的基础。在一段时间内这种冲劲可能来自党的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党的领袖们的政治理想通常使他们立志彻底改造社会。只要传统结构还没垮台，或者顽抗的据点仍然存在，那么增强党的力量和发展党的组织的动力也就不会消失。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共产党那样，一个政党可能会一心一意地去消除旧传统的权力、财富和地位的来源，而以完全由自己缔造并由自己控制的社会结构取代之。但在这样重新安排了社会以后，它也就由于对立面的消亡而丧失掉自身存在的理由。倘若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一旦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动摇，并向它所统治的社会妥协，那么它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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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一个党与立足于政治体系之外的集团（如殖民政权，传统的寡头集团）的斗争必须在本体系之内获得制度化。可是，一党制的基本理论通常总是建立在一种否认分歧、杜绝斗争的愿望之上的。因此，一党制持久的生命力恰恰依赖于某种被其领袖们视为异端邪说现象的存在。在没有党派竞争的情况下，一党制所能提供的最合格功能性替代物就是党务官僚和政务官僚之间的竞争。但这种竞争有以下两个先决条件：（1）党、政系统保持分立；（2）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大致的平衡。再者，这二者之间的斗争是两个在功能上相异而非相同的系统之间的斗争。因此这种斗争的格局和结果更类似于总统制政府中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的斗争，而不像两个政党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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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和墨西哥都出现了一党制。作为社会革命的产物，墨西哥的政党制度从一开始就动员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村居民，而土耳其的动员程度就要低得多。因为土耳其的一党制是范围有限得多的一场民族运动的产儿。但1946年以后土耳其转变成为两党制，民众的政治参与的规模，特别是农村人口政治参与的规模，就随之大大地铺开了。在1946年以前的20年中，墨西哥的一党制远比土耳其的一党制更能反映乡村大多数人的需求；而在1946年以后的20年当中，情形却正好相反；土耳其两党制变得比墨西哥一党制更能反映乡村大多数人的需求。在土耳其争取农民选举的竞争加剧时，墨西哥的革命热情却日趋衰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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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在使一党制的领袖们慵于扩大和组织政治参与的同时，却大大增加了试图参与政治的集团的数量，并使它们日益多样化。如果党的领袖试图把这些新集团吸收到这个唯一存在政党的组织构架中来，他们确能获兼容并蓄之效，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削弱党的团结、纪律和热情。如果拒新集团于党的大门之外，他们当然能维护党的内聚力，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危及党对政治参与的垄断权，并诱发以推翻现存体制为目标的紊乱和暴力政治行为。那些在同化新社会力量方面最为成功的一党制国家，通常是按行业组成正式或非正式的党的外围组织，就像墨西哥的制度革命党所干的那样。如果新的社会力量不能被党组织所吸收，那要么就是一党制消亡（像1946年以后的土耳其），要么这个体制只好靠日趋强化的高压手段在日趋增长的动荡局势下混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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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制的力量源于它和殖民政权、传统制度或保守社会的斗争，它的弱点则在于政治体系内部缺乏制度化的竞争。从理论上来看，多党制有颇大的制度化竞争余地，因此多党制应该是强大的政党体制。但我们已经看到，只有在一个大量的社会势力已经参与政治活动的高度现代化社会中，这种看法才有道理。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多党制是软弱政党体制，然而党派竞争却又被认为是政党的力量所在，究竟应当怎样来解释这个明显的矛盾呢？答案显然在于：党派竞争和党派数量并无直接联系。党派竞争在一党制下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它在多党制下却也可能不如在主从政党制或两党制下。在后两种制度下政党领袖们都是为争取选票而激烈竞争。两党制是一党赢一党输，因此每个党都抱有最强烈的激励在动员和组织选民方面战胜对方；在主从政党制下，主要政党的领袖同样也指望在与小党派竞争中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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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多党制的党派竞争却并不那么普遍。在各政党刚由派别集团转化而来的一个软弱多党体制下，众多的集团使得任何有效的政治号召成为不可能。在各政党已经较为稳固地在不同社会势力中扎下根来的多党体制下，每一个党通常都有自己的选举地盘并全力以赴地在其中活动，类似相互挖墙脚的党派竞争就不如在两党制或主从政党制下来得激烈。每个政党都趋于有着稳定的选票阵地，其中的选民一成不变地支持该党，坚定地与党保持一致，其他政党则无从插足。因此，要想把新的社会力量吸收到多党制当中去，总是需要建立一个新党。多党制从整体上说是适应性很强的，但其中各个政党却不然。所以各个政党就随着社会结构和政治活跃人口成分的变化或兴或亡。每一个新政党建立伊始都俨然是一次进步和改革的先兆，因其体现了某种新兴社会势力的利益。但是，一当它在政治体系内部占据了一席之地，就会随其选民群的变化而变化，最终都成为既得利益的代言人。多党制确实不失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于自己所隶属的社会势力来说，各党几乎无独立性可言。秘鲁的美洲民众革命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主张改革的政党，但到了60年代却成了一个奇怪的保守政党。秘鲁社会已经变化了，但这个党却没有随之改变，它仍就代表着30年前就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这就为对进步中产阶级有吸引力的新型改革政党的出现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