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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从维护民主、建立负责的政府、实现多数人的统治等角度来为党派竞争辩护，但我们同样可以从维护政治稳定的价值角度来为它辩护。政党间的竞选趋向于扩大政治参与同时又加强党的组织。这种形式的党派竞争大大有助于使具有政治意识和政治企望的新兴社会势力得以被纳入政治体系，而不会使它们走上反对该体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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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政党制对新社会力量的同化通常经过两个阶段。新集团首先通过一个完全是或基本上是代表该集团利益的小党来表达它对于政治体系的权利要求。当这家小党的选票增加到一定程度时，主要政党就会调整它的政策和做法，并试图把这个小党的领袖人物和支持者吸收到它自己的组织构架中来。在主从政党制下，小党领袖并不敢奢望赢得对政府的控制，但他们却可以有效地不让主要政党顺利掌权。所以主要政党的政治宣传和行动基本上都是以抵消当时最强大的对手的政治号召为目的的。假如舆论向左转，主要政党也会朝相同方向调整，以尽可能减少左翼小党所能获得的好处；假如舆论朝相反方向转变，主政党也会作出同样反应。小党派因为有着它们各自特殊的号召力，所以通常并不互相竞争，而是以各自的方式与主要政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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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各特定地区的牢骚常常首先是通过小党或非党派运动来表达的，但国大党随后就会将这些牢骚派的头面人物吸收到自己的组织结构当中来。在以色列，选举通常是围绕着工党和它当时最重要的对手之间的斗争进行的，在这种斗争中工党会调整自己的战略和号召力以求尽量削弱反对派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尼日利亚的地区选举也出现过多少与此类似的局面，例如在1957年，尼日利亚全国公民大会党尽管在教育问题上遇到了天主教的强烈反对，还是在东部议会获得84个席位中的64席，但独立候选人也得到了将近总数约20％的选票。面对这种挑战，尼日利亚全国公民大会党的领导顺应地把地区政府14个阁员位置中的5个给了天主教人士，尽管在此之前天主教在政府中只拥有一个阁员。所以说，在主从政党制下新集团总是首先通过一个压力政党提出其要求，然后就被吸收到主导的共识政党当中去。[23] 如果未被主要政党同化，新集团就会充当永久性的压力政党在主要政党的圈外继续活动。这样，主从政党制就为特定集团的不满情绪的表达提供了安全阀，同时也为同化那些看来对民众有吸引力的此类集团提供了强大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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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制下扩大政治参与的压力要比在其他任何类型的政党体制下都要来得强烈。在野党显然具有动员新的投票人参与政治以便挫败对手的动机。例如在乌拉圭，科罗拉多党和布兰科党的竞争实乃城市工人阶级早在20世纪初期就参与政治体系的原因之一，这在拉丁美洲是史无前例的。由于动员了这个城市集团，巴特尔（Batlle）便确保了科罗拉多党在其后半个世纪中的统治地位。两党制的问题确实在于政治参与可能扩展得太快，以致会在政治体系内部造成严重的分裂。动员起来的集团可能无法被同化，诚如戴维·唐纳德（David Donald）在论及19世纪中叶美国政治时所言，“过头的民主”和“膨胀起来的民众参政”可能会腐蚀政府的权力，削弱政府“精心处理微妙问题”的能力。[24] 在20世纪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两党竞争导致新集团迅速进入政治的局面，不时地引起旨在限制参与和恢复团结的军事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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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制所固有的迅速扩大政治参与的趋势有时会挑起故意限制这种扩大的尝试。例如在哥伦比亚，两个政党长期以来故意将相互的竞争局限在政治精英的圈子之内。20世纪30年代这种格局受到了挑战，因为民众要求改善经济状况的压力高涨起来。到了40年代后期，这一体制就随着失控的暴力行为的蔓延和军事独裁的出现而崩溃了。独裁者罗哈斯·皮尼利亚试图完成民主制所未能做到的事，即促进社会改革并使新政治集团与该体制认同。一位观察家写道，罗哈斯“给群众指出了争取社会进步的正确方向。他的政府强调群众福利，仅凭这一点就使百姓们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和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恰是这位军事独裁者对民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25] 。但是罗哈斯在1958年被推翻了，政党领袖们明目张胆地就限制彼此之间的竞争达成了协议。总统由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坐庄，内阁职位和国民议会议席则由两家对半瓜分。另一位专家就此写道，1958年，“政党领袖们似乎在许多方面……都在把政治时钟拨回到1930年，恢复了一种雅典式的民主，回到了自由党左翼在社会精英圈子以外寻求支持之前的那种状况”[26] 。结果是投票人数显著下降，新的运动和新的政治势力（包括一个死灰复燃的罗哈斯党）抬头，这些势力所诉诸的就是那些被互不相争的现存政党所忽视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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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韦尔热说过一句最常被引用也最常受非难的话：“社会的自然运动趋向于两党制。”[27] 但事实上，两党制度具有的任何“自然性”，都不会来自社会运动的本质，而是来自这种政治制度的本质。舆论可能会聚结于“对立的两极”，但也可能相当支离破碎；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和现代化国家里，社会势力的众多及其性质的歧异足可创造出远比两党制更为自然的多党制来。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治体系中，各种社会势力和集团之间形成的两极化，最关紧要的乃在掌权或接近权力的一派和被迫下野的那一派之间。政治体系内朝野两派之分即构成所谓“自然的”界限。如果政治体系本身虚弱，缺乏权威，制度化程度又不高的话，那么两者的差别就会太大，因此导向两党制的动力也就不会很强。但在政府强大而有威望的情况下，那么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与当权者离心离德的政治领袖们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共同奋斗以求东山再起。对于那些意在卷土重来的人来说，当会有争取不满分子或潜在的不满分子支持的自然趋势。自然的两极化并非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社会分化，而是当朝和在野的政治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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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两党制就能有效地使政治两极化成为制度并使之得以缓和，而正是此种两极化才首先导致了政党政治的兴起。在一党制下，政治领袖主宰社会势力，在多党制下，社会势力则主宰政党，而两党制却与社会势力和政党之间维持着一种更为公平的均势。两党都为争取社会势力的支持而竞争，但每一个党都从诸多势力当中获得支持，因此都不致沦为某一种势力的工具。与多党制不同，两党制下的政治当中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势力时，无需另建新党。与一党制不同，两党制下对社会势力的同化不必仅仅通过某一个政治组织来进行。因此，两党制有其自身的某种逻辑，然而这是一种政治性的而非社会性的逻辑；它既深深地植根于民意抉择的吸引力之中，也同样深深地植根于政治稳定的需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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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绿色起义：政党体制与乡村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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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与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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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人口的大多数——通常又是相当大的多数——居住在乡村地区，从事农业劳动，这些国家城市人口的增长远比农村人口增长来得快，这多半是由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所致。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和城市人口的增长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给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城市和乡村之间在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方面就形成了一种差距。城市变成了反对派的中心，不断起来反对现存政治制度，而政府的稳定则依赖于它能动员起农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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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党和政党体制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为此种农村的政治动员提供制度化构架。政党是一种现代化组织，是城市环境所造就的新人的产物。政党领袖通常来自出身于中上层阶级并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阶层。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那样，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党员骨干“似乎多半选自城市中的机关职员、店主、专业人员和其他中产阶级分子”[28] 。但是，一个政党如果想首先成为群众性的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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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和政党体制是弥合城乡差距的制度化手段。按照塞杜·库亚特（Seydou Kougate）的话说，理想的政党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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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组织已变成将农民和市民铸为一体的大熔炉。它把前者从与世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并克服后者对乡巴佬的鄙夷倨傲，实现民族团结并从中汲取自己的力量。这样，存在于城乡之间的鸿沟就得以填平，各阶层的人们也才能汇集成一股洪流，奔向共同的政治目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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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一理想的障碍多得不可胜数。政党是一个现代化组织，为成功计，它又必须把传统的农村组织起来。在心理上或政治上，城市的政党领袖常常无法到农村去寻求支持。如果他们真打算脚踏实地这样去干的话，那就可能不得不彻底地修正或抑制自己的现代价值标准和目标，而采取能吸引农村的较为保守的姿态。随着传统集团的政治意识的增长，政党领袖们就不得不在现代性价值标准和政治价值标准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政治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而政治稳定的源泉却在农村。政党的任务就是使二者相结合。对一个政党的制度化程度及其领导人的适应性的一个重大考验，就是看党的领导人是否愿意为了赢得农村的支持而做出必要的让步。经得起这种试验的就证明是强有力的政党和稳定的政党体制。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成功的政党诞生在城市而成熟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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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的政党体制提出沟通城市和农村的不同桥梁。在一党制国家，具有现代化思想的精英分子通常试图多方控制农民，并且只有当农民接受了他们的现代化价值标准时才准其参与政治活动。如果农民仍然保持既消极而又落后的状态，一党制的政治领袖们就会把注意力放在城市地区的改革上。实际上这正是基马尔所为。[30] 苏联的领袖们在20年代对农村也奉行了一种比较克制的袖手旁观的政策，做法虽有差异，但目的相似。但到达某个阶段，为了保持稳定，就是一党制国家也必须正视并解决农村的政治参与问题。苏联试图按照城市的形象来改造农村，摧毁其传统生活方式，并通过集体化和把共产党组织扩展到整个农村的办法来强迫农民接受现代观念，这种做法在政治和经济上付出的代价是如此巨大，以致很少有别的国家仿效过它。在土耳其情况则不同，对农民的同化牵涉到消除一党专制并允许立意现代化的精英分子内部的派系竞争扩大到这个圈子之外。结果，土耳其对农民的政治同化远比俄国的做法对农民有利。一般来说，比起一党垄断制，竞争性政党体制下的现代化进程较为缓慢，但其政治同化过程却较为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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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城市不单是动荡的场所，而且也是政府反对派的大本营。一个政府要想享几天太平，就必须以农村为坚强后盾。如果政府不能赢得农村的支持，那就国无宁日。结果就是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制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形成了城市和农村投票模式的重大差异。对执政党——如果有个执政党的话——的支持来自农村，而对反对党的支持则来自城市。这一模式在各个大陆都屡见不鲜。在印度，国大党力量的源泉主要来自农村，而无论左翼或右翼反对党都在城市更为强大。在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主要依靠对农村的号召力，但在首都加拉加斯却得不到多少支持。1958年该党获得全国选票的49％，但在加拉加斯才得到11％；1962年，尽管它控制着中央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机构，但在首都的22名市议员中却只占一席。在1963年大选中，民主行动党在农村地区名列第一，但在加拉加斯却屈居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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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尽管政权几次易手，类似的城市反对派格局却一如既往。整个50年代，李承晚的自由党通过公平的或者卑劣的手段，一直控制着农村，而处于反对地位的民主党则受到城市的青睐。1956年民主党候选人凭借城市的选票而当选为副总统。1958年民主党从全国5个最大城市中获得了23个议席，而自由党在这些选区却仅获得5席。首都的16个席位中反对党囊括了15个；在大邱和仁川这两个重要城市中，自由党候选人无一获选。格雷戈里·亨德森（Gregory Henderson）写道：“到李氏统治末期，逮捕、威胁、买通和监视皆未能阻止城市中统一反政府共识的形成。”[31] 60年代的朴正熙政府在台上时，故态复萌，局势丝毫未改。在1963年的总统选举中，朴正熙将军靠农村的支持才勉强获胜，但城市选民的大多数都是坚定的反对派，其中首都的反对党就赢得了14个议席中的12个。朴正熙政权在第一任的4年当中一直被吵嚷不息并不时诉诸暴力的反对派搞得焦头烂额，而且这个反对派就在其眼皮底下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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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独立之后的历次选举也显示出类似的城市反对政府的局面。农村选举一般都是由政府和反对党平分秋色，而城市选票的75％却属于反对党。正因双方都无法在乡村地区建立起稳固的支持基础，城市选票多就使反对党占据了上风。执政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6次总统选举中输掉了4次。[32] 土耳其的情形也多少有些类似，20世纪40年代晚期反对党民主党也是在城市中强大而在农村中弱小。但1950年它从共和人民党手中赢得了一半农村选票，于是就把共和人民党赶下了台。在以后的选举中，民主党在农村形成了广泛的号召力，一直到60年代农村仍是民主党及其继承者正义党获得支持的主要来源。反之，共和人民党在失去农村的支持以后，却在城市中干得颇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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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选举也几乎没有二致。以1951年的旁遮普大选为例，穆斯林联盟在该省议会中所获席位几近75％，但仅勉强获得拉合尔市议席的半数。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阿尤布·汗获得了63％的选票，真纳小姐（Miss Jinnah）获得36％，阿尤布席卷了全国16个选区中的13个，真纳小姐在吉大港、达卡、卡拉奇三个有大城市的选区领先。当时一位评论员写道：“这次选举实际上表明，城市一般是追随真纳小姐，而阿尤布对农村的控制则是毋庸置疑的。”[33] 在1963年摩洛哥大选中，反对党独立党和人民力量全国联盟拿下了城市，执政党则赢得了农村。1964年，萨尔瓦多反对党基督教民主党的人当上了圣萨尔瓦多市市长并获得14个议席，这些议席主要在城镇地区；而执政党民族统一党却以相当大的优势席卷了农村地区，获得32个议席。在1966年多米尼加大选中，布施以60％选票的优势在圣多明各获胜，但巴拉格尔（Balaguer）却在首都以外地区获得62％的选票，从而当选总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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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选举都有两个共同点。第一，农村和城市的投票倾向有着明显的分歧；政党和候选人在农村强，在城市就弱，反之亦然。第二，在农村强大的政党通常能控制着中央政府，并能建立起以高度的政治稳定为特征的政权。如果没有一个政党能获得农村的稳定支持，某种程度的动荡就在所难免。在某些情况下，城市造反可能会颠覆以农村为基础的政府，但总的来说，受到农村支持的政府假如不能削弱或铲除城市中的顽固反对派的话，也有把握顶住它。甚至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没有清晰的政党区分的国家，城市反对派也会以其他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举如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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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心地区〔贝鲁特〕不少人对选举政治嗤之以鼻。选举制度的合法性在农村地区倒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在那里这个制度与传统的组织很相似……看起来农村地区的老百姓好像比首都人民更全面地与现存政治制度融为一体了，而首都人民政治的潜能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令人捉摸不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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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那些选举过程意义不大的国家中，尽管农村支持而城市反对的对垒没有在选票类型上明确地显示出来，但这种对垒也还是不争的事实。在伊朗，德黑兰长期以来就是政治反对派的老巢，现政权的命根子就维系在农村的默认上。甚至在南越，吴庭艳总统在1961年竞选连任，尽管他囊括农村的绝大多数选票，但在西贡他却只获得了48％的选票。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总统曾这样发问过：“有哪一个非洲国家总统在他的首都获得过多数人的支持？”[36] 几星期后的事实证明，他本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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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之间的鸿沟可以被有意识地动员并组织农村的革命党人或军人精英分子所填平。但对农村广大群众的政治同化也可由政党和政党体制来完成，其途径或是通过民族主义政党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或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对农民支持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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