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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兰和土耳其的例子，突出地显示了两党制竞争和农村化选举有助于将那些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农村集团溶化到政治中去。颇为类似的国家，下面不妨再举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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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缅甸 独立后的缅甸是由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所领导的，该党在1951—1952年和1956年两次大选中均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前一次选举中，反对派十分软弱，并且四分五裂；在后一次选举中，反对派一致站在左倾的民族联合阵线的旗帜下，阵容大大加强。1958年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分裂成两派，其后由于政治动荡和叛乱集团力量的增长，迫使吴努总理在同年10月不得不把政府移交给奈温将军和军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军人政府掌权只有18个月，然后就通过大选在1960年春天把政权交还给了文官政府。角逐这次大选的两个主要政党，一个是由吴努领导的反法西斯自由同盟“清廉派”，一个是该盟的另外两位主要政治家领导的反法西斯自由同盟“稳定派”。当该党在1958年分裂时，清廉派保持了对“全缅农民组织”的控制，稳定派起初则控制着劳工和妇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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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大选所提出的问题显然是传统主义和改革二者的对峙。奈温军人政府在机关的效率、恢复社会治安方面，曾做过大量的工作，奈温政府那种一丝不苟、言出法随的严厉政风已经引起了缅甸社会中许多人的对立情绪。由于军队明显地希望稳定派获胜，于是吴努就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宣称军队和他的竞选对手沆瀣一气，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当时各派政治势力的组合，与1961年土耳其大选时十分相似。对缅甸人来说，“尽管昔日人民自由联盟当权时，政府腐败无能，但其懒散比起军人改革政府处处要求大家自我牺牲要好得多”[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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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反对缅甸人所讨厌的改革之外，吴努还与佛教和传统的价值观念保持认同，这一点对他的获胜同样很重要。他有意识地坚守非西方化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与大多数缅甸政治领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十分引人注目。在竞选运动开始时，他就公开宣布他决心将佛教立为缅甸国教。正像在1956年的锡兰一样，佛教僧侣在这次竞选中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他们“大多数集合在吴努周围，成了他在缅甸城乡最有效的宣传鼓动员”[70] 。结果是吴努及其清廉派大获全胜，赢得了三分之二的选票和三分之二的议席。与其他农村化选举不同的是，吴努获得了各界人士的有力支持，他的党在仰光的成绩甚至比在农村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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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60年代的土耳其军队一样，缅甸军方也勉强地让这个较为保守的政党上了台。在执政的两年中，吴努所奉行的政策“无疑更加带有传统化色彩，而不是革命色彩”，并且把实现他提出的立佛教为国教的诺言，放到了最优先的地位。[71] 但在1962年，军方认为传统化和民主的衰落趋势已经滑得太远，于是再次进行干预，把文官政府赶下台，把一个严厉、独裁、武断的军人社会主义体制强加给了缅甸。和土耳其军方不同的是，缅甸军人军人不愿意接受民主制度所必不可少的传统主义和改革之间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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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的塞内加尔 竞争性政党制同样能够为那些处于独立前夕的国家创造条件，使权力从狭窄的城市基础转移到较为广阔的农村基础。塞内加尔的政治权力在几十年中一直稳操在沿海城市之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乡村中占优势的党是法国社会主义党（SFIO）在这块殖民地上的一个部分。但在1951年的立法选举中，它受到了一个新集团的挑战，这就是由利奥波德·桑戈尔（Leopold Senghor）所建立的塞内加尔民主主义联盟（BOS），这个组织的目标是争取那些新近获得选举权并在政治上刚刚有了觉悟的农村选民。“扩大了的农村选区有着数量上的优势，是通向竞选成功的必由之路……〔这种竞选〕构成城市和农村的新公民对所谓‘四大村社’的老公民的一次成功的反叛。”[72] 在竞选中桑戈尔利用了农村的和传统的号召力，特别是宗教的号召力。像1956年的锡兰和1960年的缅甸一样，宗教领袖和神职人员在竞选中起了关键作用。桑戈尔后来宣称：“正是清真寺里的阿訇给我们带来了胜利。”[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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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牙买加 在牙买加，政党竞争提供了条件，使新兴集团在几乎不发生暴力的情况下，按照政治程序有条不紊地进入政治体制。为争取独立而在1938年按通常的模式成立起来的人民民族党，开始也是由“少数中产阶级自由职业者、政府官员和教师”所组成的。这是一个主张现代化、向往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政党。1944年举行了第一次普选。布斯塔芒特工业工会（尽管名称如此，它实际上主要是一个农业工会）的领袖亚历山大·布斯塔芒特（Alexander Bustamante）组成了牙买加工党，动员农业工人参加投票。选举结果给了中产阶级的人民民族党以一记响亮的耳光，后者只得到24％的选票，而工党和独立党的得票则分别为41％和30％。人民民族党领袖诺尔曼·芒莱（Norman Manley）是一个中产阶级理性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该党的纲领是激进的和理想主义的。而布斯塔芒特工业工会和牙买加工党却强调“面包和黄油问题”以及具体的物质利益，而不是空谈意识形态的大道理。这两个党派的“追随者主要是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其领袖人物布斯塔芒特则是一个兼有工会头子和民众鼓动者品质的实干家。[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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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的胜利对人民民族党产生了影响，促使它加强在群众组织方面的工作，建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全国工人联合会”，作为布斯塔芒特工会的竞争对手。这种竞争还帮助了人民民族党内的温和派在50年代早期的党内斗争中战胜了极左派。因此该党能够在1955年以颇大的多数战胜工党，重新执政。几年之后，工党通过动员它在农村的力量又一次上台。于是，牙买加两巨头和政党之间的竞争，就推动了牙买加民众的政治动员，并通过政党及其附属工会把民众组织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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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的莱索托 巴苏陀兰接近独立时，其主政党是巴苏陀兰大会党。该党是按照加纳人民大会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其支持者主要来自知识分子、教师、新教传教士以及其他城市集团。党的领袖们都曾到过国外，与泛非运动关系密切，但他们对本国农村情况却不甚了解，缺乏具体接触。像在牙买加、锡兰和塞内加尔一样，反对党“巴苏陀兰民族党”（BNP）在1965年第一次全国大选时才刚刚成立不久，它的力量来自农村，那里的酋长们和罗马天主教士们都积极支持它。在竞选中，它把力量主要集中在“面包和黄油”的问题上。大出多数观察家所料，该党以保守主义纲领赢得了选举，得票率42％，战胜了得票率40％的巴苏陀兰大会党。政党竞争使得一个保守的农村政党压倒了一个较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城市政党，这又是一个例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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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个国家的政治动员和同化的过程往往是漫长的、渐次的、有时甚至是暴风骤雨式的。上文所举诸国的例子，也只不过是这种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罢了。在某些国家中，这一过程的确可能是非常缓慢的，以致几乎不可能指出哪一次特定的选举堪称是权力从城市精英手中转到农村群众手中的显著标志。例如在菲律宾独立之后，对农村选民的动员在历次大选中都曾进行过，而每次大选中在职总统无例外地总是被击败。1953年麦格赛赛一举击败了季里诺（Quirino）总统。麦格赛赛的竞选口号和他在总统任期内的所作所为，都是面向农村选民的。除了土地改革法和其他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外，他还开拓了“公开的渠道，和菲律宾的农村民众建立起持久的政治联系……他是使大量的民众有机会接触政府和总统的第一位领袖；他也使人们相信，政治变革可以在政府结构之内合法地进行，诉诸暴力既无必要亦非明智。麦格赛赛以后，没有哪一位政治家敢于无视他的目标和形象”[76] 。但他的继任人加西亚（García）却是个比他保守得多的上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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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反对派候选人马卡帕加尔令人惊异地战胜了加西亚，从而开始了农村群众政治动员的第二个阶段。马卡帕加尔与麦格赛赛一样，出身贫寒，非常重视争取农村选民的支持。在四年的竞选活动中，他的足迹几乎遍及菲律宾23000个村镇的每个角落。他是菲律宾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动摇了地主和民族主义党对农村选票控制的总统候选人。[77] 1965年马卡帕加尔又被斐迪南·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击败，马氏似乎也有决心继续推行农村动员和土地改革的路线。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在菲律宾缺乏有效的政党组织，政党与社会力量间也缺乏有效的联系，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绿色起义”曾经在各种党派的旗帜之下，一步步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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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国存在的较为显著的农村化选举诸例，具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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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以城市为基础的、中上层阶级的现代化精英集团被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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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结果出乎大多数政治观察家的预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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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胜党之所以成为赢方，主要是依靠它能动员农村新选民参加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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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获胜党的领袖通常原属主张现代化的城市精英集团中的一分子，但后来脱离了这个集团，并举起更得人心和更为保守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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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走马上任的新党，除去第一把手之外，其他领导人和代表通常都是些不具备全球眼光的、地方性的农村精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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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获胜党用以争取农村选民的口号既强调种族和宗教感情，又重视“面包和黄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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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许多情况下，获胜党极大地得益于教士、佛教僧侣、阿訇及其他宗教人士在农村为它所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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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反对党的胜利被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共同视为国家政治进程中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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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旦掌握政权，新政府的政策通常尽力取悦它的农村支持者，并给他们以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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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新政府的政策同时也会开罪于老派精英集团，以至于常常导致一场反对它的军事政变，这种政变在土耳其和缅甸是成功的，在锡兰却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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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大多数但不是全部例子当中，下台的政党会自我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政治参与格局，努力争取群众支持，并在一些国家里（如在锡兰和牙买加）能重新通过选举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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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制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吸收农村群众进入政治体系，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架起了桥梁，而这正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经验的对比，说明了两党制在完成这种同化时比大多数其他类型的政治制度更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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