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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标准是帝国的时间跨度。帝国需至少经历一个崛起和衰落的周期，而且还必须已开启了下一个新的周期。[1]因此帝国存续时间较长这一标准体现在其制度革新力和再生力上，有了这两种能力，帝国的存在便不再取决于先父（们）的超凡领袖魅力。有鉴于此，在我们随后的讨论中，不会过多关注拿破仑开创的超级帝国（Großreich，或者称为大帝国），或者更为短命的意大利法西斯及德国纳粹政权。日本人孜孜以求的“大东亚共荣圈”迷梦，也不在重点讨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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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难界定的是威廉二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即使我们认定，他的帝国政治始于俾斯麦下台，而不是在1871年凡尔赛镜宫上演的德皇加冕礼——第二帝国相较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帝国政治，持续时间还是更长久一些。后两者的帝国政治仅止步于大战初始阶段的几次胜利而已。然而，如果我们把威廉二世和纳粹的帝国政治这两个先后出现又以德国一战战败为分割点的周期连接起来的话，似乎又可以将德国纳入帝国之列。可以认为帝国只是在内部出现了权力易手而已，而且它也满足上述所谓再生能力的标准。相似的情形还有日本。如果我们把1905年的日俄战争看作其帝国之路的起点，似乎将日本归入超级帝国之列也就顺理成章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得对这一判断加一条限定性的说明：对德日两国来讲，其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的诞生，可谓姗姗来迟且都昙花一现。此外，由于德国和日本早早败降，很难确切断定当年它们究竟是世界帝国还是只是区域性超级帝国。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在做超级帝国比较性研究时，将德国和法国列为研究的重点。而在本书中，笔者仅把这两个国家作为“失败帝国”（failed empire）的典型加以援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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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的时间跨度标准，疆域跨度是另一个重要标尺。如果一个强国没有幅员辽阔的统治疆域，是不足以称为帝国的。所以，哈布斯堡皇朝从时间跨度上讲，无疑是当之无愧的帝国政权；但从疆域跨度而言，则多少显得牵强了。准确地说，它是一个雄霸中欧的超级帝国。在欧洲列强俱乐部里，它与诸如法国这样的大国平起平坐，但它未曾寻求雄踞整个欧洲大地的霸权。即使在哈布斯堡的家族成员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冠的时期，皇朝的霸权也没有超出中欧地区。查理五世是个例外，他既是西班牙国王，又当上了尼德兰的君主，他手中握有远比此后移驾维也纳的其他皇帝更为丰富的资源。1556年，哈布斯堡皇室正式分为德意志和西班牙两支，帝国之风也随之顺势吹到了马德里。[3]那句闻名遐迩的奥地利国家格言AEIOU（Austriae est imperare in orbe ultimo），即“奥地利乃最后一个帝国”，或曰“普天之下，莫非奥土”，在不久之后也变成了明日黄花，随风而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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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海洋帝国，疆域跨度的标准显然更适用于陆地帝国。海洋帝国的权力和影响，不光反映在其统治领土面积的多寡，更多体现在对商品、资本和信息等诸多元素流通的控制力上，以及对经济枢纽[5]、海港及可靠贸易通道的掌控上。对于海洋帝国的权力扩张而言，远比疆土的有形控制更为重要的，是它手中可供支配的资源，是商业伙伴对其国际通用货币的信任感。[6]关于陆地帝国和海洋帝国权力的巨大差异，我们还会在后文中详细阐述。在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帝国权力的扩张、成形离不开地缘经济的因素。控制贸易，跟统御疆域一样，也是帝国权力的活水之源。以西班牙为例，直到16世纪末，它都尚未占有任何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通商口岸和金融城市，所以，它无法左右欧洲人主导的世界经济。对于英格兰的异军突起，并最终一跃成为更为强大的帝国，西班牙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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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通过观察西班牙的式微和英国的崛起，我们发现很难将商品、资本流的控制，同疆域统治完全剥离开来。当西班牙夺回尼德兰失地的努力功亏一篑，其对外贸易也随之陷入停滞，于是经济流仿佛绕开了西班牙辖制的地区，这最终导致西班牙丧失了对欧洲经济的掌控力，其国际信用品质一落千丈。后果便是接二连三的国家破产。如果1588年无敌舰队能够获得胜利，并成功侵入英格兰的话，那么西班牙还有一线生机，从疆域统治的弯路转回经济流控制的正轨。但无敌舰队最终一败涂地，西班牙便告别了其帝国权力扩张的巅峰，从此由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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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主权国家相比，在帝国权力扩张、成形过程中，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相互交织得更紧密。由于这两个要素总是双管齐下，共同作用，我们必须将它们放在一起来考察。不过这其中，军事优势这一小因素也能对帝国的崛起与衰落产生大作用。比如1588年，英国人的优势之一就体现在他们以更优良的冶金技术铸造出的重炮上。[7]这个例子，特别提醒我们，世界帝国疆域跨度的标准，不仅局限于对疆域的有形控制，它还体现在对商品、资本流的无形控制上。可见，关于疆域跨度的衡量标准跟时间跨度的标准一样，是多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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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讨论引向一个关于界定世界帝国极为棘手的问题：究竟怎么理解“世界”？“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要按这样的理解，只有在苏联瓦解之后的美国才有资格称得上世界帝国，而大英帝国充其量只能算作它的前身。按这样对“世界”的理解，诸多对世界帝国的比较性研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那些坚称美国之史无前例的学人，基本上这样论述：美国成了前无古人、横跨全球的强权，虽然它更多借助非正式支配手段而不是正式统治来完成这一壮举。按这样的逻辑，继续研究世界帝国的历史将无益于理解当今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在他们的著作《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2002）中沿用了这一论证模式，当然，他们这个模式下的新型帝国不必与美国强权完全一致。他们理解的帝国自成一种新型网络结构，超越了一切政治疆界和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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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深入观察美国的权力，我们还发现它不仅仅产生于对地球空间的统治，甚至体现在对宇宙空间的控制上。一方面，因为它开发研制出卫星导航的巡航导弹，使美国能够对地球任何角落实施军事打击；另一方面，美国也有能力将人类对扩张的幻想、对科技的憧憬加以集合和引导：从登陆月球，到长期载人的空间站，再到殖民火星的计划。由此可见，“世界”的概念已经超越地球的外延，具有跨星际的特点。[8]这种跨星际性，正是美利坚帝国重要的权力资源。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证明它与历史上其他的帝国就没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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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一个相对且可变的量，不能拿诸如各大洲的地理边界或地球的有形面积等不变因素来固化。人类所有文明的独特视野和视角，都在形塑“世界”的过程中留下了各自深深的烙印，也就是说，其中文化和科技的力量超过了纯粹地理的因素。[9]“世界”究竟是什么，这取决于贸易关系的广度、信息流通的密度、知识的秩序以及航海技术等诸多因素。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帝国统治世界的诉求不断膨胀，且愈发强烈。按帝国的唯一性和独有性的特点，可以说，如今地球上确实只够容下一个帝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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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到近代，世界上常常几个帝国比肩而立，群雄逐鹿；这一并存局面，未必会妨碍各自对帝国性的主张。中华帝国曾经与罗马帝国作为所谓的“平行帝国”[10]鼎立天下数百年，这期间他们的帝国合法性从未因此受到一丝一毫的影响。两大帝国统治的世界，并行不悖，井水不犯河水。相反，当年拜占庭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加洛林王室、奥托王室和萨利安王室并存于世，但他们的帝国合法性就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他们属于同一个“世界”，一山不容二虎，在这一“世界”范围内，其实只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因此，他们至少在形式上相互否决对方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权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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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英帝国与沙俄帝国，直至20世纪早期，大抵都相安无事。他们各自统领的“世界”，相互隔离且迥然不同。差别不仅在于英国人和俄国人各自主宰不同的领地——他们沿着大高加索山脉，直到喜马拉雅山脉一线，将亚洲南北一分为二[12]——更重要的区别在于，英、俄各持两种不同的统治方式：俄国人通过行政手段，必要时以军事手段，统治着一个陆地帝国；另一边，则是基本依靠海路贸易交流得以维系的大英帝国。他们都不对对方构成威胁，又都不去挑战对方的合法性——至少在俄国人克制自己、不追逐自己“向温暖海洋扩张”野心的时期，双方确是相安无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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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国人和俄国人的后继帝国——美国和苏联的情形则大不一样。单就双方的指导方针和“使命”这一点，两国便否认了对方的存在合法性。此外，他们在同一空间、同一领域展开了竞争：从苏联打造规模庞大的战舰，进军世界公海，再到两国的太空军备竞赛，角逐无处不在。同当年英俄关系不同的是，美苏并存对于它们双方而言，都构成了各自帝国主导权的限制。他们分享了同一个“世界”，而当年沙俄与大英帝国则统治着各自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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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大英海洋帝国和沙俄陆地帝国之间，却再也容不下希冀在余下的中间地带再建一个帝国的第三方。因为这样势必会引发与上述其中一个帝国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一般又会演变为一场大规模战争，最终会将另一个帝国也拖进其中，加入对第三方的围剿。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安于各自“世界”的帝国之行动逻辑：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试探，它们走向合作，勠力对付第三方，遏制第三方的权力扩张。从拿破仑、威廉二世、希特勒，再到昭和天皇，概莫能外。无论第三方与称雄世界的两大帝国中的哪一个产生了战略冲突，结果没什么不同。对拿破仑来说，他自始至终都绕开大英帝国走，而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也极力避免与英国人起争端，他们都宁愿将其霸权主张限制在欧洲大陆，或者将霸权向东延伸。本质上讲，拿破仑和希特勒在东线折戟沉沙，而威廉二世则在西边同对手的争斗中丢了皇帝的宝座。日本在20世纪初成功地制服俄国，但最终在二战中败在美国手下。而美国当时也曾试图与苏联联手，开展战略合作。诚然，在任何情况下，海洋帝国和陆地帝国的内在需求必然引致它们合力对付第三方；而从各自帝国“世界”中衍生出来的行动准则，会荡涤一切阻碍，不达目的誓不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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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部边界相对清晰易辨的帝国“世界”，如何才能更精确地描述它们？它们的内部有何特点？与那些非帝国的“世界”又有何差别？另外还有关键一点：陆地帝国和海洋帝国的内部空间是否存在什么共同特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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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国空间而言，中心-边缘落差是很鲜明的特点，这一点在上文已有提及。无论是建于疆域统治之上的帝国，抑或是主要通过“流”控制攫取权力的帝国，概莫能外。除此之外，学术文献还反复提及帝国的多种族及多民族特征。不过，如此描述帝国特征，多少有点问题。一来它毫无新意，因为扩张的帝国总不可避免 会覆盖多种族及多民族群体，这一点不言而喻。二来它太政治化，毕竟，族群和民族差别何在、民族差异会被接纳还是被压制，最终都是由帝国中心依据“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14]的原则来裁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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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范围内，探讨西欧民族国家与中欧帝国之间的关系时，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各自的弱点和优势何在：是单一民族的团结一致，还是多种族的多元化。在20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的痼疾已路人皆知，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内部也显露离心的倾向，这些都让一些人相信，民族国家在战时要优于多民族的帝国联合体。而一战的结局则又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随着美国和苏联的崛起，以及欧洲民族国家在世界政坛的边缘化，观念的钟摆又往回摆了过去。不过很显然，以上谈及的印象和想法，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并非学术的实证分析，标准难经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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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主体民族在一个帝国内的比例高低，并不能给我们解答有关帝国空间扩展和时间跨度的问题。在中华帝国内汉人所占的比例一直高达90%以上，1897年沙俄帝国人口中的44%为俄罗斯人，191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奥匈帝国领土上操德语的奥地利人仅占24%，而1925年大英帝国境内英国人的人口比例更低至10%。[15]至少从短、中期视角看来，这些数字并不足以推导出什么富有价值的结论，我们无法从中获得一个关于帝国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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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大国兴衰长周期的概念化问题，参见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第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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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oyle：Empires，第306页起若干页，第319页起若干页。当然，多伊尔更多关注的是法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而不是帝国的成功创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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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Kann：Geschichte des Habsburgerreiches；有关查理五世的帝国野心，参见Kohler：Karl V.以及Haider：Karl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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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关哈布斯堡皇朝的叙述也基本适用于拜占庭的情形。拜占庭遭受伊斯兰教势力的攻击后，在中东地区丧失了大片领土，沦为一个地区性霸权。当然这并没有阻止它继续追求世界统治权。参见Lilie：Byzanz，第75～141页，以及 Beck：Das byzantinische Jahrtausend，第78～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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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sterhammel（Kolonialismus，第17页）对殖民地进行了统治型殖民地和据点型殖民地的划分。两者都可以被看作不同类型的帝国形成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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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ernand Braudel在他有关15～18世纪社会史的著作中指出，欧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最早是在意大利，大部分时间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竞争。后来转移到尼德兰地区的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最后又转移到英国伦敦。金融中心的转移对于欧洲权力转移的意义远甚于那些夺取领土而发动的大大小小的战役。参见Braudel：Sozialgeschichte des 15.-18. Jahrhunderts第3卷，第147页起若干页和第187页起若干页；还可以参见Wallerstein：Das moderne Weltsystem，第97页起若干页和第24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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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Nef：Western Civilization，第84页起若干页；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第89页起若干页以及 Cipolla：Guns，Sails and Empires，第8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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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顺便一提，这曾经体现在苏联身上。在控制太空方面，苏联曾经长时间领先美国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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