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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天下”（Ökumene）这一概念，参见Voegelin：Das ökumenische Zeitalter，第58～62页。对文化与技术因素意义的忽略，一直是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大空间秩序理论的根本性错误。他先是批评了美国“门罗主义”从美洲大陆慢慢到世界的扩张，后来他又自己设计出一个针对欧洲的“德国门罗主义”。参见Schmitt：Völkerrechtliche Formen des modernen Imperialismus以及他的Großraum gegen Universalismus，还可以参见Diner：Imperialismus。所有这些想法都没有摆脱地球空间概念的束缚，并因此疏忽了帝国“世界”观的原动力，帝国“世界”观并非始自资本主义扩张，却因资本主义扩张明显地获得了更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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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Breuer：Imperien，第12页起若干页和第158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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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Lilie：Byzanz，第14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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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俄国和英国在19世纪仅有的冲突都发生在这条分界线上：争夺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权。由此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以及争夺波斯和阿富汗的争端。当时泛滥于英国知识界的仇俄情绪，也让两大帝国“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受到严重挑战。参见Gollwitzer：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第2卷，第28页起若干页，第71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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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英国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最近在他的The Pity of War一书中开启了一场辩论：20世纪初的英国为了防止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陆地帝国而加入一战时，英国政治在多大程度上误读了英帝国自己的生存需求。事实上，英国政策如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所说，源自其帝国“世界”的逻辑。彻底的“改天换地”（global shift），如弗格森所言，可能符合英帝国的中长期利益，但在事实上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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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或许指出帝国的多种族或多民族特性只是为了强调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差异。民族国家的特征是政治空间和民族认同趋向高度一致。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著作Reich，Nation，Europa，第6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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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据出自Osterhammel：China，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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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帝国的干预压力、中立选项与修昔底德的米洛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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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帝国的多种族及多民族特性更具启发意义的是，在帝国统辖的“世界”的“内部”，帝国中心明显承受着政治及军事干预的压力。帝国中心不能挣脱这一压力，否则自身地位恐受其害。换句话说，帝国在面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政权时，不能无动于衷，保持中立。相应地，帝国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它也不允许这些政权保持中立姿态。这种中立选项仅仅存在于主权国家模式下的世界秩序里，帝国倘若在其统治的“世界”之内或者其边缘地带的纷争中长期坚守中立立场，到头来，它势必丧失其帝国地位。这也正是帝国和主权国家的差异所在。近来在美欧关系中一再出现的不和谐声音，或许可归因为人们没有足够重视这一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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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帝国，霸权政权也始终摆脱不了干预压力，只不过程度稍弱一点。这种持久压力与帝国和霸权的可信度大有关联，而它们面临的可信度问题与非帝国政权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冲突。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做过阐述，[1]当时，雅典跟斯巴达正打得不可开交，米洛斯人不想蹚浑水，希望置身事外。按他们的想法，自己地处爱琴海地区，受雅典人一手掌控，雅典大可接受一个蕞尔小岛的中立立场。因为跟斯巴达的交战，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米洛斯人的参战都显得杯水车薪、无足轻重。而雅典人若放过米洛斯一马，还可坐收大将风度的美誉。然而雅典人没有这么做。他们认为，一旦让步，其他盟邦势必竞相效仿，要求获得类似的 决定权。如此一来，雅典的权力将很快土崩瓦解，或者不得不随时诉诸武力恢复其政治威信。因此米洛斯人必须俯首听命，否则不免有被夷为平地之虞。如果没有那样一支强大的战舰编队在米洛斯岛外耀武扬威，任其调遣，雅典或许真的就容忍了米洛斯的中立姿态。但一旦退让，雅典的威信必受重创，同米洛斯人的任何妥协都将招致所谓威信损失。最终雅典的权力和影响力恐将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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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米洛斯对话本质上不过是鸡同鸭讲，双方都是自说自话。[2]事实确实如此。但误会的根源在于，小邦在面对强权时的盘算同帝国的行动逻辑背道而驰。米洛斯人希望作为地位对等的友邦得到雅典的承认，这一点雅典不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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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修昔底德、有关雅典海洋霸权历史的文献中，我们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其中一种解读认为，修昔底德借写米洛斯事件的结局，实际上认同了雅典人的做法。米洛斯陷落，男丁遭屠杀，妇孺沦为奴隶被掳走。不同于雅典人的现实原则，米洛斯人把生死安危寄托在一厢情愿的期望上，导致了他们对形势的误判，埋下了覆灭的祸根。这种解读，已经不是仅仅在强调雅典人给出的理由里的现实原则了，更多是出于对雅典人在事理上的认同。在同斯巴达的交火中，雅典城四面受困，几个盟邦又表现得优柔寡断，态度反复无常。而雅典人也认识到，纵容一个盟邦的忤逆，等于开了先例，其他盟邦必将效尤。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雅典人别无选择，只能逼迫米洛斯人做出抉择，要么对爱琴海地区的帝国政权施以援手，要么拆它的台，非此即彼。任何一个小小的让步，都可能铸成大错。所以帝国没有中立选项。当它受到严重挑战时，必须迫使他人选边站来维系其对世界的主导权，他人中立骑墙的态度被视为变相的撕破脸。如此看来美国总统小布什的那句名言，“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正是帝国逻辑赤裸裸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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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米洛斯对话，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诠释。按这一解读，对话的意义并不直接体现在米洛斯事件当中，只有把对话置于修昔底德对那场战争的全部叙述中，才能看得清楚。对此，书中对米洛斯对话之后雅典人远征叙拉古的论述，对于理解这一点显得至关重要。那次远征正是雅典霸主地位的转折点。雅典人严重高估了自己的实力，通过这次海战力量掏空、元气耗尽，最终自毁长城、土崩瓦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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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伯里克利原本的作战计划何以走上致命的歧途呢？伯里克利审时度势，经过权衡雅典和斯巴达双方的优劣，曾采取了战略防御的措施，坚壁清野、固守城垣，暂时安于现状，不贪远功。[4]如果雅典人果真执行了这一方针，伯罗奔尼撒一战的最后胜利非雅典人莫属。按这一解读，雅典人败在了自己的狂妄自大，中了威廉·福尔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所说的“权力的傲慢”的蛊。[5]这种傲慢在米洛斯对话中表露无遗。因此，对话中雅典人给出的理由并非真的出于现实原则，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一叶障目、盲目自信。这直接招致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灾祸。雅典人一边大谈政治威信，另一边，他们自己的言行实际上已向世人昭示，他们在政治道义上缺乏自律。海上同盟得以维系，靠的主要不是军事力量，而是这种自我约束。随着雅典自我约束力的消退，雅典霸权转变为帝国。直到这时，诸盟邦才如梦方醒，希图从雅典霸权的沉重压力下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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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修昔底德的两种不同解读，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对美国过去几十年政策几乎截然相反的评价。一方面，有人把美国政策归结为帝国逻辑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人们谴责美国，认为它跋扈的权力政治损害了其道义上的威信，美国的世界影响若以道德信誉为基石，而不是依靠航空母舰编队、巡航导弹以及地面部队的军事干预，那么它的世界影响力将会牢固得多。于尔根·哈贝马斯（Habermas）就曾多次在其文章和访谈中，表达了后一种观点。[6]当然，这个说法有一个假定前提，那就是当政者面对挑战时拥有很大决策空间，可以做出各种应对。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大部分批评者将美国政策的责任推给他们所认定的政治人物。据此哈贝马斯也认为，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作为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是该重新领导世界继续建立一个普世法制秩序，还是罔顾国际法重返仁义霸主的帝国角色。”[7]他认为，美国已经在行动上选择了后者，尤其是因为小布什政府在国内受到了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影响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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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种解读方式。它把目光聚焦于帝国逻辑和由此衍生出来的行动方针，至于政治人物的个人影响和决策，在他们眼里则显得没那么重要。这种解读着眼于规制当权者行动空间的体制结构和指导方针，所以它并不追问基督教信仰复兴与小布什政策 之间有何关联，它不关心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扮演了何种角色，它也并不认为，新保守势力对美国政策起到了决定性影响。此外，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的心理状态也兴趣有限。[8]它真正追问的是帝国政权的行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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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行动方针绝不可能自行实现，况且还可能一次次被政治行为体误读或耽误。至于道德信誉等，无疑属于帝国权力的一种资源；不过在这个视角里，道德信誉不是政策的“标尺”，而是它的一个工具：帝国逻辑本身很清楚如何利用道德信誉这个权力因素达到目的，但它自己绝不会接受道德信誉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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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逻辑由哪些元素构成？它的内在要求是什么？抵制帝国逻辑又有哪些可能性？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下一章通过对历史上一些帝国的分析来逐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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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ukydides：Peloponnesischer Krieg，V，第84～116、450～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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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Volkmann-Schluck：Politische Philosophie，第39～58页中对米洛斯对话做出的阐释。与此相对，de Romilly：Thucydides中作者没有将这一冲突归因于米洛斯对帝国格局的误判，而是将这一冲突归因于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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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很显然，修昔底德的哪一种解释更受青睐，跟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有关：在德国文献中便随处可见对强权政治衰亡的记载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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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ukydides：Peloponnesischer Krieg，Ⅰ，144，1，以及Ⅱ，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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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ulbright：The Arrogance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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