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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国空间而言，中心-边缘落差是很鲜明的特点，这一点在上文已有提及。无论是建于疆域统治之上的帝国，抑或是主要通过“流”控制攫取权力的帝国，概莫能外。除此之外，学术文献还反复提及帝国的多种族及多民族特征。不过，如此描述帝国特征，多少有点问题。一来它毫无新意，因为扩张的帝国总不可避免 会覆盖多种族及多民族群体，这一点不言而喻。二来它太政治化，毕竟，族群和民族差别何在、民族差异会被接纳还是被压制，最终都是由帝国中心依据“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14]的原则来裁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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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范围内，探讨西欧民族国家与中欧帝国之间的关系时，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各自的弱点和优势何在：是单一民族的团结一致，还是多种族的多元化。在20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的痼疾已路人皆知，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内部也显露离心的倾向，这些都让一些人相信，民族国家在战时要优于多民族的帝国联合体。而一战的结局则又加深了人们的这一印象。随着美国和苏联的崛起，以及欧洲民族国家在世界政坛的边缘化，观念的钟摆又往回摆了过去。不过很显然，以上谈及的印象和想法，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并非学术的实证分析，标准难经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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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主体民族在一个帝国内的比例高低，并不能给我们解答有关帝国空间扩展和时间跨度的问题。在中华帝国内汉人所占的比例一直高达90%以上，1897年沙俄帝国人口中的44%为俄罗斯人，191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奥匈帝国领土上操德语的奥地利人仅占24%，而1925年大英帝国境内英国人的人口比例更低至10%。[15]至少从短、中期视角看来，这些数字并不足以推导出什么富有价值的结论，我们无法从中获得一个关于帝国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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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大国兴衰长周期的概念化问题，参见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第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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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oyle：Empires，第306页起若干页，第319页起若干页。当然，多伊尔更多关注的是法国和德国的帝国主义，而不是帝国的成功创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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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Kann：Geschichte des Habsburgerreiches；有关查理五世的帝国野心，参见Kohler：Karl V.以及Haider：Karl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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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关哈布斯堡皇朝的叙述也基本适用于拜占庭的情形。拜占庭遭受伊斯兰教势力的攻击后，在中东地区丧失了大片领土，沦为一个地区性霸权。当然这并没有阻止它继续追求世界统治权。参见Lilie：Byzanz，第75～141页，以及 Beck：Das byzantinische Jahrtausend，第78～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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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sterhammel（Kolonialismus，第17页）对殖民地进行了统治型殖民地和据点型殖民地的划分。两者都可以被看作不同类型的帝国形成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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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ernand Braudel在他有关15～18世纪社会史的著作中指出，欧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最早是在意大利，大部分时间在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竞争。后来转移到尼德兰地区的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最后又转移到英国伦敦。金融中心的转移对于欧洲权力转移的意义远甚于那些夺取领土而发动的大大小小的战役。参见Braudel：Sozialgeschichte des 15.-18. Jahrhunderts第3卷，第147页起若干页和第187页起若干页；还可以参见Wallerstein：Das moderne Weltsystem，第97页起若干页和第24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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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Nef：Western Civilization，第84页起若干页；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第89页起若干页以及 Cipolla：Guns，Sails and Empires，第8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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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顺便一提，这曾经体现在苏联身上。在控制太空方面，苏联曾经长时间领先美国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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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天下”（Ökumene）这一概念，参见Voegelin：Das ökumenische Zeitalter，第58～62页。对文化与技术因素意义的忽略，一直是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大空间秩序理论的根本性错误。他先是批评了美国“门罗主义”从美洲大陆慢慢到世界的扩张，后来他又自己设计出一个针对欧洲的“德国门罗主义”。参见Schmitt：Völkerrechtliche Formen des modernen Imperialismus以及他的Großraum gegen Universalismus，还可以参见Diner：Imperialismus。所有这些想法都没有摆脱地球空间概念的束缚，并因此疏忽了帝国“世界”观的原动力，帝国“世界”观并非始自资本主义扩张，却因资本主义扩张明显地获得了更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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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Breuer：Imperien，第12页起若干页和第158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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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Lilie：Byzanz，第14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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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俄国和英国在19世纪仅有的冲突都发生在这条分界线上：争夺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权。由此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以及争夺波斯和阿富汗的争端。当时泛滥于英国知识界的仇俄情绪，也让两大帝国“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受到严重挑战。参见Gollwitzer：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第2卷，第28页起若干页，第71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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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英国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最近在他的The Pity of War一书中开启了一场辩论：20世纪初的英国为了防止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陆地帝国而加入一战时，英国政治在多大程度上误读了英帝国自己的生存需求。事实上，英国政策如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所说，源自其帝国“世界”的逻辑。彻底的“改天换地”（global shift），如弗格森所言，可能符合英帝国的中长期利益，但在事实上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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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或许指出帝国的多种族或多民族特性只是为了强调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差异。民族国家的特征是政治空间和民族认同趋向高度一致。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著作Reich，Nation，Europa，第6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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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据出自Osterhammel：China，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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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帝国的干预压力、中立选项与修昔底德的米洛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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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帝国的多种族及多民族特性更具启发意义的是，在帝国统辖的“世界”的“内部”，帝国中心明显承受着政治及军事干预的压力。帝国中心不能挣脱这一压力，否则自身地位恐受其害。换句话说，帝国在面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政权时，不能无动于衷，保持中立。相应地，帝国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即它也不允许这些政权保持中立姿态。这种中立选项仅仅存在于主权国家模式下的世界秩序里，帝国倘若在其统治的“世界”之内或者其边缘地带的纷争中长期坚守中立立场，到头来，它势必丧失其帝国地位。这也正是帝国和主权国家的差异所在。近来在美欧关系中一再出现的不和谐声音，或许可归因为人们没有足够重视这一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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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帝国，霸权政权也始终摆脱不了干预压力，只不过程度稍弱一点。这种持久压力与帝国和霸权的可信度大有关联，而它们面临的可信度问题与非帝国政权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冲突。修昔底德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做过阐述，[1]当时，雅典跟斯巴达正打得不可开交，米洛斯人不想蹚浑水，希望置身事外。按他们的想法，自己地处爱琴海地区，受雅典人一手掌控，雅典大可接受一个蕞尔小岛的中立立场。因为跟斯巴达的交战，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米洛斯人的参战都显得杯水车薪、无足轻重。而雅典人若放过米洛斯一马，还可坐收大将风度的美誉。然而雅典人没有这么做。他们认为，一旦让步，其他盟邦势必竞相效仿，要求获得类似的 决定权。如此一来，雅典的权力将很快土崩瓦解，或者不得不随时诉诸武力恢复其政治威信。因此米洛斯人必须俯首听命，否则不免有被夷为平地之虞。如果没有那样一支强大的战舰编队在米洛斯岛外耀武扬威，任其调遣，雅典或许真的就容忍了米洛斯的中立姿态。但一旦退让，雅典的威信必受重创，同米洛斯人的任何妥协都将招致所谓威信损失。最终雅典的权力和影响力恐将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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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米洛斯对话本质上不过是鸡同鸭讲，双方都是自说自话。[2]事实确实如此。但误会的根源在于，小邦在面对强权时的盘算同帝国的行动逻辑背道而驰。米洛斯人希望作为地位对等的友邦得到雅典的承认，这一点雅典不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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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修昔底德、有关雅典海洋霸权历史的文献中，我们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其中一种解读认为，修昔底德借写米洛斯事件的结局，实际上认同了雅典人的做法。米洛斯陷落，男丁遭屠杀，妇孺沦为奴隶被掳走。不同于雅典人的现实原则，米洛斯人把生死安危寄托在一厢情愿的期望上，导致了他们对形势的误判，埋下了覆灭的祸根。这种解读，已经不是仅仅在强调雅典人给出的理由里的现实原则了，更多是出于对雅典人在事理上的认同。在同斯巴达的交火中，雅典城四面受困，几个盟邦又表现得优柔寡断，态度反复无常。而雅典人也认识到，纵容一个盟邦的忤逆，等于开了先例，其他盟邦必将效尤。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雅典人别无选择，只能逼迫米洛斯人做出抉择，要么对爱琴海地区的帝国政权施以援手，要么拆它的台，非此即彼。任何一个小小的让步，都可能铸成大错。所以帝国没有中立选项。当它受到严重挑战时，必须迫使他人选边站来维系其对世界的主导权，他人中立骑墙的态度被视为变相的撕破脸。如此看来美国总统小布什的那句名言，“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正是帝国逻辑赤裸裸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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