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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米洛斯对话,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诠释。按这一解读,对话的意义并不直接体现在米洛斯事件当中,只有把对话置于修昔底德对那场战争的全部叙述中,才能看得清楚。对此,书中对米洛斯对话之后雅典人远征叙拉古的论述,对于理解这一点显得至关重要。那次远征正是雅典霸主地位的转折点。雅典人严重高估了自己的实力,通过这次海战力量掏空、元气耗尽,最终自毁长城、土崩瓦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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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伯里克利原本的作战计划何以走上致命的歧途呢?伯里克利审时度势,经过权衡雅典和斯巴达双方的优劣,曾采取了战略防御的措施,坚壁清野、固守城垣,暂时安于现状,不贪远功。[4]如果雅典人果真执行了这一方针,伯罗奔尼撒一战的最后胜利非雅典人莫属。按这一解读,雅典人败在了自己的狂妄自大,中了威廉·福尔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所说的“权力的傲慢”的蛊。[5]这种傲慢在米洛斯对话中表露无遗。因此,对话中雅典人给出的理由并非真的出于现实原则,而恰恰是因为他们一叶障目、盲目自信。这直接招致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灾祸。雅典人一边大谈政治威信,另一边,他们自己的言行实际上已向世人昭示,他们在政治道义上缺乏自律。海上同盟得以维系,靠的主要不是军事力量,而是这种自我约束。随着雅典自我约束力的消退,雅典霸权转变为帝国。直到这时,诸盟邦才如梦方醒,希图从雅典霸权的沉重压力下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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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修昔底德的两种不同解读,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对美国过去几十年政策几乎截然相反的评价。一方面,有人把美国政策归结为帝国逻辑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人们谴责美国,认为它跋扈的权力政治损害了其道义上的威信,美国的世界影响若以道德信誉为基石,而不是依靠航空母舰编队、巡航导弹以及地面部队的军事干预,那么它的世界影响力将会牢固得多。于尔根·哈贝马斯(Habermas)就曾多次在其文章和访谈中,表达了后一种观点。[6]当然,这个说法有一个假定前提,那就是当政者面对挑战时拥有很大决策空间,可以做出各种应对。正是基于这一假定,大部分批评者将美国政策的责任推给他们所认定的政治人物。据此哈贝马斯也认为,美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站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作为硕果仅存的超级大国,是该重新领导世界继续建立一个普世法制秩序,还是罔顾国际法重返仁义霸主的帝国角色。”[7]他认为,美国已经在行动上选择了后者,尤其是因为小布什政府在国内受到了新保守主义势力的影响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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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对的是另一种解读方式。它把目光聚焦于帝国逻辑和由此衍生出来的行动方针,至于政治人物的个人影响和决策,在他们眼里则显得没那么重要。这种解读着眼于规制当权者行动空间的体制结构和指导方针,所以它并不追问基督教信仰复兴与小布什政策 之间有何关联,它不关心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扮演了何种角色,它也并不认为,新保守势力对美国政策起到了决定性影响。此外,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的心理状态也兴趣有限。[8]它真正追问的是帝国政权的行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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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行动方针绝不可能自行实现,况且还可能一次次被政治行为体误读或耽误。至于道德信誉等,无疑属于帝国权力的一种资源;不过在这个视角里,道德信誉不是政策的“标尺”,而是它的一个工具:帝国逻辑本身很清楚如何利用道德信誉这个权力因素达到目的,但它自己绝不会接受道德信誉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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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逻辑由哪些元素构成?它的内在要求是什么?抵制帝国逻辑又有哪些可能性?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下一章通过对历史上一些帝国的分析来逐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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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ukydides:Peloponnesischer Krieg,V,第84~116、450~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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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Volkmann-Schluck:Politische Philosophie,第39~58页中对米洛斯对话做出的阐释。与此相对,de Romilly:Thucydides中作者没有将这一冲突归因于米洛斯对帝国格局的误判,而是将这一冲突归因于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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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很显然,修昔底德的哪一种解释更受青睐,跟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有关:在德国文献中便随处可见对强权政治衰亡的记载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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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ukydides:Peloponnesischer Krieg,Ⅰ,144,1,以及Ⅱ,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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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ulbright:The Arrogance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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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ürgen Habermas:Was bedeutet der Denkmalsturz?以及同一作者的Wege aus der Weltunord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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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abermas:Wege aus der Weltunordnung,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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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如说Heinrichs:Die gekränkte Superm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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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第二章 帝国、帝国主义和霸权:必要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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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今天对帝国的看法,仍然受制于帝国主义理论所定下的准则。依帝国主义理论看来,超级帝国的诞生完全拜那些心怀扩张抱负的精英们所赐:出于威望需求和权力扩张的野心或者是攫取更多利润的贪欲,几个大国采取在经济上渗透其他地区、在权力政治方面并吞别国的政策;而欧洲殖民帝国的诞生,正是这一政策发展的结果。时至今日,每当我们谈及帝国,这些欧洲殖民帝国往往都会成为我们讨论的焦点。所以,在此我们需要将它们细细审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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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阅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欧洲政治文献,我们确实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帝国的诞生,不过就是精英们实现其帝国主义抱负的结果。[1]在此期间,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那些在扩大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竞赛中落伍的国家,不仅担心自己会失去对竞争对手的优势,而且生怕自己会由此而踏上衰落的不归路。[2]它们相信只有在抢夺世界统治权的竞争中胜出,在夺取全球经济最重要资源和市场的角逐中屹立不倒,才能以独立于世的政治力量 最终幸存下来。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以及一种焦虑的气氛,[3]曾笼罩于欧洲的上空,也笼罩着美国和俄国这两个侧翼大国,令它们头脑发热、焦躁不安。一时间,欧陆的未来似乎都悬于对海外权力及势力范围的瓜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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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后我们不大可能还认为那狂热激烈的竞争阶段源自一系列深思熟虑的理性决策,毕竟殖民主义并没有给欧洲人带来他们预期的收益。从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角度来看,这甚至与预期的结果南辕北辙:在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中,帝国主义被视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血腥的剥削和压迫方式之一。毋庸置疑,殖民帝国主义也确实配得上此一殊“荣”。但即使极尽武力压榨之能事,它的投入与产出也越来越趋向于相互抵消。从国民经济学角度讲,殖民帝国主义其实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严重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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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ollwitzer:Ge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第2卷对这个时期在英国、俄国、美国、法国和德国进行的有关讨论给出了出色的综述。Mommsen:Imperialismustheorien和Schröder:Sozialisitische Imperialismusdeutung对批判性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简要概述。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发展史,请参见Koebner:Imp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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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令人惊异的是,这些与当今大企业的论调如出一辙,他们认为只有先做全球玩家(globalplayers),才能成为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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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界在讨论这种焦虑状态主要以德国为例。例如可参见Ullrich:Die nervöse Großmacht,以及 Radkau:Das Zeitalter der Nervosität。当然,这种焦躁不安的状态不限于德国,它也同样表现在法国和英国身上,狂热的日耳曼仇视情绪曾弥漫在这两个国家。参见Gollwitzer: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第2卷,第71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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