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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Doyle：Empires，第34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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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美国在19世纪末进行的帝国扩张，参见Wehler：Der Aufstieg des amerikanischen Imperialismus。与美国帝国扩张有关的战争，见Boot：The Savage Wars of Peace，尤其关于菲律宾战争的评述，见第99～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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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帝国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主要代表有鲁道夫·希法亭、罗莎·卢森堡、卡尔·考茨基和列宁。在这些人的讨论中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应该将帝国主义扩张更多地归因于消费不足还是过度积累。这个问题在本书阐述中并不重要。对于传统思维跟“贸易与变迁”精神的碰撞，在Wemer Sombart的战争论文Händler und Helden（1915）中有一段值得关注的阐述。但该著作涉及核心不是身处战乱的桑巴特（Sombart）的一个“爱国主义错误”，而是他的资本主义理论的政治应用：资本主义在成功中渐渐丧失活力，变得越来越“臃肿”，所以必须引入与其本质相抵触的新思路让它得以继续运行。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采取了与此相反的视角（Zur Soziologie der Imperialismen，第283页起），关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帝国主义是种返祖现象……是社会结构的回潮和个体精神的感受习惯的返祖。因为曾经造就帝国主义的生存紧迫感已经荡然无存，所以哪怕那些非帝国主义性的（侵略性的）发展变化有让帝国主义死灰复燃之意，但帝国主义还是必将慢慢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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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侵略性帝国主义让纳税人负担沉重，给商人和企业主的回报微薄，对公民危害极大，但它却给一些投资带来丰厚利润。这些投资者在国内市场已经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所以要求政府帮助他们在海外找到可靠而回报丰厚的投资机会。”见Hobson：The Imperialism，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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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特别是在1892年就任财政大臣的维特（Sergej Witte）任期内进行了这一尝试。他认为，沙皇帝国如果不能够过渡到经济帝国主义政治，将沦为被剥削的殖民地。而这一过渡，按照维特的预计，最有可能在东亚实现。参见Geyer：Russian Imperialism，第14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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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ron：The Century of Total War，特别是“列宁及其对帝国主义的解释”这一章第89～115页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精彩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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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俄国在19世纪80年代末变换盟国政策背后的经济支撑，详见Geyer：Russian Imperialism，第16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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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中心与边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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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对外扩张而不惜奴役和压榨自家百姓，成为沙俄帝国诞生史的胎记。[1]这种对内压榨方式也被称为“内部殖民主义”。其中一项重大举措，便是伴随暴力和胁迫的人口大迁移：将劳动力大规模从俄国在欧洲的领土转移到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2]在解释西欧国家为何迟迟没有爆发革命时，列宁提到，在帝国形成过程中产生了惠及大众的超额利润，而这在俄国则是遥不可及的幻梦。首先，为支撑沙皇帝国权力扩张的霸业，广大农民数百年来穷困潦倒、饱经霜雪。此外，贵族阶层是否真如帝国主义理论家所宣称的那样，在帝国扩张中捞尽便宜，也是值得怀疑的。比如1863年至1904年间，90%的贵族领地易主便是一则反例。[3]为在强权国家的帝国竞争中抢占先机，俄国不得不变革国内的社会经济结构，此举加剧了贵族地主阶级的 破产，同时也使农民阶级在穷困的深渊里越陷越深。根据帝国主义理论的考察和预测，贵族阶层的贫困化问题无疑要比农民处境恶化的影响更为重大——毕竟，前者才是沙俄帝国社会经济的支柱。然而，贵族的社会利益明显与帝国的政治需求背道而驰。按理说，贵族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本应竭力阻挠帝国对外扩张才是。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沙俄都属于这样一类帝国：在其权力的中心，几乎找不出帝国政策的真正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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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俄国，还有一个因素是帝国主义理论无法解释的。那就是，为便于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自彼得大帝时代以降，沙皇便高度依赖非俄裔人士。这其中，德国人扮演了突出的角色，既有波罗的海的德意志贵族——他们随着18世纪初期沙俄向波罗的海的扩张而踏足沙皇的领地，并享有种种特权；也有从德国征募的军官和管理人才。以至于在18世纪和19世纪，俄国高层官员中有约18%是德裔。到20世纪之交，这个比例还有所上升。[4]这些人无疑从沙俄的帝国扩张中分得了一杯羹。他们的飞黄腾达皆得益于此。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哥萨克人身上，他们在戍守帝国边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沙俄帝国的真正受益者是那些边缘群体和少数民族，他们在帝国秩序之内平步青云；而这是他们在其他情况下未敢奢望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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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帝国边缘的群体和少数民族为何受到如此厚待呢？这个问题，用帝国主义理论回答不了，但可以用帝国统治的理论加以诠释。帝国主义理论，考查既有的社会政治权力同帝国扩张之间的联系，从而找到帝国扩张政策的幕后推手及真正赢家，追寻在政治上、在社会中最强大的行为体。而帝国（统治）理论则提出了一种说法，认为在社会中处于边缘的群体对于统治辽阔帝国颇有用处；在这个帝国里，中心不可能掌控所有事态发展和决策，它必须依靠边缘的主政者。而中心真正关心的不是边缘地区政策的是非优劣，而是那里的当权者的赤胆忠心。帝国越是幅员辽阔，其内部离心力越是彰明较著。地方长官和军事统帅同边缘军民打成一片，深孚众望，那么这就增加了这些人伺机从帝国分裂出去或者通过兵变、政变夺取中央政权的危险。以罗马为例，从公元前1世纪的内战时期开始，罗马帝国内就接二连三上演叛乱和篡位之争，这些纷争起于边缘，并蔓延至中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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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地方行政长官跟当地民众走得太近，防止军事指挥官同帝国边缘驻军打成一片，可行的一个做法是频繁、定期更换地方行政长官和军事统帅。也确实有些帝国常常采纳此策。然而，这种手段自有其不足之处：边缘的主政者，常常因此而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熟悉错综复杂的当地情况，以致泥古拘方，不知变通，决策失误接踵而至。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可以证实轮换制原则的恶果。罗马帝国在日耳曼尼亚曾有一个总督——普布利乌斯·奎因克提里乌斯·瓦卢斯（Varus），此君先在叙利亚担任行省总督，但对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这块情形完全不同的地区却了解不足，这导致 公元9年他在平息日耳曼土著首领叛乱时失利。在那一年，瓦卢斯和他的军团在条顿堡森林遭遇敌军伏击，最后一败涂地。这次军事失利也让罗马人向东北方向的帝国扩张之路从此止步不前。[7]在帝国衰亡史中，类似瓦卢斯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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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频繁更换主事者的做法，还有一种方案：在主政精英层——至少其中一部分——将那些被迫绝对效忠帝国中心的群体或个人吸纳进去。由于这些人的政治和个人命运与其主子的命运紧紧相依，所以即便天高皇帝远，没有主子的直接管控，他们也将奉献其忠诚和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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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少数族群维系帝国政权的例子，除了上文提及的沙皇俄国的文官和戍边的哥萨克人，还有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团。当然，他们并非远在帝国边缘，而恰恰驻扎于权力的中心——君士坦丁堡及周边地区。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他们足以对苏丹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近卫军直接向苏丹负责，他们是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一旦叛变，苏丹恐难有平乱之力。所以，苏丹完全依赖这一精英群体的忠诚。为确保他们战时骁勇善战以及对苏丹绝对效忠，军队采取了特殊的招募制度。奥斯曼帝国从其所属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臣民中挑选男童，以所谓“血税”[8]之制征其入伍。他们与权力中心素无政治上的瓜葛，与之也无任何社会关联，他们获得特权地位完全拜君主的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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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精英阶层都来自巴尔干地区。在种族上讲，他们更接近阿尔巴尼亚人 而非土耳其人。近卫军帝国边缘的出身，加上种族和宗教上又属于少数族群，足以令苏丹器重和信任，而不会让他重蹈当年某些罗马皇帝的覆辙——不少罗马皇帝死于禁卫军之变。至于奥斯曼帝国的官僚精英，情形与近卫军颇为相似。从17世纪晚期开始，当自由身的穆斯林在官僚精英层中与日俱增，渐渐占据了半壁江山，整个官僚精英层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税务官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中心逐渐丧失对边缘的有效管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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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西班牙世界帝国的衰落和崩解历史中，我们也能看到内部离心力的上升乃至失控，这最终导致大片地区从帝国体系里脱离出去。由于很少向拉美属地派驻行政官员和军队，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地管理成本不高。如此一来，一方面，无论是官僚阶层还是民兵军官（当时民兵是维护社会安定、抵御印第安游牧部落侵袭的主要力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克里奥尔化（Kreolisierung）势头。而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的贸易也全面落入克里奥尔人之手。[10]在极盛时期，西班牙在美洲的势力范围北起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南接智利南端。在这片辽阔的属地，得势的克里奥尔上层集团没过多久便认定，已经没有必要再向宗主国源源不断输出其赖以维系欧洲霸权的财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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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的中心马德里，人们的看法自然完全不同。他们力图通过波旁王廷的改革削弱克里奥尔人的影响，同时也增强来自欧洲的西班牙人在当地的权力。这些改革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同时也使西属拉丁美洲地区渐渐疏远其宗主国。[11]1807年，拿破仑的军队占领西班牙，随后他任命其兄长为西班牙国王。这一事件为拉丁美洲从西班牙分离出去提供了一个契机，但并非其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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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俄帝国，我们已经看到，在它的官僚及军事精英层里，有一部分来自社会政治的边缘地带。这种边缘性对应于西班牙帝国，则是在一个印第安人人数占优的环境里白人城市上流阶层长期的少数派地位。在那里，阻碍西班牙帝国秩序离心趋向的，是克里奥尔上流阶层的顾虑——他们并不能肯定，在脱离帝国联盟之后，能否保住其“新世界”的社会地位。他们担心自己在奴隶和印第安人的抗争中，会最终变得一无所有。正是文官管理制、法治，以及内外安定这些维系西班牙稳定的要素，在这时起到了向心平衡的作用。但随着波旁王廷改革的推进，克里奥尔人承受的成本压力日增月涨。直至西班牙在对英国的战争中已无力兑现改革承诺，克里奥尔人方才确信，从帝国脱离出去要胜过留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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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俄和西班牙的例子里，我们发现——至少从帝国建立之时开始——不能仅仅通过“中心”来解读帝国秩序的结构和动力。那些对帝国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的决策，很多都是由那些来自边缘的个人或群体做出的，这些人的政治意识有着深深的边缘烙印。比如，2世纪以后的罗马皇帝即大致属于这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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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英帝国的历史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边缘对中心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英国人抛弃了——至少部分抛弃了——通过控制商业和人员流通所换来的帝国安逸的局面，在印度和非洲大陆给自己徒增了领土帝国特有的沉重负担，统治成本由此攀升。作为自由贸易理念 的信徒，英国人本相信通过强化经济往来可达致长治久安；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英国人最初曾将帝国扩建之大任大部分交到了非国家行为主体手里，特别是贸易公司，也包括那些开辟新市场进而扩大贸易的商人和银行。自由贸易理论的奠基人理查德·柯布登（R.Cobden）在1846年就曾说过：“依我看来，在道德世界里，自由贸易的原则所起的作用如同宇宙空间里的重力原则。它让天各一方的人汇聚一堂，消融了种族信仰和语言的千差万别，以永久和平为纽带，将我们团结在一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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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19世纪末，事情发展的方向与自由贸易和自由国际主义理论所设想的背道而驰。[13]那些强加于附庸国家的经贸协议，并没如英国人所期待的那样，强化当地政治秩序或者带来政治秩序自由化。相反，却一步步削弱了那里的政治秩序，最终导致它的分崩离析。于是，叛乱层出不穷。1857年爆发的印度民族起义是一个序曲。在那一连串事件的影响之下，英国人在整体上对其在印度的行政和军事体制进行了改革。他们放弃了低成本的间接统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代价高昂的直接统治。这一决策并非根源于中心，归根结底，它是由边缘的动荡局面所触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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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此起彼伏的骚乱，加上新上台的政客们又不比前任，没能顺应经济发展的时代需求而有所作为，凡此种种导致了贷款偿还期一再延宕，在新开发地区的投资安全也令人担忧。英国人碰到的这些问题，美国也曾经遭遇过，尤其是在它的所谓“后院”——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至于“不得不”一次次付诸干预行动。一时间，那些原本在其经济触角渗入的地区刻意回避政治干预的 帝国政权，突然面临着新的抉择：要么干脆从这些地区全身而退，要么在行政管理和政治上全面接管当地统治。[14]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选择了后者。他们在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建立殖民地。而在中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美国的政策则止步于阶段性军事干预。全身而退，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曾经付出的投资将付诸东流。那些已经一只脚踏入经济全球化阶段的强国，断然不会因为边缘局势出现动荡或遭遇零星反抗，而真正考虑全身而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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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扩张中的西方社会决意以这种方式用尽政府机构、军队特别是税收手段来实现其经济利益时，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而言，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国家。[16]然而，这当中被人忽视的，是在边缘悄然发生的变化。在那里，在源自工业化中心的商品流通的重压之下，传统的生产方式土崩瓦解。而与此同时，人们原有生活方式所起的凝聚作用，也已荡然无存。19世纪下半叶，初具雏形的全球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推动着19世纪80年代以后所谓的帝国主义扩张，并最终开启了真正帝国主义时代的序幕。如果我们把上述发展过程描述成一个由经济因素所触发的，对既有秩序日侵月蚀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促使外在强权介入其中、稳定局面，那么就不难看出20世纪末的政局倒与之颇有几分相似。比如在过去几十年里，那些出于人道主义的军事干预——从阻止种族屠杀到遏制内战，不一而足——都可视作对当今全球化进程中的意外副作用的一种补救方式。那么，某些学者口中的所谓人道帝国主义，其实也无异于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所做的政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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