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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霸权战争的概念和定义，参见Gilpin：War and Change，第186～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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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至于西班牙，要把它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海外帝国和因法国及奥斯曼的（有时是协同的）反制行动而胎死腹中的欧陆帝国梦区别开来。对此及其随后的论述，参见Dehio：Gleichgewicht oder Hegemo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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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类小规模战争不可以与现代游击战混为一谈，虽然二者之间存在某些相似之处［见本书下文184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这类战争有时采用极为残忍的方式，而且完全无视任何国际法。1904年德国对德属西南非的赫雷罗人起义的血腥镇压就是其中一个佐证。参见Zimmerer：Völkerm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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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ender：Weltmacht Amerika，第170～176页，指出了边缘对于罗马和美国崛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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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18世纪起英国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其他欧洲竞争对手的相对优势，参见Landes：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第213页起若干页，特别是第232页上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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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照这些帝国主义理论的看法，在美国和英国之间爆发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可能性本该在英国对美国内战的干预中变成现实。按照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英国极有可能向美国宣战。但众所周知，两国的战争并没有发生。关于两国开战可能性的阐述，参见McPherson：Battle Cry of Freedom，第384～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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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第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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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因为轻敌而自食恶果。俄国显然仅仅把日本当作了它向东扩张过程中碰到的诸多弱国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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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ao Tse-tung：Vom Kriege，第17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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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95年在弗赖堡大学教授履新演讲中，说明了这种帝国时间视域收缩的问题，他宣称：“我们必须了解到，如果德国的统一不是德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政治起点而是终点的话，那么统一就仅仅成了年轻人挥霍过去的恶作剧，而这个恶作剧代价太高，最好还是免了。”见Weber：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lehre，第23页。照此说法，较晚才加入帝国列强俱乐部的德国如果不想空手而归，就必须抓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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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除了Ullrich：Die nervöse Großmacht和Radkau：Das Zeitalter der Nervosität，Fenske：Ungeduldige Zuschauer也探讨了帝国政治中核心要素——帝国时间视域受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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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国际政治中所谓现实主义派的强项在于对这种权力政治竞争的解释，它们的解读基于这样的想法：在一个由众多接近平等的国家构成的多元体中，权力分配是一种零和游戏。这里说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两部代表作是：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以及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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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霸权和帝国：棘手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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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在多极体系中，所有大国都觊觎霸权之位，并为之尽心竭力，因为它会给人带来最大限度的安全感。然而，这种霸权之争势必会引起体系震荡，毕竟，每个大国在竞争中都会感受到来自他国的威胁，故而更加竭其所能，力求霸主之位不为旁人染指。米尔斯海默把这种恶性循环称为“大国政治的悲剧”。[1]他认为，一国只要还想留在强国阵营，就注定无法完全摆脱这一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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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霸权国家相比，帝国很少受到其他强国的困扰和纠缠，因而也比霸权更为稳固持久。在帝国的“世界”里，它们避免与那些旗鼓相当的强大行为体角力，而坐观较弱国家之间为争第二排、第三排，甚至第四排席位闹得不可开交。帝国中心还不时出面，充当调停人，避免这些国家因为竞争过烈而大打出手，诉诸战争。正因如此，我们经常会看到：帝国统领的内部疆域太平无事，而霸权控制下的区域剑拔弩张。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在帝国秩序里压根不会发生兵革互兴、武力相向的情况。实际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难以根除，而且，一般都比大规模霸权战争更加旷日持久。当然，霸权战争一旦爆发，程度会惨烈得多，往往在极短时间内造成各方的巨大损失。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整体上挑战帝国的秩序本身，相比之下，霸权战争则倾向于让整体秩序走向稳固：霸权战争的结果只是霸权之位易主，秩序模式本身却仍得到冲突各方的认可。[2]此外，战争对于帝国和霸权国家的功用各异，这也正是两者的差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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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们对国际政治体系的不信任可谓根深蒂固，毕竟这样的体系极易触发霸权之争。20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两场惨烈的战争，阻止了陆地霸权国家向陆地帝国统治的过渡。战争结束以后，为了不让霸权之争死灰复燃，欧洲人积极寻求妙术良方。历史已经昭示世人，战争每每得不偿失，即使赢了战争，也难免成为政治和经济上的输家。[3]有鉴于此，欧洲人才不遗余力地通过缔结国际条约加强经济往来，特别是借助主权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来消泯国家之间的敌意，并遏制欧洲内部出现灾难性的霸权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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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今天的德国人主要描述为汲取一战、二战经验教训的过程，在当年也可能完全有另一种解读：这是一个欧洲主权国家秩序严防德国人卷土重来继而将欧洲大陆重置于帝国卵翼之下的过程；[4]同时，这也是欧洲人筑起堡垒，对抗已侵入中欧地区的苏联所带来的新帝国威胁的进程。那么按这种解读，当欧洲人在1945年之后宣称要走和平发展之路的时候，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北约，而不是欧盟和欧安组织。关于北约的角色，第一任秘书长英国人黑斯廷斯·里奥内尔·伊斯梅（Hastings Lionel Ismay）上将曾一针见血地概括为三句话：“摁住德国人，挡住俄国人，留住美国人”。这样说来，正因为欧洲人将霸权之位转交给美国这么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欧洲本土的霸权之争才从此得以幸免。所以，欧洲战后秩序的建立，更多的还是得益于美国的庇护，它给欧洲人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安定局面；而并非主要是在政治上汲取了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当然，说到汲取历史教训，这一点欧洲或许真的可为其他很多危机四伏的地区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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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这一思路，不难看出，大国为中等规模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不仅是创建和巩固帝国政权的手段，同样也是一种终结霸权之争的方法。凭借此策，那些战乱频仍的地区偃兵息甲，实现持久的和平秩序也计日可期。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外来大国有志于在饱受霸权战争之苦的地区实现长治久安，并为此提供相应的安全保障。在1918年之后的一段时间，美国并没有接过这一使命。而1945年之后，它则欣然接受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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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美国而言，无论当初它曾期望从中捞到什么好处，接受这项使命无疑是它对西欧地区一项支费浩繁的政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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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项使命连在一起的是人们对美国行使“仁慈霸权”的想象，这个角色跟以前那种在大国竞争中的最终胜出者有很大的不同。后者是在与劲敌激烈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前者的角色更像群畜的牧人，御敌于城门之外。它的“仁慈”不仅在于帮助属国抵御外敌，还在于它不再为一己私利滥用其力。它的本质特征是以服务众邦为己任，而很少为求私利与人为敌。按这样的理解，霸权其实是“潜在的帝国”，只是出于善意这种帝国性并未完全展现出来。当然，这里面或许也还有其他方面的考量，比如对法治的 敬畏，或者有鉴于本国民众的道义呼声，或者出于政治智慧，等等，不一而足。无疑，是走霸权之路还是迈向帝国，也只有主导性大国才有这种选择权。所以，有必要游说这些大国——无论大声吁请还是厉色警告——让它们认清霸权角色之利以及帝国角色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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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观点，在这两种路径中，走哪一个，是一种主观选择，而且并非恒定不可变。所以，走哪一条路是一个政治道义和政治智慧上的问题，而不属于——姑且称之为——政治物态（politische Physik）的范畴。当然，主导性大国及其当权者是否真的接受这一观点，或者说占上风的是不是政治物态所主导的某种认知，这些都无法确知。不管怎么样，我们基本可以肯定一点，即站在主导性大国的角度，客观压力条件影响作用更大；而弱小一些的国家则更着力强调强国所拥有的决策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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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把霸权理解为一种受规则制约的宰制力。它不同于帝国，因为帝国拥有绝对的主宰力，自感不受任何规则之束缚。曼由此推导出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问题，即美国人必须做出决定，要走霸权之路，就得遵守相应的规则；如果迈向帝国，一旦失败，那么连霸权之位也保不住。可世界还是会一切照常运转，世人也将乐意接受多边主义结果。[6]和曼观点相左的是查默斯·约翰逊（Chalmes Johnson）。这位以研究东亚问题闻名于世的美国政治学家，针对帝国与霸权之间存在本质区别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更倾向于认为，两者的差异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修辞术，借助这一策略可以照亮现实的权力运作，使之看上去或冠冕堂皇，或黑暗龌龊。他说：“一些作者将‘霸权’概念描述为不占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而在二战之后的‘超级大国’时代，霸权又成了东西方‘阵营’概念的代名词。美国总倾向于借用其他委婉语来代替或美化帝国主义概念，因为，这可以让美国的内政外交至少在它的国民眼里看来是光明正大、无可厚非的。[7]但也正因如此，帝国和霸权的概念问题才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按他的说法，“霸权”应当只是“帝国”的委婉表达。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而仅仅代表了两种对秩序体系的不同描述方式而已。也就是说，这其中不涉及学术分类问题，而只关乎政治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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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者概念上的混淆不清，显然不仅仅出自一种委婉表达的倾向。就连素以犀利直率著称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在其近年的论述中，将“霸权”和“帝国”的概念等同了起来。他的《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2001）（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一书传达了一个关键信息，即扮演霸权的角色，很快就会严重拖累美国。如此一来，美国社会将无力支撑下去。在基辛格看来，不要说帝国，就是霸权的诱惑，对美国而言都是致命的。那足以将美国拖入衰败的深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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