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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也可以转变一下考察问题的思路。不妨把帝国的创建理解为一种防御手段，用以解除霸权那始终摇摇欲坠的危险。如果霸权的定义是，它负责提供公共产品，诸如抵御外部威胁，限制较小国家的军备升级，规范经济空间，等等。对于这些公共产品，霸权从属国受益最大，而付出最多的却是霸权国家。所以，倘若这是我们所定义的霸权，可以理解主导国家及其国民对于这种成本和收益分配方式有多么不情愿了。而帝国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帝国让其中心地带的子民得到的比付出的 更多，或者至少不必独力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而是责令其保护国臣民一同分担。这样的帝国与一个霸权国家相比，将会赢得其子民的更多支持。在过去几十年里，当很多政客和知识分子以一种非美国式的口吻论及“美利坚帝国”——确切地说是表达了对建立和巩固美帝国的赞成态度时，[9]很显然，他们是出于一种担忧，担忧面对一个须不断确立地位的霸权时不得不承担的风险和成本。对他们来说，概念上的确切区分不太重要。而他们所理解的“帝国”，其实就是一种稳固而持久的霸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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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关系，德国法学家海因里希·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做了迄今为止大概最为深入的研究。他在1938年发表了阐释霸权的皇皇巨著[10]。特里佩尔同样对帝国和霸权是否分属不同学术范畴表示了怀疑。他认为，霸权只是“用以表述帝国主义政治的一种形式而已”，[11]其特征是“权力的自我约束”。[12]特里佩尔认为，通过观察数百年来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一个趋势：那些处在帝国权力统治下但并不隶属于帝国的地区，其独立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他把这一趋势称为“强制力递减律”（Gesetz der abnehmenden Gewalt）。[13]特里佩尔所看到的，其实是“权力自我驯化”的过程；[14]其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基本采用了霸权的形式。“我们可以说，在现代的‘帝国主义’政治语境中，谋求霸权已经逐渐演变为权力扩张的一种典型方式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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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里佩尔看来，帝国和霸权可以交会：“当帝国主义主动放弃将他国并入 旧式国家政权的架构之中，帝国和霸权则可能但并非必然彼此交会。”[16]也就是说，特里佩尔确信帝国政策有向霸权政策转变的趋向，特别是当联邦制因素在帝国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影响时，这种转变趋势则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能否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实现转变，特里佩尔对此表示怀疑。在写作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特里佩尔能做出这样的审慎之论，真可谓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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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关于霸权是一种更自制之帝国统治形式的思考，特里佩尔与古希腊那些研究雅典海上霸权兴衰起伏的史学家和雄辩家不谋而合。后者逐级使用了不同的几个希腊语概念，如arché，dýnamis和hegemonía。arché表达了一种集中强大的权力关系，基本对应特里佩尔的Herrschaft（支配地位）一词，dýnamis也经常用来表述这层含义。而hegemonía却表述一种较弱的权力关系，按特里佩尔的观点翻译过来就是Vorherrschaft（优势地位）一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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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迈克尔·多伊尔在他帝国的比较性研究中指出，公元5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各自同盟政策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他还由此得出帝国和霸权类型上的差别：如果说雅典主宰的提洛海上同盟是帝国性质的，那么斯巴达为主导力量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则是一种霸权。[18]在多伊尔看来，霸权的典型特征在于，其宰制权仅限于盟邦的“外交政策”上，不会对盟邦内部事务横加干涉。不管是盟邦的政治体制还是经济制度，无论是其宪法问题还是市场调节问题，霸主邦都不会插手干预，更不用说以领导权的名义去改变这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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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伊尔确信，在帝国之中，缺乏这种对盟邦内部问题不加干预的自制力。帝国统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在其内部和外部事务之间并没有一道明晰的界线，因此，它会不断干涉盟邦内部事务。[19]这也正是雅典和斯巴达的差别所在：斯巴达止步于对盟邦外交关系的把持，所以伯罗奔尼撒联盟在面对爱琴海地区另外两大强敌波斯和雅典时，就能够保持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的态势。[20]而雅典正好相反，它一直插足其盟邦的内政：刻意让民主派占据上风，将包括死刑判决权在内的司法审判权据为己有，联邦在联盟地区发行统一货币，甚至迫令盟邦让出土地以便雅典殖民者落户安家。[21]在当时的雅典，人们只相信，要想盟邦听命于自己，必须将其控制于股掌之间。当然，雅典公民也渴于在海上同盟的贡税中分得一杯羹。至于公民大会，关乎长远利益的方案总没法获得稳定多数派的赞成，只有短期的眼前实惠，才能获得多数人的鼎力支持。在多伊尔看来，斯巴达的贵族统治有能力实行霸权政策，而雅典的民主政治则明显带有帝国的倾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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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迈克尔·多伊尔也看到，斯巴达和雅典的联盟体系有着迥然不同的结构性前提条件。因此，两个政治行为体几乎谈不上什么选择走霸权还是帝国的自由。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上都偏向保守的斯巴达，霸权是它组织联盟的唯一选项。而雅典的情况则不同，联盟的扩充伴随着其 内部激进民主势力的发展，雅典自身发展的原动力传导给了整个联盟体系，最终推动整个爱琴海地区发生社会经济结构的剧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更具流动性的商人阶层取代了传统的地主阶层。[23]可以说，雅典只能持续不断地干预盟邦的内部事务：一来是为了打造一个统一的经济空间；二来也可借助控制黑海和爱琴海地区的海上航道，消除海盗的侵扰和威胁；更重要的是，也为盟邦内部参差不齐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政治上的保障。只有确保民主派的统治，这一切才有实现的可能。恰恰是斯巴达的传统社会结构限制了它，使它只能止步于霸权形式的统治。而雅典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原动力，则推动了其帝国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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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特里佩尔也做了类似的论述。[24]不同的是，按照特里佩尔的观点，霸权和帝国的诞生，以及两者之间的过渡转化，说到底取决于权力中心地带的社会经济形势及政治格局。而多伊尔对斯巴达霸权和雅典帝国的思考归纳为两者在政治结构上的差异。多伊尔认为，如果中心与边缘之间是一张交织的关系网，而且两者通过超国家的社会结构彼此相连，那么，可据此认为，这是一个帝国。而霸权则情况不同，它牵涉的是不同中心之间的一种关系体系，在这些中心里有一个中心鹤立鸡群，明显强过其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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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观点看来，一个政治秩序究竟应归为帝国的还是霸权性质的，取决于联盟下属的诸多邦国和政权各自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相对政治实力。倘若他们之间实力悬殊，而且这种差距还因为受到 中心原动力的推动而继续拉大，那么宰制性政权的“帝国化”就势不可当了。反之，如果联盟成员之间的社会经济及权力政治差距较小，而且彼此之间的关系长期保持稳定，那么，权力系统的“霸权化”则合情合理了。对于霸权的形成，除了各盟邦之间权力落差较小这一条件外，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那就是联盟下属政权无意排挤和挑战现有霸权国家，乃至取而代之。在这种条件下，霸权国家才会安心于保持宰制权，而不会力图从霸权转变为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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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拥有出色的军事实力，斯巴达面对其他盟邦优势明显，稳操胜券。但来自毗邻联盟体系的原动力，则让斯巴达人颇感威胁。于是，他们决定先发制人，率领众邦向雅典发难，以遏制后者的进一步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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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晚期以来，世界政治进入持续的波动期，霸权秩序往往昙花一现：要么很快演变为帝国组织，要么在自我毁灭性战争中分崩离析。也许，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可能，即通过发展超国家政治组织，以及加强经济依存关系来稳定大国之间的关系，避免其过于波动不定。在这一方面，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是个成功的例子。说到底，我们并不能排除霸权和帝国构架出现重合的情形。也就是说，在同一秩序之内，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帝国特点，在另一些方面又闪现霸权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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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美国是帝国还是霸权？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一点，即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差异要远比我们想象的 更加模糊不定。如果说，判定为帝国仅仅是因为它干涉弱小国家的内政，判定为霸权则是因为它对弱小国家内部事务兴趣不大，那么按这样的判断标准——从卡特政府开始，美国就一直奉行积极的“人权外交政策”——自卡特政府开始美国无疑当属帝国，而在此之前，则是霸权。比如，它对以前北约成员国的军人专政就曾坐视不管。当然，如果真是这样，就彻底颠倒了两个概念之间的价值 层级（Wertehierarchie）。或许更为合理的是，我们在应用这两个概念的时候，应当保持价值中立原则，借用它们来评判同一个政治秩序内各成员之间的不同力量对比关系：霸权是大致相当的诸多成员国中的佼佼者。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相当”不局限于权利和义务上的对等，也体现在实力和贡献上不分伯仲。但是，帝国需要满足的条件就完全不同。仅仅当一个政治秩序内的中心大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权力落差大到无法通过法律拟制的平等来弥合时，才可以认定这个中心大国为帝国。剩下的问题就只是帝国以何种权力独霸天下了：经济、文化、政治，还是军事的权力。因为极少有一个国家会在每个方面都独占鳌头。所以，一个秩序究竟是更趋向霸权还是帝国，以及它正朝哪个方向发展和上升，这些问题从来都充满争议，难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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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特别是第2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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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ase：Kleine Kriege-Große Wirkung持有这么一个论点：大规模战争促使国际秩序趋于稳定，而小规模战争则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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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Die neuen Kriege，第12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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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Judt：A Grand Illusion，第1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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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unker：Power and Mission，第51页起若干页和第73页起若干页；另见本书下文第147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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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n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265页。在这本书的另一处也有类似表述：估计不可能有纯粹慷慨的帝国，但有可能存在几乎所有臣民一致认同的帝国。我们把这称为“霸权”。这个称呼表明帝国政权是建立游戏规则，其他玩家按它的规则行事。也有可能大家同意这些规则；如果这样，那霸权就拥有了合法性。见同一出处，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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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第30页；弗格森（Ferguson）也站在帝国支持者的立场对帝国和霸权之间的差异含糊其词，而且还有误导作用，参见Ferguso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8～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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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issinger：Does American need a Foreign Policy？，第32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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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erenkotte：Die Herren der Welt，第68页起若干页，对相关观点做了一个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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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即《霸权》（Die Hegemonie）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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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einrich Triepel：Die Hegemonie，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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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einrich Triepel：Die Hegemonie，第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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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们的法律的一个主要作用在于，对异邦和异族的统治越来越多地让位于霸权这种较弱的权力形式。我们可以把这一演变历史的起点一直上溯到斯巴达订立它的第一个霸权性共治条约，即与帖该亚（Tegea）订立条约的那一天。根据那个条约，斯巴达中止了征服与吞并政策。在当今国际生活中，霸权如何强势地挤压政治统治的空间，我们可以在现代‘帝国主义’历史的每一页上都读到。”Heinrich Triepel：Die Hegemonie，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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