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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手段巧取剩余价值和军事手段豪夺剩余价值，好比一个“频段”的两端，而这个频段涵盖了各种可能性。但历史的常态不是“极值”，而是些“混合形式”。“混合形式”可能接近于军事手段或者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其中的一极。一般而言，混合比例关系在帝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变动不定。19世纪末，大英世界帝国正是为了确保能以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而被迫更频繁地诉诸武力。而蒙古人的分离帝国，也就是产生于中国和西伯利亚东部地区（即所谓“中心汗国”），以及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即所谓“伊尔汗国”）地区的局部帝国，也无法继续依赖军事手段，而是越来越借助行政手段调控经济，进而延续帝国的权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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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帝国的缔造者们有权在榨取剩余价值的商业和军事两种手段之间自由选择。一些先天约束条件不容小觑，诸如地理位置，中心的文明发展水平，精英层的能力和心态，历史影响，集体记忆，以及边缘对中心初露端倪的扩张野心的应对之策，等等，这些因素都举足轻重。数百年来，似乎有一种亘古不变的法则，即每隔一段时间，总有游牧民族异军突起，建立起草原帝国。他们在转瞬之间发展出惊人的规模，但又急速衰败，消失于历史长河。他们留给后世的不是丰功伟绩，不是灿若晨星的城市、皇皇庙宇或教堂，他们带给世人的是对阻碍其扩张霸业之一切文明的蹂躏。就连西罗马帝国的崩溃也是来自中亚的匈人不断侵犯的间接后果，匈人驱逐定居于俄罗斯南部草原的日耳曼人，迫使后者向西迁徙，这就给罗马帝国的边境带来了巨大压力，最终导致了边境的沦陷。相似的情形发生在 巴格达的哈里发国[22]，那是一个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超级帝国。当蒙古人如暴风骤雨一般讨伐四方的时候，哈里发国早已辉煌不再，国力大不如前。[23]1258年，哈里发国被攻陷，这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历史长河里，激起轩然大波，影响可谓深远。因为从此以后，在阿拉伯世界里再也没能出现一个帝国。帝国所留下的遗产被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王朝瓜分一空。在中亚地区也能看到相似的情形：囊括了今天伊朗、阿富汗和部分中亚国家的花剌子模帝国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击溃，整个经济、文化基础被连根拔起，毁于一旦。[24]唯有中华帝国大致安然无恙地熬过了蒙古人的统治，在近一个世纪的异族统治结束之后，中华帝国又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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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在本质上具有明显的剥削特质：它们创造不了发达的文化，本与文明中心无缘，只能局限于掠夺边缘的财富，抢走边缘的文明成果。有鉴于其文明及技术落后的劣势，他们不得不倾力于其唯一的优势领域：军事。骑射部队迅疾如风，以极低的后勤成本达致极远之地，骑兵个个彪悍善战，他们的武器——复合弓射程远、准度高，首领在长期逐水而居的游牧生活中练就运筹帷幄的韬略，远非对手所及。凭借这种种优势，那些人数并不占优的游牧民族建立起史无前例的超级帝国。而罗马和中国，这两大文明帝国都以行政技术手段将所征服的地区一一融入其整个大帝国的版图，因而他们的扩张之路只能步步为营，徐行推进；直至帝国文明教化之力全部消耗殆尽方休。但草原帝国的对外扩张，无远弗届，唯一的限制就是自己部队的活动半径了。边缘往往只是 出于对草原野蛮军队的深深恐惧而融进帝国，所以，草原帝国的这种统合方式是很脆弱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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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业手段攫取剩余价值和以武力手段豪夺剩余价值，两者在原则上虽背道而驰，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帝国空间几乎无休止的延伸，以及较弱的统合度。那些庞大的海洋帝国，诸如葡萄牙、荷兰和英国（西班牙从一开始就注重领土扩张，而非贸易），伴随15世纪中期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应运而生。而它们也只是实现了表面上的整合，未能完成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上的统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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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帝国有一点跟草原帝国颇为相似，即它对边缘的兴趣源自其剥削本性，至于传播文明的成果，它其实并没有多大热情；为此付出的努力，也相当有限。海上起家的贸易帝国，至少在其萌芽阶段，政策集中于在中心和边缘之间搭建一座经济联系的桥梁。对于新融入的贸易区，帝国极少触及其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它的惯用伎俩是同当地当权者合作，利用当地敌对势力之间的鹬蚌相争，坐收渔人之利。归根结底，帝国也只是对某些特定的商品兴趣浓厚。对边缘投入越少，所得利润就越高。这就是在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之基石上所创建之帝国打的如意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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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长远来看，这种盘算是否划得来，是否会产生反作用，最终导致反盈为亏，都不得而知。草原帝国军队对外长期掳掠和侵扰，导致边缘经济一步步走向衰竭；而与此对应的另一个问题也浮现出来：与外族异域的长期贸易往来会慢慢瓦解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那些单单依靠武力手段榨取剩余价值或者单以商业手段榨取剩余价值的帝国，如果不在其边缘大力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势必无法将这些边缘 充分纳入帝国的“世界秩序”当中。能不能做到（在边缘投入）这一点，对帝国的存续和稳定来说，恐怕是最为关键的。历史上有一些帝国，它们的中心和边缘仅仅借助剩余价值榨取这条通道彼此相连。它们无一例外地比那些转向了行政省的常规管理模式——也就是说，不仅在边缘猎取资源，同时也投资于边缘——的帝国，更快地走上了衰亡之路。就帝国长治久安这一点看，没有一个海洋帝国或是草原帝国可与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相媲美。帝国长寿的秘诀，大概就在于在危难关头、衰颓之际总有边缘襄助，挽大厦之将倾。然而，只有当帝国外围有强烈的帝国归属感且坚信帝国的崩塌于己而言弊大于利，它才可能对帝国中心施以援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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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对边缘不加节制的掠夺，转而对其基础设施及文明化进程予以投入，绝不意味着对中心和边缘之间贸易关系的颠覆。也不能据此认为，边缘已然成为帝国的纯粹受益者。但是，相关的负担会随着跨越奥古斯都门槛，得到更为均匀、合理的分配。一些负担也会转移到素来受益于帝国的那拨人肩上：昂贵的军备，新设立的管理体系，这些开支已经不能单靠帝国边缘那些臣属省份的贡赋捐税来消化了。要维系帝国的生存，帝国中心的臣民也得出一份力——比如通过缴税——才行。当然，这往往会遭到他们的抵制。在这个时候，在中心会慢慢升起一种支持政变的危险倾向，叛乱者许下减轻税负的承诺，收买人心。也就是说，帝国在边缘获得长治久安，代价却是，在中心不满之声日益高涨。这或许正是许多帝国从来未能跨越奥古斯都门槛的 根本原因：毕竟边缘的骚乱不安，还是要比中心的民怨载道更易承受些，即便偶尔一个行省的叛离，也好过帝国都城的持续动乱。然而，回顾历史，似乎情况恰恰相反：行省的离心离德比来自中心的动乱常常更容易导致帝国的覆灭。我们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整个帝国空间里实行更统一的行政管理手段来谋取剩余价值，这样做使得帝国更加长治久安、根牢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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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参见Reinhard：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2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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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学家奥利维拉·马奎斯（Oliveira Marques）这样写道：“因为葡萄牙人自知无力攻城略地，确实对在远离欧洲的地方建立政治帝国的兴趣不大，他们只是孜孜以求于对海洋的有效控制，并以势力范围的形式实现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参见Oliveira Marques：Geschichte Portugals，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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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liveira Marques：Geschichte Portugals，第162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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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荷兰人和英国人之间曾经有过一场辩论：海洋应视为开放（mare liberum，即自由海洋）的还是封闭的空间（mare clausum，即封闭海洋）。关于这场讨论，参见Diner：Imperialismus und Universalismus，第24页，以及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第84～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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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Oliveira Marques：Geschichte Portugals，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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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Oliveira Marques：Geschichte Portugals，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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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第132页起若干页；有关荷兰人迥异于葡萄牙人的经济理念，参见Shama：The Embarassment of Riches，第252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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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ier：Die Grenzen des Empire，第128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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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见本书下文，第157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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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关数据见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第37页起若干页；关于金融对于建立世界经济支配权要比在世界总产值中所占份额更加重要这一点，参见Mann：The Incoherent Empire，第50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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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Landes：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第256页起若干页，以及特别是Fischer：Internationale Wirtschaftsbeziehungen und Währungsord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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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hukydides：Der Peloponnesische Krieg，Ⅰ，10，2，关于雅典卫城的建造计划和造型艺术规划，可参见Welwei：Das Klassische Athen，第120页起若干页；关于奥古斯都的建造方案和造型艺术政策，参见Zanker：Augustus，第17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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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大国投建战争机器来补偿行政管理体系运作上的缺陷，可参见Edzard：Geschichte Mesopotamiens，第170页起和第208页起，不过书中还是明显流露出了对国王们战功记录的怀疑。在迈克尔·曼的著作中有很多处指出了战争机器对早期大国形成的意义，见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第1卷，第231～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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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此以及随后的论述，参见Göckenjan：Die Welt der frühen Reiternomaden；关于早期草原帝国对欧洲历史进程的意义，参见Schieder：Handbuch der europöischen Geschichte第1卷，第215页起和第357～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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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此详见 Grousset：L’empire des steppes；Altheim：Geschichte der Hunnen；Maenchen-Helfen：The World of the H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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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汉语译为忽提，意为智福大相，国富民强的保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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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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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超凡魅力（charisma）概念最早主要被用于日耳曼的族群产生历史，并因此发扬光大。参见Wenskus：Stammesbildung und Verfassung，以及Wolfram：History of Goths。关于蒙古骑兵摒弃步兵，通过骑兵军事优势屡战屡胜，参见Liddell Hart：Große Heerführer，第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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