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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对此及随后的论述，参见Weiers：Geschichte der Mongolen。有关这一主题还可以参见Kämpfe：Činggis Khan；Weiers：Von Ögödei bis Mönke，以及Morgan：The Mongols，特别是第84～103页。所有关于蒙古人及其世界帝国研究工作的基石都来自13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篇蒙古文字：Geheime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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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转引自Weiers：Geschichte der Mongolen，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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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伊儿汗国的历史发展，参见Weiers：Geschichte der Mongolen，第92～96页，以及Nagel：Timur der Eroberer，第134页起若干页。关于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参见Franke：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第Ⅳ卷，第424～9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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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阿拔斯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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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参见Lewis：The Arabs in Eclipse，特别是第110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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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见Nagel：Timur der Eroberer，第155页起若干页，以及 Irwin：Die Entstehung des islamischen Weltsystems，第7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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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这就明确了为什么对于帝国的过度延伸没有客观标准可以衡量：如果不把帝国的扩张形式和整合方式考虑进去的话，中心与边缘之间的最远距离和帝国对外边界线的总长度都不足以作为过度延伸的证明。见本书下文，第172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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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关于欧洲海外帝国的产生和结构，首先参见Abernethy：The Dynamics of Global Dominance，关于葡萄牙和荷兰的海洋帝国，参见Boxer：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Boxer：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还可以参见Reinhard所做的概述，见Reinhard：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2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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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见本书下文，第118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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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帝国的两翼（或多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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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地理条件制约了帝国核心的扩张方式，除此之外，精英们有限的决策余地同样影响着帝国权力扩张的方式和机制。那些决策常常会借鉴历史的先例或受到一些政治神话的影响。17世纪的英国，曾经对于自身定位摇摆不定，不知道该把自己视为罗马帝国，还是迦太基衣钵的继承者。横亘于这两者之间的是贸易大国（迦太基）与领土帝国（罗马）的鸿沟。[1]英国人最后放弃走罗马领土帝国的老路，背后隐藏着一个考量，即这样的帝国不可避免地会沦为一人专政，正如我们在罗马从共和制转向元首制的过程中所看到的那样。不同的是，迦太基直至最后一刻实行的都是由一些豪门巨室掌权的寡头政治（Oligarchie）。所以，大陆扩张总与黩武主义唇齿相依，而黩武主义又常常坠入独裁或专制的深渊。如此一来，英国在1688年至1689年获得的立宪制胜利成果，将会白白断送。相反，一个跨越全球的贸易帝国往往建立在“间接统治”（informal rule）基石之上，它的发展与贵族统治方式非常契合：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只是偶尔动用一下雇佣军，而且原则上只在宗主国以外执行任务，所以军队不致成为一个危险的内政权力因素。英国将其自身角色限定为海洋贸易大国的做法，就好比筑起一道防线，从内部遏制政治上有害的发展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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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可以翻转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以罗马为例，我们也可以认为，对共和制的根本威胁来自其海洋扩张，而不是领土扩张。在与迦太基的竞争和缠斗中，罗马长期以来实行小规模缓步扩大其统治空间的政策，当元老院决定抛弃这一政策的时候，也意味着罗马共和国衰亡的序幕就此拉开。正是随着大胆的海洋扩张新政策的展开，权力集中到了那些认定共和宪政框架束缚了手脚的人手里。此外，罗马军团常年在海外卖命，服役时间大大延长，以至于根本无暇返乡务农，老兵问题由此而生，且矛盾一触即发。同样，军队指挥的服役期也不得不一再延长，时间一长，士兵与将领之间的信赖关系日渐加深，这就与共和国政治中的轮换制暗生抵牾。[2]对新领土的每一次征服，都会制造新的精英，而他们的野心又唯有通过更多的征服方得以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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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演变，已在三次布匿战争期间露出端倪。随之而来的，是公元前67年至公元85年之间古代世界最宏大的一次海上扩张运动。[3]这一运动的序曲是庞培将海盗清除出地中海的行动，这一行动疏通了连接东西及南北之间国际贸易的通道。他的目标已不再是消除竞争对手对罗马的直接威胁，而是在地中海建立一个普遍 海上霸权，将地中海变成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在那之前，罗马帝国是由很多领地所组成，现在它获得了一个海洋中心，一个新的重心，从此帝国的对外扩张动力及其政治秩序观念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在庞培主导之下，罗马实力得到极大扩张，在他之后的军政统帅都不得不以他的武功为参照，来衡量自己的功过得失。比如恺撒进军不列颠，称其为控制海洋权的重要一步，其实是要拿自己对海洋的征服同庞培对地中海的征服相提并论。同样出于与庞培、恺撒等前人一较高下的决心，奥古斯都将其一生的“丰功伟绩”在“功德碑”上铭刻下来，永垂后世。然而，他的流芳功名不在其对外扩张之勇，而在其孜孜勉力于帝国内部的长治久安。奥古斯都的这一决策影响深远，因为这也正是所谓“奥古斯都门槛”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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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公历纪年开始前后的一个世纪里，罗马帝国加速对外扩张，而这一现象也是贵族价值体系和普遍世界统治观念相结合的产物。这当中，航海成为一种胜利的象征，标志着人类智慧成功克服了过去千百年来陆地对人沉闷的束缚。英国的贵族阶层一方面与罗马的领土帝国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又在意识形态上与迦太基“攀亲道故”，不知不觉中已经走错了“跑道”：英国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很早就开始在走罗马人的老路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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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马人将政治和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当作一种文明的凯旋而额手相庆时，一种帝国自信心油然而生。而这种自信在他们与希腊化的东方文明碰撞之时，根本不可能产生。那两种文明的相遇，罗马人胜在武力，却输在文明。但他们在西边的情形则截然不同。先是在西班牙，再在高卢、日耳曼尼亚和不列颠，入侵的罗马人确信自己带来了更高水平的文明。而当地的土著——那些“蛮族”——既无大城市，也没有 像样的手工业，对贸易所知寥寥。因此，罗马人在这些地区的武力戡乱行动，最终几乎不可避免地引致这些地区在文化上融入罗马。在西边，罗马从一开始就致力于边缘的投入；而在东边，则以剥削和奴役者的一面示人。用于罗马权力扩张的庞大资源，主要来自东边，但其文明化自信则生于同西边的交融之中。在与这两个天差地别的边缘地区之接触中，罗马人截然不同的做法在政治上影响深远：在东边，罗马摆出霸权姿态，在西边和北边则直接实行帝国统治。[5]究竟该展霸权之姿，还是行帝国之实，这个问题的决定权不在中心，在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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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两个边缘之间的差异，长久以来影响着罗马帝国的政策，并且使两边一再处于相互敌对和猜忌的对立状态。特别是在涉及两边军团谁更有权拥立其统帅为皇帝的敏感问题时，双方更是争论不休。戴克里先（Diocletian）对帝国的改革，以及后来君士坦丁大帝完成对帝国的分治，都是充分考量这些差别的因应之策。但事与愿违的是，他们的举措反而固化了这些差异。要知道，罗马帝国此前正是通过消除那些差异汲取了力量，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在公元5世纪，西部的边缘慢慢脱离帝国，在此关头，除了查士丁尼大帝一度力挽危局外，东边并没有为挽救帝国西半边的颓势而倾尽全力。恰恰相反，对于最终摆脱西部，摆脱它军事防务的无底洞，他们似乎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当时罗马帝国的东部贡献了65%的赋税收入，而大部分税收投入到军队中，军力的三分之二是驻扎于西部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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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沙俄的情形与罗马帝国相似。不同的是，沙俄的东部是 化外之地，而在西方俄国人又感觉低人一头，于是它奋力追赶西方的发展水平。在西方人眼里，当时的俄国是尚未完全开化的征服者，而在东方，它则被捧为文明大国。1864年，在一封外交公函中，时任俄国外交大臣的戈尔恰科夫（Gortschakow）公爵，极力为俄国入侵塔什干的行径辩解，他将俄国当时的处境同其他推进文明的国家进行比较，认为它们都在边缘遭逢了未开化的游牧民族，不得已踏上一条对外扩张之路。[7]这既是面对西方列强的疑虑所做的自我辩护——辩解俄国并未因此走上对抗英国的帝国主义路线，同时也是在呼吁国内贵族阶层支持俄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俄国在亚洲的扩张和征服政策当时并没有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原因在于萦绕于俄国人头脑中的观念一直没变：俄国，属于欧洲；俄国的历史和抱负，应该在欧洲开花结果，而不是在亚洲。同罗马完全不同的是，俄国几乎无法从其推进文明化诉求中斩获任何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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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9世纪，沙俄帝国的东西两翼成为让俄国贵族和知识阶层头痛的一个问题。知识阶层一直在追随西方和神往东方之间举棋不定，揪心不已。广为人知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的长期论争[8]便是这一冲突的体现。一个处在这场冲突风口浪尖的问题其实就是政治上选择谁作为榜样，在文化上又该朝怎样的前景进发。在其他民族国家，虽然也时有这样的争论出现，但表现得不像俄国那般针锋相对、剑拔弩张。在俄国的争论，属于典型的帝国内部分歧，争论焦点在于，应由庞大帝国的两翼或多翼中的哪一方决定帝国未来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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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贵族阶层——帝国的中流砥柱、“唯一代表并捍卫着帝国精神的社会阶层”[9]——就被迫承担起近乎人格分裂般的双重角色：一个，是在亚洲的总督角色；另一个，是在欧洲的绅士角色。很多沙俄贵族以及19世纪晚期以来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为摆脱这一双重角色的困境，往往选择倒向帝国两翼中的“一边”，但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与帝国的行动需求陷入冲突。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领导阶层中的很多成员成为坚定的反对派，他们的对立姿态削弱了沙俄的实力，并最终推动了沙俄走向崩溃。作为沙俄的继任国——苏联，曾经一度成功将两种观念连成一气，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代价太过高昂。[10]苏联继承了沙俄遗留的老问题，也同样由于这一老问题而落败：统合的压力让它不堪重负，最终压垮了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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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罗马帝国和沙俄的实例，我们可以看到，帝国各个边缘地区政治水平和文明化程度的迥异，成为超级帝国的心腹大患。而对于那些主权国家，特别是民族国家，这不会构成任何问题。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能在其内部化育出相对统一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并从中汲取力量，获得影响力，俾使面对其他诸国足以立于不败之地。[11]而帝国则必须化解其自身“内部”（通常多出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处理得当，善加利用，以免大受其害或由此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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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败落的典型例子，便是哈布斯堡皇朝：最终，泱泱帝国裂解成了诸多小邦。由于地处欧洲的心脏地带，德国、意大利、俄国及奥斯曼帝国诸强环伺，哈布斯堡皇朝不只有两个，而是足足有四个边缘地区和影响源。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威胁着皇朝的生存，对此，哈布斯堡皇朝参照古罗马帝国的模式，在1867年下定决心，将帝国一分为二：一半是奥地利，一半是 匈牙利。两国以莱塔河（Leitha）为界，一边（前者）称为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en），隔河相望的另一边是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en）。然而，这又引发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包括波希米亚人、摩拉维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斯拉夫民族群体在其中自感地位卑微处境不善，这就强化了他们寻求独立的决心。当时提出了“三元帝国”的解决方案，即以布拉格为都城，将波希米亚加为第三元帝国，可最终也不了了之。然而，即使是“二元帝国”，已经释放出强烈的离心力了。各个民族的生活空间越拉越远，帝国社会的中流砥柱——贵族阶层，在现代世界的社会经济巨变冲击下日渐陷入困境，巴尔干地区衰弱的经济造成了常年的预算赤字，这一切都让人对前途充满悲观甚至绝望。为了驱散这种“末日情绪”，人们甚至寄望于一场世界大战。也正是在这场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分崩离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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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书开篇给出的定义，哈布斯堡皇朝在严格意义上算不上帝国。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它的崩溃中细细体察一个超级帝国作为跨文明秩序体系的历史意义。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里，哈布斯堡皇朝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将整个中欧地区融合、凝聚于一体，它是一座桥梁，连接了东南欧边缘地带和西欧、中欧地区。它所起的这种作用，在1918年之后无人可及。或许有个例外，那就是南斯拉夫，然而，后者也只是在很短时间内，且在一个很小的地区内发挥了这一作用。事实上，今天的欧盟归根结底面临一大任务，那就是要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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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的内部分工就做得更为成功。早在16世纪，帝国就将鲁米利亚同安纳托利亚地区分开，成为行省。它们各自任命总督（beglerbeg）为行政长官，[13]总督负责管理各自所属帝国领地的内部事务，同时负责边境的防务，自行筹措一切所需资源。不过，与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皇朝情形不同，由于苏丹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加上奥斯曼帝国的高度集权，上述两个地区并未走向独立。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并非离心倾向演变的结果，它的覆没源自其他方面的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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