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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整合方面，成效更高的是中华帝国。它成功地应对了来自边缘的各种挑战，大抵维系了始于秦代（公元前221年～前206年）的中华大一统。从一开始，中华帝国便面临一个南北问题：在北面，它不断受到蛮族的侵扰；而在南面，则同诸多朝贡国维持着一种与北方华夷之间大为不同的关系。在中国，遏制南北方不致彻底分道扬镳的是一以贯之的“中央帝国”理念，它弱化了存在已久的离心倾向。就是这种离心势力在中华帝国衰颓和崩溃的时期，一次次导致南北方走向分裂并峙；而帝国每一次重整旗鼓，也总会带来南北方的重新归于“大一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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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和率领船队（1405～1433年）浩浩荡荡完成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之后，大明帝国却退出了航海事业。焚毁宝船，只容在官府主持之下[15]开展有限的口岸互市。[16]明廷这一重大决定很可能源自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中原为重的帝国观念。海洋扩张、发展海外贸易，可能极易动摇这一帝国意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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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诸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及英国等欧洲海洋大国而言，帝国边缘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要远比传统陆地帝国更为突出。[18]这些海洋大国在亚洲遭遇了印度、中国和日本这样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的国家或帝国。在那里，欧洲大国的帝国扩张刚开始只能限于商品交换和打开市场。在由此产生的贸易空间里，欧洲人虽有利可图，但面对当地的强权政府，政治上往往难有作为，影响力微弱。直到等来印度莫卧儿王朝崩溃（1739年），而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清王朝也走向衰落、大势已去，欧洲列强的政治统治空间才不断膨胀，慢慢覆盖了它们的贸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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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帝国在西面边缘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在北美和南美，它们慢慢建起多个殖民据点，吸引了大批欧洲人源源不断涌入其中。这些离开欧洲，远渡重洋踏上美洲土地的人，怀揣不同的打算：有些人受了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黄金神话的诱惑，期待在此迅速发家致富；有些人是为了追求一种在欧洲旧世界无以实现的新式宗教团体。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结果是欧洲人在新世界引入了他们的经济模式，压垮了当地原有的结构。加上欧洲人武器技术优势明显，于是闯入者很快在美洲大地建起政治上直接受控于中心的帝国扩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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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西班牙帝国及大英帝国的东西两翼，可谓云泥之别，两边的历史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但由于海洋将海洋帝国诸多属地同帝国的中心分割开了，所以，帝国边缘那种社会文化异质性对海洋帝国中心带来的冲击，远远不及它对陆地帝国中心的影响那么大。很显然，海洋帝国更有能力应对来自帝国边缘的各种挑战，即使失去某一边缘，也不会伤及帝国元气。在这方面，英国就是一个佐证：它在失去北美殖民地以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帝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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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Vance：Vom mare nostrum zu Kipling “The Seven 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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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这一发展情形的详尽描述，见Heuss：Römische Geschichte，第168页起若干页；以及Syme：The Roman History，第1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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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里的论述参考了Schulz的想法，见Schulz：Roms Eroberung des Mittelmeers。值得注意的是，Bender在对比罗马帝国和美国异同时，给罗马选取的历史时间段是在第一次到第三次布匿战争时期，给美国选取的则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见Bender：Weltmacht Amerika，第60页起若干页，还可以参见作者书评，见Historische Zeitschrift第279期，第430～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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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过英国在18到19世纪幸免于类似罗马在公元前1世纪所经历的那种内战，也许是因为17世纪后半叶在英国已经发生过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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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此，详见 Triepel：Die Hegemonie，第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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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戴克里先在位期间对罗马帝国的改革，参见Bellen：Grundzüge der Römischen Geschichte第2卷，第244页。关于君士坦丁大帝对罗马帝国的分治，参见同书第3卷，第110页起若干页。关于罗马东西帝国的税收情况和军队部署密度，见Breuer：Imperien der Alten Welt，第18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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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俄国在中亚传播文明的诉求，参见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第38页起，以及Geyer：Russian Imperialism，第187页起若干页；关于俄国在建立政治文化认同时介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矛盾心理，参见Figes：Natasha’s Dance，特别是第282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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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此，参见Isaiah Berlin 的著作，比如说Herzen and his Memoirs和Russian Thin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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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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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历史证明，把有着云泥之别的历史地区——从西方拉丁语文化圈的共和国，到东斯拉夫的东正教地区，再到伊斯兰教文化圈的国家——统统整合在一个社会主义霸权体系之内，从长远角度看是不可行的。”Simon：Die Desintegration der Sowjetunion，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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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近特别是在德国，对作为民族国家基石的政治文化认同的形成做了深入的研究，比如可以参见Bernhard Giesen和Helmut Berding主编的论文集Nationale und kulturelle Identität，Nationales Bewusstsein und kollektive Identität以及Mythos und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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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Rauchensteiner：Verlust der Mitte，以及 Kann：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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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Matuz：Das Osmanische Reich，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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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还有一个维系中华帝国统一的因素，是儒家士大夫的伦理精神，他们对文明德化远邦的作用深信不疑，这有助于抵御来自边缘地区的蛮夷危险。见本书下文，第124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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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市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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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参见Buckley Ebrey：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第209页起，以及 Merson：Roads to Xanadu，第73页起。顺带一提：中国并非唯一出于国内安定而远离海洋贸易的国家。奥斯曼帝国尽管拥有一支数量可观的舰队，并依靠这支舰队与威尼斯和西班牙周旋，但它还是把远洋贸易几乎完全交给了国外商人。参见Matuz：Das Osmanische Reich，第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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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但退出海洋扩张的决定绝非没有反对声音。对此，参见Menzel：Eurozentrismus，特别是第76页起，及书中提示的其他文献。如果中国继续远洋活动，是否会阻止欧洲人挺进印度洋——正如所谓亚洲主义的代表最近声称的那样（参见同书，第74页起若干页）——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如果当时的海洋扩张运动继续下去，中华帝国走向四分五裂也同样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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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对此及对随后的论述，参见Doyle：Empires，第108页起若干页，以及 Reinhard：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24页起若干页；关于欧洲与南亚及东亚的文化接触的论述，见Osterhammel：Die Entzauberung Asiens；关于殖民关系的不同类型，参见同一作者的Kolonialismus，第1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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