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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帝国也跨越过奥古斯都门槛吗？在帝国历史的比较性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帝国史上两种大相径庭的现象：有些帝国故步自封于奥古斯都门槛，止步不前；而另一些帝国则义无反顾跨过了 那道门槛。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援引西班牙的例子。随着查理五世[35]在1556年淡出朝政，而帝国的泱泱国土又一分为二——西班牙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两支，查理五世结束了他惯用的巡游统治方式——他曾以这种方式既维护了在军队中的权威，又在帝国四方尽显其统治者的威仪。1561年腓力二世定都马德里，使之成为帝国统治的中心，并创建了一套在当时来讲高度现代化的官僚体制。[36]从此，野蛮征服的时代成为历史。在边缘地区无序地以武力掠取剩余价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然而，对西班牙来说，其军事力量作用力的衰减，没能通过提高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分量而得以弥补。所以，西班牙并没有在世界政局中真正完成它从剥削和奴役到文明教化的角色转变。[3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从未如罗马那样，发生明显的去中心化。因此它也无法像罗马那样实现边缘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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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之所以停滞在奥古斯都门槛，故步自封，问题应该不出在宗主国与海外殖民地的关系上。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西班牙与其他诸多欧洲列强争强斗胜耗尽了国力。西班牙失败了，从本质上讲，是作为“霸权”的西班牙失败了，而不是作为“帝国”的西班牙。换言之，西班牙帝国之所以最终崩溃，是因为西班牙在欧洲的霸权争夺战中耗光了那原本可造福帝国边缘的庞大资源。此外，由于卷入长年霸权战争，帝国不得不孤注一掷，以举国之力强化其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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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占尽天时地利，加上政治上的好运气，使得它在击败迦太基和东部一些王国之后，举目再无对手可堪匹敌、与之争锋。这样，罗马彻底收进和平红利，并将其投入帝国文明的传播之中。相比之下，西班牙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冲击，尤其又经过同近邻法国的冲突，西班牙不得不从16世纪初期开始就投入巨资改进攻城技术，建立全面的防御体系。[38]最终，光是偿还国债一项，西班牙就要花掉它65%的财政预算。[39]其庞大军队因开支过高而难以为继，而海军又在北非巴巴利海岸[40]和加勒比海及中美洲地区遭到蛮族的挑战，甚至还受到了死敌英国暗中支持的私掠者及海盗的侵扰，这一切都让帝国体系内各地之间的经济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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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损失，西班牙在美洲和欧洲之间的航道上引入了护船队，从此商道得到了大西洋无敌舰队的护卫。从军事角度看，这项举措无疑很成功，在1560年到1650年，90年间的多达15000次航行中，西班牙仅仅损失了62艘船。[41]可是，这项政策花费巨大。西班牙一直未能化育出像英国“商人冒险家”（merchant adventurers）那样一个自由企业家阶层。它的跨大西洋国际贸易始终处在国家政府的掌控之下。西班牙世界帝国必须一直像统治陆地空间那样来组织其贸易空间，这样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它无法将统治成本长久地维持在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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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奥古斯都门槛上止步不前的，还有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的沙俄帝国。彼得一世很清楚，要实现沙俄帝国的长治久安，必须先广泛动员民众，充分利用国家资源。在此基础之上，效仿西方，将军队职业化，并建立完备的官僚机构。[42]但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首先将莫斯科公国封地制组织下的领土扩张 引导到国家控制的轨道上来。彼得一世建立常规陆军，取代了先前一到冬天就遣散的贵族雇佣军队。新建的常规军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Poltawa）会战中小试牛刀，一鸣惊人。彼得一世开创的治国体系，其核心部分是将官僚机构与沙皇个人相分离，世俗世界与宗教领域相分离，这些核心制度一直保留到1917年。在改革军事和行政制度的同时，他还将原本彼此完全隔阂的世袭贵族[43]与军功贵族融合成新的贵族阶层。于是，一个新的帝国精英层由此而生。在1722年颁发的贵族等级表，即《官秩表》（Rangtabelle）中，个人功勋重于个人出身。此外，在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的建议下，沙皇还努力培育学术精英，挑战了东正教神职人员作为智识权威的地位。采纳了拉丁文君主尊号Imperator Russorum[44]；将帝国首都从莫斯科迁至圣彼得堡——在一片荒芜的沼泽地上，新的帝国中心拔地而起，这象征着帝国改革进入高潮。[45]当年深受拜占庭影响的“第三罗马”——莫斯科，从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进行帝国扩张开始，就一直为帝国合法性发挥了关键作用；[46]如今，它的尊位被号称“新阿姆斯特丹”的圣彼得堡取而代之。新都帮助俄国赢得了更多的海权，对提升帝国国际地位功不可没。同时，它也为帝国增添了几分炫目的文明之光。可以说，在彼得一世的改革政策里，我们看到其中很多特征是非常符合一个跨过了奥古斯都门槛之帝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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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帝国接下来的发展上，彼得一世的俄国却走了一条不同于罗马帝国的路径。这既跟它们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有关，也跟两国所秉持的不同政治目标不无关系。当屋大维着手改革的时候，他相信，在 扫除所有威胁自己主导权的竞争对手之后，帝国就无须继续扩张下去了。或许，在葡萄牙殖民帝国并入西班牙帝国后，腓力二世本可知足而返，但苦于西班牙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依然根基不牢。而彼得一世跨入奥古斯都门槛，则是为了继续推进沙俄的帝国扩张，同时也为了能在同其他欧洲劲敌（特别是瑞典，也包括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中采取进攻态势。也就是说，彼得一世政策的重点不在于降低统治成本，他要动用一切资源和力量控制并继续延展帝国泱泱疆土。为达此目标，沙俄在其历史上从未满足于只在边缘攫取剩余价值，它还要不断向帝国中心地区的臣民压榨、索取。因此，为了扩展帝国的边缘，彼得的政策最终引致对中心的“自我殖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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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奥斯曼帝国，它跨越奥古斯都门槛的情形及后果也与众不同。它在跨越门槛的同时，还必须在生产方式上完成游牧到农耕的转变，[47]否则，奥斯曼将很可能与之前那些草原帝国一样年寿不永、昙花一现。因为那些游牧征服者未能创建出自己的行政管理结构，于是，他们干脆采取拿来主义，在占领地区直接沿用拜占庭的行政制度，并将之推广至整个帝国。[48]其实，建立帝国行政管理制度与摆脱奴役和扩张的压力，两者原本就紧紧相依。而要建立一个制度化的有效管理结构，必须先让帝国精英及其军队、官僚的生活方式获得一定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则是，帝国军队不单单指望着打仗来养活自己。那时，在帝国的边界线上，虽然战事仍未消停，[49]但军队的补给已开始转向依靠封邑制（如帝国重骑兵西帕希）或者依靠关税和地租收入（如耶尼切里禁卫军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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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上述那些举措，但纵观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历史，军事力量始终是其政权的基石。成为常备军的耶尼切里军团骁勇善战、纪律严明，在西方军队面前渐显优势。但随着西方对武器技术的改进以及军制方面的革新，苏丹亲兵的优势很快便荡然无存。那个曾经令人生畏的奥斯曼帝国，一下子变成了“博斯普鲁斯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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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军事实力，当然，奥斯曼帝国也拥有一定政治权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免受内斗之害，在欧洲霸权争夺战中它曾是几大欧洲列强无名有实的重要盟友，尤其是法国，它试图通过与奥斯曼联手建立对抗哈布斯堡皇朝的“第二阵线”。与政治权力不同，奥斯曼人的意识形态权力好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把剑使奥斯曼在伊斯兰世界里一度赢得众人的追随和效忠；而另一方面，这把剑在基督教世界却点燃了敌意的怒焰。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无数讨伐土耳其人的檄文纷纷号召人们对来自东方的祸害发起十字军东征；西方基督教国家应搁置一切政治矛盾，同仇敌忾，一致对付来犯的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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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从一开始就有一大软肋，那就是经济实力不足。虽然生产方式从游牧转变到了农耕，经济薄弱的局面却并未因此得到根本改观。那时，外国公司控制着作为海上咽喉的两个海峡，于是几乎所有的海上贸易都落入了外人之手，而帝国只能从他们的 营业额里抽取一点可怜的关税收入。[50]帝国的资源只能通过行政手段来谋取，也正因如此，帝国在建立行政制度方面极具创造性。然而问题在于，奥斯曼既没有推出积极的经济政策，也没能建立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扶持起一个帝国自己的商人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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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帝国政治-军事权力和意识形态-经济权力的分布不均，导致了它们在遭受重创之后克服危机的能力和自我革新力也不尽相同。奥斯曼帝国在1402年迎战帖木儿大军，在安哥拉（安卡拉）一役中一败涂地，帝国虽元气大伤，却并未崩溃。[51]而且它慢慢休养，最终恢复了过来，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帝国周期。当然，在外部，这也得益于帖木儿之死导致其短命帝国的瓦解，其速度之快，好似它当初的崛起。在奥斯曼，比起前任巴耶塞特一世（Bayezit I，他在战败后，沦为帖木儿的阶下囚，并死于狱中），苏丹穆罕默德一世的帝国版图缩小了一半。但随着他的上台，一个新的帝国周期也就此启幕。[52]在这一周期里，帝国经历了15世纪的长足发展，而征服君士坦丁堡最终让它在欧亚文明的交会之处继承了拜占庭的衣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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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帖木儿的交锋当然完全是一场军事力量的对决，而经济权力则无关宏旨。在同西方的较量中，情况则大相径庭，战时的幸运天平并未太偏向哪一方，天时地利各有千秋。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实力的重要性一下子凸显出来，在这方面，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劣势日益明显。关于奥斯曼帝国，史学家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奥斯曼直接从崛起阶段坠入了衰落期，而并未在帝国周期的上升阶段停留太久。支撑这一论点的证据是奥斯曼严重不足的经济实力。[53]但事实上，这个观点无法解释奥斯曼帝国 在16世纪和17世纪何以在帝国周期的上升阶段 坚持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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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跨越奥古斯都门槛，除了罗马帝国，最重要的也最有意思的例子当属中国了。关于中国，值得注意的首要一点是中国拥有比其他所有帝国更为宽裕的时间来巩固其帝国权力。在秦代，中原版图基本定型，大致与今日中国的疆界相吻合。在领土变迁方面，中国的情形不同于大英帝国：英国在其第一和第二帝国周期之内，经历了疆域变迁。当时，他在东翼的扩张取代了西翼的扩张。而中国的几次帝国周期演变始终发生在同一地理空间里。在秦代，此前以武力征服的地区在行政上实现了大一统。秦皇嬴政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行政长官由皇帝钦定，直接听命于中央政府。[54]到了汉代（公元220年亡），帝国的文官制度进一步加强，朝廷成为帝国文化中心。儒家仁学的重大发展强化了文武百官效命朝廷的忠心。随着对儒术的尊崇，[55]帝国治理改以儒家的君子之德为基，而不再倚重法家原则、刑律和政令。儒家伦常大道是崩坏还是发扬光大，对于帝国周期的运行演变至关重要。草原帝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维系于其军事权力，而在中国从来都是其他类型的权力更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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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形成过程中，还有一个很有利的条件，那就是它在完成征服、一统中原后，仅仅在北面还面临一定的军事威胁。面对盘踞北方的胡人，“中央帝国”打怀柔和亲政策加奇袭反击战略的软硬两手牌。汉廷发动的奇袭战并不求为帝国开疆拓土，只为威慑敌胆，击破屡屡进犯的 异族联盟。秦灭六国后，秦皇嬴政即命北筑长城，以御匈奴南犯中原。汉武帝对北胡的政策则更具攻击性。他用兵奔袭千里，长驱直入匈奴腹地。不过，在通常情况下，中原的“对外政策”限于通过向胡人定期纳贡，以阻强敌于外。作为交换，不少胡人政权派质子到中原，接受汉文明的教化，并借由此法让其归心中原。可见，怀柔政策明显倚重意识形态权力，而非军事权力。由此可见，中国帝王选择的这条路颇类似于3世纪开始罗马皇帝同日耳曼人周旋时所采取的策略。[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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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力的克制，是中华帝国史的鲜明特点。不过这有一个背景条件，即中国在其统治的“世界”之内，久未遭逢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因而得以着力于守卫“帝国的蛮夷之界”（imperiale Barbarengrenze，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语）。同时，这些地缘政治条件也有利于在官僚行政体系之内施行儒家的君臣纲常。从根本上讲，儒家思想与群雄逐鹿、诸侯争霸时代所需的激进主义政治南辕北辙。原则上，儒家排斥侵略性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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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漫长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华帝国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在其内部。在汉王朝日薄西山之际，中央权力式微，门阀贵族阶层迅速崛起，瓦解了统一的帝国官僚行政制度。[57]而商业和金融业，统合帝国大疆的两个最重要工具，也日渐萎缩，中国分裂为南北朝。在隋、唐（618～907年）[58]时期帝国恢复统一，随之而来的是儒家 君臣纲常之道的发展和中兴。隋代设立科举制度，以科考在官僚体系内化育出一个博学多识的士大夫精英阶层。唐朝末年，东边河朔的藩镇坐大，帝国上下重武轻文，不久，帝国再次崩解。在随后的“十国”时期，整个南方在政治上陷入四分五裂，直至宋朝（960～1276年）恢复了帝国的统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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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商业迅猛发展，货币流通激增，同时儒学复兴，这一切合成一股力，推动了帝国的中兴。[60]这一周期模型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中国与西方强权迎头相撞，才戛然而止。崛起的西方强权和以西方为师、走上了现代化之路的日本，成为中国新的霸权竞争对手。在同这些列强的对抗中，军事权力的分量一下子超过了过去两千年的任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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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种权力类型对一个帝国的崛起和稳定起到关键作用，这既取决于帝国的内部因素，也与其外部条件息息相关。在内部和外部条件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称关系，它左右着“帝国理性”（Räson），而这种特定的帝国理性又直接决定了其帝国精英的行动余地有多大——无论成还是败。这里所谓“帝国理性”也正是我们在此书中所泛指的统治世界的逻辑之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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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中一般使用“权力形式”（Machtformen）这一概念，比如说迈克尔·曼就是这样用的。本书中的权力分类基本上借鉴他的分类方法。本人更愿意依照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资本类型理论，使用“权力类型”（Machtsorten）的概念，从而用类推方式提出权力类型可以转换或者说可以彼此挹注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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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Cornelius Tacitus：Annalen（Ⅱ，9-10），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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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法国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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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ernecker：Spanische Geschichte，第35页。当然，西班牙苦于缺少商人和银行家的现实，也是它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对此还可以参见Elliot：The Decline of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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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Bernecker：Spanische Geschichte，第34页；Bennassar/Vin-cent：Spanien，第103页起若干页，并重点参见Cipolla：Die Odyssee des spanischen Silbers，第5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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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Bennassar/Vincent：Spanien，第8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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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即腓力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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