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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武力的克制，是中华帝国史的鲜明特点。不过这有一个背景条件，即中国在其统治的“世界”之内，久未遭逢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因而得以着力于守卫“帝国的蛮夷之界”（imperiale Barbarengrenze，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语）。同时，这些地缘政治条件也有利于在官僚行政体系之内施行儒家的君臣纲常。从根本上讲，儒家思想与群雄逐鹿、诸侯争霸时代所需的激进主义政治南辕北辙。原则上，儒家排斥侵略性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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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漫长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华帝国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外部，而在其内部。在汉王朝日薄西山之际，中央权力式微，门阀贵族阶层迅速崛起，瓦解了统一的帝国官僚行政制度。[57]而商业和金融业，统合帝国大疆的两个最重要工具，也日渐萎缩，中国分裂为南北朝。在隋、唐（618～907年）[58]时期帝国恢复统一，随之而来的是儒家 君臣纲常之道的发展和中兴。隋代设立科举制度，以科考在官僚体系内化育出一个博学多识的士大夫精英阶层。唐朝末年，东边河朔的藩镇坐大，帝国上下重武轻文，不久，帝国再次崩解。在随后的“十国”时期，整个南方在政治上陷入四分五裂，直至宋朝（960～1276年）恢复了帝国的统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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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商业迅猛发展，货币流通激增，同时儒学复兴，这一切合成一股力，推动了帝国的中兴。[60]这一周期模型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中国与西方强权迎头相撞，才戛然而止。崛起的西方强权和以西方为师、走上了现代化之路的日本，成为中国新的霸权竞争对手。在同这些列强的对抗中，军事权力的分量一下子超过了过去两千年的任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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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种权力类型对一个帝国的崛起和稳定起到关键作用，这既取决于帝国的内部因素，也与其外部条件息息相关。在内部和外部条件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称关系，它左右着“帝国理性”（Räson），而这种特定的帝国理性又直接决定了其帝国精英的行动余地有多大——无论成还是败。这里所谓“帝国理性”也正是我们在此书中所泛指的统治世界的逻辑之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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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中一般使用“权力形式”（Machtformen）这一概念，比如说迈克尔·曼就是这样用的。本书中的权力分类基本上借鉴他的分类方法。本人更愿意依照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资本类型理论，使用“权力类型”（Machtsorten）的概念，从而用类推方式提出权力类型可以转换或者说可以彼此挹注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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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Cornelius Tacitus：Annalen（Ⅱ，9-10），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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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法国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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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ernecker：Spanische Geschichte，第35页。当然，西班牙苦于缺少商人和银行家的现实，也是它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对此还可以参见Elliot：The Decline of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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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Bernecker：Spanische Geschichte，第34页；Bennassar/Vin-cent：Spanien，第103页起若干页，并重点参见Cipolla：Die Odyssee des spanischen Silbers，第5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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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Bennassar/Vincent：Spanien，第8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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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即腓力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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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也称荷兰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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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这两个和约中，西班牙都不得不作出大量让步，影响很大。雪上加霜的是，1627年、1647年和1652年西班牙国家破产，1639年在海战中败给尼德兰，在罗克鲁瓦战役（Rocroi）西班牙步兵不可战胜的神话被彻底摧毁。关于尼德兰侵入葡萄牙的贸易空间，参见Reinhard：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3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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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见Roberts：The Military Revolution，以及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Parker：The Army of Fl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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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Pollmann：Eine natürliche Feind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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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Pagden：Spanish Imperialism，特别是第3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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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比如说按照吉本（Edward Gibbon）在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Römischen Imperiums第1卷第Ⅳ章，第112页起若干页的看法，安东尼时代结束后，罗马帝国便开始走向穷途末路，而Otto Seeck在Geschicht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Welt中则认为戴克里先的改革拉开了帝国衰亡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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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leicken：Verfassungs-und Sozial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Kaiserreichs对这些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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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Machiavelli，第121页起若干页和第37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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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经济学理论中，经济景气的周期性波动被称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Kondratieff-Zyklen）。它作为一种经济史周期正好与我们在此处讨论的政治周期相互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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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正确与错误措施的讨论，参见Cipolla主编的论文集The Economic Decline of Empires中的引言部分，第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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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Modelski/Thompson：Leading Sectors and World Powers；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Modelski/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Thompson：On Global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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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建议背后有一个前提条件：美国政策应更多立足于软实力（soft power），而不是硬实力（hard power），因为这样做一来不会招致太多敌意，二来成本更低。参见Nye：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第170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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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Doyle：Empires，第9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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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亚克兴战役取得胜利后，屋大维将罗马军队从70个军团缩减到26个或者25个，具体地说就是裁军12万，被裁退的士兵在意大利或其他行省获得土地，或者得到金钱方面的补偿。同时他进行了军队改革，规定了军团士兵、禁卫队士兵和辅助部队的兵员的服役年限及定期军饷。这样做的目的是加强部队对中央的忠诚，弱化士兵对长官的依赖。这也正是罗马帝国内部平定的关键所在。详见König：Der Römische Staat II，第35页；Bellen：Grundzüge der Römischen Geschichte，第163、171、179页，以及 Heuss：Römische Geschichte，第198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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