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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Botero：Discorso dell’eccelenza della monarchia，以及 Campanella：Della Monarchia di Spagna；还可以参见Bosbach：Monarchia Universalis，第64页起若干页，以及Pagden：Instruments of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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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详述见Fetscher：Modelle der Friedenssicherung，以及 Fischbach：Krieg und Frieden in der französischen Aufklärung。关于康德永久和平论对当前有关世界秩序的争论具有怎样的意义，参见Habermas：Das Kantische Proje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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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ontesquieu：Réflexions sur la monarchie universelie，第23页起；参见Bohlke：Esprit de nation，第21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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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bbé Raynal以其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 deux Indes（1774）对西班牙帝国及其殖民政策进行了最激烈的抨击。对此参见Gollwitzer：Geschichte des weltpolitischen Denkens第1卷，第262～285页。关于“商业社会”（commercial society）的思想，参见Bohlender：Government，Commerce and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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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Brown：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关于这一理论基本观点的批评，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Ist der Krieg abschaflbar？特别是第36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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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ooper：The Breaking of Nations，第55页起若干页；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Röhrich：Problemfielder der Weltinnenpolitik，作者建议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国家世界与剩下的没有发展出“密集经济空间”的世界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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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第2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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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Kagan：On Paradise and Power，第1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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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帝国使命与帝国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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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较为长寿的帝国，为了自证其存在的意义和正义性，都会挑一个世界历史性任务或使命，它赋予帝国一种“救世性”或“宇宙论”意义。霸权强国无须使命，而帝国则不能没有使命。霸权强国必须在同竞争对手的争霸中保住自己的地位，在竞争中，自然完全可能运用到意识形态权力，但它主要还是在外交政治中发挥作用。与此不同的是，帝国使命面向帝国之内的子民，尤其是帝国中心的民众。不过，最关键的是，帝国使命其实是政治精英层的一种自我暗示。他们通过这种暗示，汲取继续推进帝国大业的信念和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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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可以在“意识形态”的概念下去研究帝国使命，探讨世界帝国的救世伟业或受命于天的大任，进而按图索骥，试着找出帝国主义行动的硬核，而我们发现，这硬核往往都披着并不光彩的物质利益的外衣。马克思在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部分提到[1]：我们不妨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政治和社会行为体对自己所设目标及目的之局限性的一种（必要的）自我欺骗。[2]如果我们这样解读意识形态，那么，意识形态批判说或许倒是能为我们研究帝国使命提供一个创造性视角，让人豁然开朗。但是，人们很容易将意识形态等同于一小撮当权者及其御用知识分子惯用的瞒天过海、掩人耳目的伎俩，在广大民众面前极力掩盖其帝国政治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意图。从这个角度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批判性的意识形态概念仿佛变回到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神父欺骗论”了。有鉴于此，本书在原则上放弃了在意识形态的概念下探讨帝国使命问题。与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了的意识形态批判说常常会引起对帝国政治复杂性的简单化处理，认为帝国政治不过是少数几个行为体力图实现私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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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意识形态批判说的惯常推测截然相反的是，帝国使命确实也会衍生出一种自我约束力和自赋义务。显然这是拿帝国行为体的直接物质利益所无法解释的，因为从那个角度来看，这些约束和义务无疑都属于资源浪费。帝国使命要求其主人公们肩负起实现帝国宏图大计的重责，而那宏图大计 又绝非朝夕之间一蹴可就。故而它会大大超出一切个人私利的范畴。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帝国使命看作一种工具手段，借助此术，一个志在千秋的帝国将其行动逻辑强加给那些出现在帝国每一个时期的当权者：这种使命要求当权者，若想要推行帝国政策，则须搁置一己之私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帝国的使命特别以帝国精英为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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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借助了使命这一工具，委其政治和社会精英层大义在心、重任在肩；且防止精英为图眼前私利而罔顾帝国的千秋大业、生死存亡。这个隐喻说法，换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帝国精英不同成员之间的一种互动和协作：帝国“决策精英”在短期须依赖包括知识分子、作家、学者、记者等在内的帝国“宣传精英”的支持。依靠他们为大众鼓吹一种帝国愿景或幻景，美化乃至神化“决策精英”的权力，并为其正义性摇旗呐喊。不过这种愿景或幻景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并不仅仅是维护权力的正当性，同时还有一种制约决策的自我约束力作用。通过这种方式，原本并无权力的知识分子也能发挥不容小觑的影响力。在古罗马，聚集在盖乌斯·梅塞纳斯（C. Clinius Maecenas）周围的诗人圈子就曾为新秩序所用。在中国，起到类似作用的是孔子和他的儒家弟子们，在西班牙，则是萨拉曼卡学派的那些新经院哲学家们。在英国，大任落到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肩上；在苏联，则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挑起这一大梁。而在今天的在美国，则是那些新保守主义理论家和政论家为政权鸣锣开道：首先，他们抛出了冷战结束后美国该担负何种世界政治使命的问题，另外，他们取得为美国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把脉诊断的权职——且不论他们下的诊断究竟是对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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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帝国使命确实为一个世界帝国的合法性提供了自我辩护，但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说得直白点，借助帝国使命，帝国合法性的自我证明得以转变为帝国的自我神圣化。帝国的准宗教性意义设定促使那些政治当权者和社会显贵在做决策时不致太过随意和武断。即便他们重权在握，但他们终究还是帝国权力的一部分。为了达致这种超脱个人意图的高义，必须赋予帝国使命一种神圣光芒，让使命高高凌驾于日常政治俗务之上。这一点在罗马帝国的使命中表露无遗：在地中海及周围地区实现和保障“罗马治下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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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可以说，在地中海驱逐海盗和在东面结束霸权战争无疑完全符合罗马的意大利商人和银行家的利益。因为这样一来，贸易风险就降到了最低，投资环境变得更为安全。但是，也不排除商人同海盗合作，[3]以及金融家大发战争横财的情形。也就是说，海上航道的安危、和平局面稳定与否，其实取决于利益集团以及经济整体运行情况。因此，帝国不能将其合法性的核心来源建立在这样一个脆弱的基础之上。帝国使命必须摆脱行为体利益波动不定的影响。这个时候，即可搬出使命神圣化这一利器了。正因如此，古罗马帝国为达目的，将和平神圣化了。屋大维建造和平祭坛就是将这一信念具象化。所以，这位罗马第一公民和他的继任者们都毅然以帝国大业为己任，而这也是每一位希望赢得民心、获得元老院认可的皇帝都必须孜孜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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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时候，帝国使命可能扎根于一个帝国潜在的自我认知里，但也可能一再地被公然召唤和策划。前一种情形，大多出现在天下太平的稳定时期；后一种，则一般发生在举步维艰的危难之际。3世纪中叶后的罗马，当帝国边境 威胁日增，一度告急，和平便再次抬升为帝国的世界历史性使命，且灌输到民众的群体意识当中：要让老百姓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一旦失守，对众人而言将意味着什么样的损失。[4]此前政治精英的抱负和自我约束力如今要推及广大庶民，唤醒他们为帝国兴亡安危而献身的意志，那正是帝国存续所急需。最后，就连教父圣奥古斯丁也加入保卫罗马帝国的行列当中。当时他力图让帝国的基督徒们明白，以帝国为后盾的和平有利于布道和基督徒的生活。因此，虽然帝国也有过黑暗的初期，且至今仍弊病丛生，但帝国的存续仍然符合基督徒的利益。故所有教徒当挺身而出，奋起守卫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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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帝国使命的神圣化做出更重要贡献的，不是政治理论家，而是学者文人和造型艺术家们。建筑师和雕塑家大兴和平殿（Templum pacis），以建筑和雕塑为形式承载和固化罗马统治的文明因子。尤有甚者，梅塞纳斯的诗人圈子聚集了包括维吉尔和贺拉斯在内的那个时代最有感召力的诗杰，他们为屋大维的新政高唱赞歌，颂之为世界之新生，声称只要罗马帝国存世一日，这个世界便永不消亡。对屋大维来说，文人骚客的支持无疑至关重要。因为单靠法条、律令，新政显然无法落实。需要一种文化荣光加以渲染，赋以意义，而这正是官吏仕宦之辈所鞭长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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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维吉尔，他的诗作大部分都与屋大维的新政息息相关。以《牧歌》（Bucolica）为题他创作诗章10首，对城市贵族的道德沦丧大加鞭挞；另外，他讴歌田园生活，称赞其为祖先之法（mos maiorum）复兴的源泉。维吉尔力倡 重振祖先之法，进而消除当下的黑铁时代，并复兴人类历史初期的黄金时代。在另一部诗集《农事诗》（Georgica）中，维吉尔重申了类似的理念。[6]名著《埃涅阿斯纪》（Aeneis）由于作者的溘然离世，成为未竟之作；而按诗人遗愿，本该被付之一炬。在这部幸存下来的史诗里，埃涅阿斯逃离熊熊大火中的特洛伊，奔赴罗马，并且预言了奥古斯都“跨越全球”的太平盛世。维吉尔在书中再次勾画出一幅普世和平秩序的蓝图，在这当中，埃涅阿斯以奥古斯都的原型和榜样现身。他的节节胜利，代表着在通往和平的路上对一切邪恶力量的胜利。因此，罗马帝国不仅志在和平，还在仁爱。维吉尔笔下那披着宗教圣光的罗马使命，是一个志在实现天下和平、共抵仁爱彼岸的使命。这一天命正是朱庇特“无限帝国”（imperium sine fine）[7]，即“永恒的罗马”预言的源头。“对他们（作为埃涅阿斯后裔的罗马人）我不设任何时空之限，我赋予了他们无限的帝国。没错，狠心的朱诺，惊惧不已，将沧海、大地和青天搅得疲惫不堪，她也将回心转意，同我一起呵护这些世界的主人，这身着托加长袍的民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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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在地中海地区的统治获得了正当性，因为它确保了天下太平，融入帝国者也沾得了文明与教化的雨露。而远在帝国疆界之外，蛮族当道，狼烟不息。不过，这些还不够：帝国和平还跟黄金时代的神话扯上了关系，并借由此道给帝国和平平添一抹神性的光辉。几乎可以说是取帝国之道，重返天堂。无论是黄金时代的概念，还是关于将充满敌意的世界挡在墙外的天堂乐园（《伊甸园》）之信念，统统源自东方。这原本同罗马人尚武的权力政治思维方式格格不入，但维吉尔将这些想象巧妙地糅进他虚构的 罗马史叙事当中，对促进帝国的文化融合功不可没。他暗指，罗马征服东方，不仅是在权力政治上完成了征服；同时，它还有意接过东方在文化和政治及意识形态上的衣钵。对埃涅阿斯出走特洛伊、奔赴意大利之旅的叙述，成为这一交接的注脚。东方的文明世界，在一片纷争中正陷入自我毁灭，特洛伊之战则是这一毁灭的征象。而拯救行动，以罗马帝国式和平之形自西而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想象，为何奥古斯都一心要救《埃涅阿斯纪》于既毁，并且坚持将维吉尔的这部伟大遗作公之于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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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贺拉斯[9]创作的部分诗作也服务于罗马的帝国使命。在他早期的作品中，有关内战的骇人阴影弥漫其间，他将驱散这战争阴云的希望寄托在屋大维（奥古斯都）身上。对贺拉斯而言，罗马的国体危机主要不是宪法危机，而是一种道德危机。在这一点上，他与奥古斯都的改革新政思路可谓不谋而合。他厌恶纵欲、通奸、贪婪、欺诈、骄奢和懦弱的品质，推崇古罗马的美德，诸如节制、勇毅、虔敬和正义。这些美德倘能大行其道，黄金时代自可久续永延。而防止世风堕落、道德沦丧，是帝国应负之责。故应使民风、礼仪和正义感与时俱进，获得新生。为这样一个帝国，贺拉斯写出了他最为响亮的一行诗句：为国捐躯，甜美而光荣（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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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览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诗作，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观念：帝国和平不仅被视作大空间统治秩序的一个特质，而且它同时还是时代之新生、扭转颓势之需。帝国之重不光体现在权力政治上，它的存在还深具宇宙观和救世意义。这一点，正是帝国与主权国家及霸权国家的差距所在。后两者，按照它们的自我认识，是因应时势而行事，而帝国则不同，它直接引领时局之发展。赋予 帝国使命神性光辉正是基于帝国上述需要的一种最强有力的表达。在维吉尔和贺拉斯笔下，所谓黄金时代代表的已不仅仅是一个伟大宇宙纪年的开始，而且它还预设了一种前提理念：帝国能够左右整个宇宙纪元的发展。时代的发展进程被重启，而帝国之伟力会将其固守于初始阶段。也就是说，原本认为不可避免的——从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再经青铜时代，最后走向黑铁时代——坠落过程，被遏制住了。在任何一个衰落与消亡都被视作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的时代里，遏止衰落、阻止世界末日的来临便成为帝国的世界历史性职责。与此不同的是，在18世纪的启蒙时期，人类历史将不断走向进步的基本史学观被普遍接受。人们开始认为，帝国是人类历史的加速器，它们向世界各地传播了文明进步的成果。如果它们做不到这一点，也会给人类历史造成重大影响。这一观点适用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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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在所有帝国身上都可以看到如此强烈的宇宙观和救世意义上的自我神圣化。说到罗马，如前所述，它巧借源于东方的历史叙事强化了帝国的自我神化。随着基督教被确立为国教，包裹在这种帝国使命里的某些神性因子不得不被剔除掉。而在此之前，奥古斯都就已经提出要把“尘世之城”（civitas terrena）和“上帝之城”（civitas dei）区分开来。神化帝国的理念对后世究竟有多大影响？我们只需翻开11世纪的历史即可管窥一斑。当时，霍亨斯陶芬家族自称他们的王朝统治为“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这一王朝后来又以（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号沿袭了下去。[11]同样在这一表述下，帝国神圣性得以树立的基石是帝国作为世界末日“拦阻者”（katechon）的历史神学角色。倘若帝国消亡，世界末日必将来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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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班牙世界帝国而言，以武力反宗教改革可以被看作它的帝国使命。而这一使命绝非 仅仅由宗教改革所挑起，它的根源在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中已露端倪。当时，西班牙人步步推进，最终夺回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控制的领地。收复失地运动的征服精神，与它后来对“新世界”的征服可谓一脉相承。而这也渗透到了将犹太人和摩尔人赶出西班牙的运动当中。排犹、异端审判和对尼德兰新教徒的迫害成为西班牙的帝国使命，而这一使命在16世纪晚期演变为一种“堡垒心态”。驱使西班牙的帝国使命转入防御保守的是新教徒阴谋论，即西班牙人假想新教徒在全世界范围正酝酿着一场旨在颠覆西班牙帝国统治的阴谋。此外，西班牙的帝国使命带有明显的天主教烙痕，最显著的表现是他们那种非逼新大陆的“化外之民”皈依天主教不可的想法。从这当中西班牙人也获得了在中南美土地上开展大规模扩张运动的动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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