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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关于英国人的帝国使命详见Ferguson：Empire，第115页起若干页；关于大英帝国文明教化的理念，概述见Reifeld：Imperialismus，第2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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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见Kipling：Complete Verse，第321～323页。顺便一提，吉卜林的这首诗其实指的是应该接受并肩负起帝国义务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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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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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Marx：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参看Marx，Engels，Werke第9卷，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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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Marx：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参看Marx，Engels，Werke第9卷，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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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Marx：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参看Marx，Engels，Werke第9卷，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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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6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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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arx：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参看Marx，Engels，Werke第9卷，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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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见Wolfgang Reinhard：Kleine Geschichte des Kolonialismus，第9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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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此详见Ferguson：Empire，第11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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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关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参见Hacke：Zur Weltmacht verdam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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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于贵族统治的帝国以及贵族作为统治阶层的角色，参见Kautsky：The Politics of Aristocratic Empires，特别是第79页起若干页。作者考茨基主要研究了那些权力与影响力建立在土地财产权之上的帝国，他认为这些帝国有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其中没有发生任何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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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有关门罗主义的补充——罗斯福推论，可参见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第192页；关于在太平洋地区的均势政治，参见Junker：Power and Mission，第3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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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此乃作者笔误，应该是19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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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Junker：Power and Mission，第42页起若干页；Kissinger：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第242页起若干页，以及 Mead：Special Providence，第132～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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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针对美帝国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旧日传统意识形态批判一脉相承，批评者把所有帝国大业和重大决策都一律视为由政治和经济利益所驱动。持这种批判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是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他的American Power and new Mandarins及Hegemony or Survival中可以读到他对帝国形成的各种不同形式所做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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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这种为政治增加宗教底色的做法贯穿于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无论外交政策服务于什么基本立场或遵从什么主义；对此参见Mead：Special Providence，也可参见Pratorius：In God We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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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关于这四大帝国的区分以及它们后来如何扩展成为罗马帝国的叙述，可参见Koch：Das Buch Daniel，第182页起若干页，以及Mosès：Eros und Gesetz，第111～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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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见本书下文，第190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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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蛮族论与帝国空间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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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帝国使命所要反对的敌人，或者通过使命防止其政治上变强变大的对象，为他们构建一套“话语”（discourse）对帝国使命的说服力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对象我们在这里可以用蛮族或化外之民的总称加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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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论是帝国的惯用伎俩，至少对于那些以文明教化其治下疆域为己任的帝国而言，蛮族论是其普遍特性。[1]蛮族论的关键作用在于，将帝国的疆界划定为非对称接触区域。也就是说，跟一般国与国的边界不同，边界上的并峙双方在本质上绝非同类；美好和高贵的“世界”止步于此，此界之外，便是吉凶莫测的无序之地，对它必须昼警夕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帝国的边界也总是宇宙与混沌的界线。所以，我们就能理解，帝国——如本书开篇所提到的——为什么那么注重其对外疆界的单向通行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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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论所制造的非对称性首先体现在，通过这种论调其中一方变成了政治的主体，而另一方则被当作政治客体；并且从此将双方的这种角色融入政治的观念世界。当然有人会反驳说，在帝国的边缘，主体和客体的角色分配实乃权力政治作用使然，何须刻意制造一种“话语”体系。事实上没有蛮族论，帝国疆界内外的差别 只是纯粹权力落差或者是一种组织严密的军队同松散部落联盟间的差别而已；但是蛮族论则硬是将这种差异转变为一种“法定”差异。并且仅当蛮族接受了帝国的文明教化，也就是说甘心“去野蛮化”，这种差别才可能减弱。要进入帝国的空间，他们就得变得跟里面的子民一样才行；要不然，就只能以俘虏之身进入帝国，而当俘虏被押解过市，无疑也宣示了帝国权力之强，蛮夷威胁之大。这一传统可追溯至古罗马战功显赫的将领和皇帝的凯旋式，再到后来欧洲诸多殖民帝国对土著民的民族志研究，直至最近一次阿富汗战争（2001年）后发布塔利班俘虏的照片，从中我们都可以瞥见这一传统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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