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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蛮族凶残本性的报道和影像震撼了帝国民众的群体意识，并且强化了他们奋起捍卫帝国边界的决心。与此同时，在实际政策上，帝国力图促使边疆游牧民族定居下来，让猎人成为农民。对帝国而言，达成这种转变的目的始终如一，那就是保证帝国边界之外也长治久安。因为这样一来，用以抵御游牧族群侵扰的军事成本就会大为降低，而帝国的边防之务自然也从此往外挪到了那些已经“去野蛮化了的蛮族”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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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让这些好斗的游牧民族定居下来，实现边境和平，还有一种方案是招安他们，使其为帝国效劳，直接委以戍守帝国边疆之任。在诸多传统帝国之中，罗马人最谙此道，中国人则很少这么做。运用此策的例子还有不少，比如沙俄境内的哥萨克人，比如一些欧洲殖民大国招募异族兵团入伍。而美国利用阿富汗军阀颠覆喀布尔的塔利班政权不妨视为帝国戡边缘之乱的冒险政策之现代版本。之所以说这个政策很冒险，是因为合作双方可能随时翻脸，以致兵戎相见。也因为，帝国的文明教化权可能会受到挑战，最后甚至引火烧身，遭到那些本应效命帝国、以帝国财力武装起来的蛮族的反戈一击，或者被蛮族一步步取而代之。在这项冒险政策里走得最远的，当属推行“军队蛮族化”[6]的罗马帝国。这项政策，导致了它——至少在西面——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公元6世纪，帝国的西半部瓦解为一众日耳曼人的王国（这些王国决定了此后欧洲历史发展的进程），帝国大空间分裂为小空间统治秩序。而在中国，蒙古征服者带来的帝国“蛮族化”则经历了一段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它引发了蛮族同化，而且在程度上远超当年西罗马帝国的情形。中华帝国的大一统大抵维持了下来。为此，蒙古征服者需要一套官僚行政体系，而大部分官吏都不得不从被蒙古人武力征服的汉人中招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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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蒙古人接受先进中原文明同化之初，成吉思汗之子蒙古大汗窝阔台便放弃了最初要将被征服的中原大地变为蒙古牧场的计划，而改为向臣服的汉人征税，从而获得更为可观的财富。[8]然而，执行这项决定，蒙古人心余力绌。为摆脱对被征服者的过度依赖，蒙古人授权穆斯林行包税之务。这些穆斯林大多是沿丝绸之路来华的商人，本是中国和西亚之间贸易往来的纽带。这些人扑买中原课税，大敛横财。这种毁灭性的包税制在中国北方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局。最后，民众对包税人深恶痛绝，且闻之色变，见了他们就好像见了蒙古骑兵一样。蒙古人所采取的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虽非一击致命，但经过长年累月的过度透支、涸泽而渔，最终压垮了整个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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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在征服南宋王朝之后，采用“大元”的汉文国号，建立元朝；且宫廷延用汉人礼制。随着统治疆域的不断扩大，蒙古人越来越依赖汉族文人，没有他们，整个浩浩帝疆的官僚体系都难以运转。后来，蒙古人 在1315年正式恢复科举考试，科考也为来自其他邦族的贤能入仕为宦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样一来，元廷便不必完全仰赖汉人了。与此同时，蒙古人也刻意避免被发达的中原文明彻底同化。他们明令禁止本族人同汉族妇女通婚，以蒙古文处理朝政；一到夏季，便迁回蒙古草原。[9]与之相对的是，汉民族这边的儒家思想深信文明有潜移默化的德化之力。只需假以时日，即便北来的野蛮征服者也可得教化。元朝覆灭后，蒙古人退回漠北。但中原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武力作为统治手段获得了更多认可；以军事力量抵御北夷南侵的需求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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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帝国史上，蛮族论又经历了另一番景象。帝国并未遭逢蛮族侵犯的危险，新发现的“新世界”里的野蛮人在西班牙人眼里仅仅是文明教化的对象。按西班牙的帝国使命，文明教化意味着基督教化。于是重点不在促使游牧民族定居下来，而是终止人祭。当时那些惨无人道的礼仪被当地大部分印第安民众所接受，因此，西班牙人，如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Francisco Vitoria）在其《论西班牙对野蛮人的战争法权》（De jure belli Hispanorum in Barbaros，1539）中所言，不仅要干预、解救那些将被献祭的牺牲者，同时他们还要建立一个足以阻止土著民继续推行这套礼制的政权。[10]“野蛮人”从未对西班牙的政权构成过威胁，从西班牙世界帝国的崛起到衰落，他们自始至终都只是帝国政治的客体。[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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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皇俄国，哥萨克人的情形介于古罗马蛮族和西班牙人所遭遇的蛮人之间。正是哥萨克人的游牧民生活方式使他们有能力守卫那迷失于无垠草原之间的帝国边界 免受其他外来游牧民族的侵扰。也正因如此，沙俄无意让他们定居下来。当沙皇让这些半野蛮的民族加入戍守帝国的行列之中，其实是冒着一定风险的。风险在于，蛮族在帝国疆域内有强烈的反叛倾向和劫掠冲动。要知道，正是有了哥萨克人的鼎力支持，18世纪早期俄国的农民起义才如此风起云涌，也因之而对帝国政权更具威胁。即便从18世纪50年代开始哥萨克骑兵已更加紧密地融入了沙俄军队，他们依然是沙俄帝国使命中一个有点说不过去的因子：有鉴于他们的作战方式，很多俄国观察家都不禁质问，沙俄帝国这些所谓文明教化之师难道不是比被征服的高加索及中亚地区的民众更为野蛮吗？[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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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欧洲人的观念里，阿拉伯奴隶猎手和奴隶贩子臭名昭著，已然成为野蛮人的代名词，于是欧洲殖民列强的帝国使命也直接针对这帮人。猎奴和贩毒由来已久，它源于非洲的阿拉伯人地区，纵深蔓延至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它为欧洲人在整个西非和东非地区夺取当地政权提供了一个正当理由，至少是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13]然而，在另一方面，欧洲列强也通过指责自己霸权竞争对手的野蛮行径来为自己的主导权辩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就指责协约国从海外殖民地搬来土著兵团为欧洲殖民者作战，从而使整个战事野蛮化。反过来，协约国这边也针锋相对，痛批德国人。后者在侵入比利时的战役中，以极为野蛮之法对当地平民犯下滔天罪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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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使命中的文明教化的成分越是突出，蛮人的反面形象便越显得清晰和突出。这一点也反映在近年来围绕恐怖主义尤其是自杀式恐怖袭击的一系列论辩中。而在那些族群冲突触发的战争中所发生的现代大屠杀，才让我们最真切地感受到野蛮力量在今天所带来的威胁。[15]在公共舆论中，那些在富足世界的边缘参与种族屠杀的士兵，那些渗入富足世界的恐怖主义者，都是新帝国那用以文明教化之国家暴力所应打击的对象。不过，野蛮人不仅要跳离文明化的要求，而且一旦成功突入帝国空间，他们将成为和平和繁荣的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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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蛮族论的概述，参见Schneider：Der Barbar，以及 Nippel：Griechen，Barbaren und 《Wilde》；关于在从帝国大一统观念向民族认同基础上建立的多元体过渡的过程中，蛮族论的结构和功能，可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Nationenbildung，第130页起若干页；关于在蛮族论中被视为野蛮者的一方如何反应，参见同书，第210页起若干页，以及 von See：Barbar，Germane，Arier，第3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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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观点及随后的一些论点是从Reinhard Koselleck的杰作Zur historisch-politischen Semantik asymmetrischer Gegenbegriffe中得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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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Nippel：Griechische Kolonisation；Francisco de Vitoria把西班牙的征服运动作为取缔人祭的政策而赋予征服运动以合法性，这一点可参见本书作者妻子Marina Münkle：Entdecker und Eroberer，第173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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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中国，随着南宋政权与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南北并峙，华夷之分的观念进一步加深。落入蛮夷之手的汉族女子如何惨遭厄运的街谈巷议对这种观念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影响，可参见Ebrey：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第150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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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Die neuen Kriege，第14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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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罗马军队蛮族化及其后果，参见Heuss：Römische Geschichte，第484页起若干页，以及Goldsworthy：Die Legionen Roms第208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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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Schmidt-Glintzer：China，第16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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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brey：The Cambridge Illustated History of China，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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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brey：The Cambridge Illustated History of China，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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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Vitoria在1538年发表的文章De indis recenter inventis（《关于最近发现的美洲印第安人》）中还坚持认为：西班牙对印第安人仅有的法律诉求是在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上自由旅行和自由传教两种权利。只有在他们行使这两项权利遭到土著人暴力阻挠时，西班牙人才可以使用武力。关于西班牙统治形式与合法性议题，极为精辟的讨论参见Pagden：Spanish Imperialism，第13～36页；但首先可以参见本书作者妻子Marina Münkler：Entdecker und Eroberer，第172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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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Bitterli：Die Entdeckung und Eroberung der Welt第1卷，第5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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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此，参见Figes：Natasha’s Dance，第37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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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欧洲人抵制阿拉伯人贩奴的行动，参见Albertini：Europäische Kolonialherrschaft，第453页和第513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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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Jeismann：Propaganda，以及 Hamann：Der Erste Weltkrieg，第34页起若干页，第42页起若干页。在这两种情况下，野蛮的形象都被烙上滥施性暴力的深深污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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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自杀式袭击对规则的拒斥，参见Reuter：Mein Leben ist eine Waffe，第9～31页；关于发生在卢旺达、国际社会本该阻止得了的大屠杀，可参见Des Forges：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Genocide in Rwanda，第59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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