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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蛮族论的概述，参见Schneider：Der Barbar，以及 Nippel：Griechen，Barbaren und 《Wilde》；关于在从帝国大一统观念向民族认同基础上建立的多元体过渡的过程中，蛮族论的结构和功能，可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Nationenbildung，第130页起若干页；关于在蛮族论中被视为野蛮者的一方如何反应，参见同书，第210页起若干页，以及 von See：Barbar，Germane，Arier，第3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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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观点及随后的一些论点是从Reinhard Koselleck的杰作Zur historisch-politischen Semantik asymmetrischer Gegenbegriffe中得到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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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Nippel：Griechische Kolonisation；Francisco de Vitoria把西班牙的征服运动作为取缔人祭的政策而赋予征服运动以合法性，这一点可参见本书作者妻子Marina Münkle：Entdecker und Eroberer，第173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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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中国，随着南宋政权与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南北并峙，华夷之分的观念进一步加深。落入蛮夷之手的汉族女子如何惨遭厄运的街谈巷议对这种观念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影响，可参见Ebrey：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第150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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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Die neuen Kriege，第14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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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罗马军队蛮族化及其后果，参见Heuss：Römische Geschichte，第484页起若干页，以及Goldsworthy：Die Legionen Roms第208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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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Schmidt-Glintzer：China，第16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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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brey：The Cambridge Illustated History of China，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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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brey：The Cambridge Illustated History of China，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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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Vitoria在1538年发表的文章De indis recenter inventis（《关于最近发现的美洲印第安人》）中还坚持认为：西班牙对印第安人仅有的法律诉求是在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上自由旅行和自由传教两种权利。只有在他们行使这两项权利遭到土著人暴力阻挠时，西班牙人才可以使用武力。关于西班牙统治形式与合法性议题，极为精辟的讨论参见Pagden：Spanish Imperialism，第13～36页；但首先可以参见本书作者妻子Marina Münkler：Entdecker und Eroberer，第172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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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Bitterli：Die Entdeckung und Eroberung der Welt第1卷，第5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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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此，参见Figes：Natasha’s Dance，第37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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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欧洲人抵制阿拉伯人贩奴的行动，参见Albertini：Europäische Kolonialherrschaft，第453页和第513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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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Jeismann：Propaganda，以及 Hamann：Der Erste Weltkrieg，第34页起若干页，第42页起若干页。在这两种情况下，野蛮的形象都被烙上滥施性暴力的深深污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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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关于自杀式袭击对规则的拒斥，参见Reuter：Mein Leben ist eine Waffe，第9～31页；关于发生在卢旺达、国际社会本该阻止得了的大屠杀，可参见Des Forges：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Genocide in Rwanda，第595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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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繁荣：帝国统治正当性的源泉和统治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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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帝国使命为帝国中心的精英指引了方向，而蛮族论则将帝国空间的秩序同混沌的周遭世界划清了界线，那么繁荣承诺则应当由帝国向其治下所有芸芸众生传达。这项承诺涉及的不是那些远大目标，或者一些虚幻的架构，而是帝国对其境内所有百姓许诺的实实在在的实惠：帝国之疆，丰衣足食；帝界之外，贫困交迫。因此，帝国体系向外扩展、延伸，对边缘而言，不啻福音佳讯。事实上，繁荣承诺也正是帝国证明其存在正当性的最有力依据之一。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帝国的边界确实也是由富转贫的分水岭。然而，事实能否如此，还取决于帝国的类型及其行使权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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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的典型特征是，它们不会将其统治方式从剥削型过渡到投资型，或者说是文明教化型。在这些征服者眼里，那些被征服之地，归根结底就是战利品；同样，他们也将占领地作为战利品来对待。由于被征服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文化上优于那些游牧民征服者，于是后者只能将其统治筑垒于武力和掠夺之上。在这种情形下，要维系帝国统治变得相当艰难。通常他们都或多或少依赖定期的突袭、掳掠得以苟延残喘。如若他们也拿繁荣承诺来证明其帝国正义性，那恐怕是骗人的把戏，大概没人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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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心和边缘之间那种压倒性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绝非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仅仅体现在草原帝国对其领土空间的短命统治上，其实也屡见于早期的海洋帝国。葡萄牙和荷兰的贸易霸权曾经涵盖从印度到东南亚的广袤地区，他们这种霸权在本质上也是剥削性的，跟投资建设几乎沾不上关系。但是，他们得以统治的基石，是维护而非破坏当地既有的统治体系及社会结构。他们的占有方式，是交易，而非武力。草原骑兵为了夺取财富，攻破继而摧毁挡其去路的一切秩序体系。而那些商人冒险家则紧随新世界发现者的步伐，建立海洋帝国；顺应而不伤及当地既存秩序结构和生产关系，并作为纽带，将它们连为一体。他们牢牢掌控远洋贸易，实现大区域间的经贸往来，并按他们自己的意愿支配着国际间的贸易条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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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时间一长，随着贸易额的逐年增长，欧洲的商贸统治也削弱了当地既存的社会及政治结构。贸易帝国曾经十分依赖的那些社会及政治条件受到了侵蚀，这种侵蚀悄然不觉，但日积月累。在一定程度上，贸易帝国仍需仰赖这些条件过活，但终有一天，帝国会将其蚕食一空。到那时，帝国要继续生存，就必须为当地统治体系及社会结构之稳固投资出力了。这种投资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助，制造技术的输出，鼎助其建立工业，在大城市和军事战略要地设立兵营，也可以是派遣行政管理人员帮助当地人建立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但这样一来，不可避免也会引起帝国成本的增加。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心为了在帝国政策中继续牟利，几乎总是选择退出直接管理，退回到商业技术手段的掌控上；并转向寻求更为有利的贸易条件，以获得更高商业利润。如果我们静观细察世界经济史前后发展的脉络，会发现在20世纪下半叶，全球性经济体已取代了昔日的海洋帝国和贸易帝国。而且，在一段时间里，这些经济体的运行成本远低于从前的帝国。这一优势能否长期保持，则是另一回事了。这一点，我们在下文还会讨论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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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跨越奥古斯都门槛，[3]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任由中心慢慢掏空边缘之外的另一种处理边缘问题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帝国会在相对较早的时间点开始往边缘投资，以唤起边缘对帝国秩序长治久安的关心。在这方面，帝国手里有三个政策选择，它们既可以单独运用，也可以——如现实中更常见的那样——组合起来运用。第一种可能：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帝国之境天下太平，安全旅行和经商的机会，以及司法保障等。这些好处，身在帝国边缘的民众完全跟帝国中心的同胞一样，人人有份。也就是说，在享用公共产品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帝国子民会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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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提供公共产品以外，还可以通过强化境内经济依存关系，进而促进帝国空间的繁荣。为此，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产于帝国各区的商品，必须多元互补，能够充分满足帝国境内的互通有无。比如说，在古罗马帝疆之内，西西里、埃及和北非提供粮食，而意大利则输出葡萄酒和橄榄油。[4]也就是说，帝国空间内的经济依存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是境内各地生产剩余产品的商品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此，贸易量增加，商品交换持续发展。当然，商品经济生产和贸易发展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航道和商路是否安全畅通。所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提高经济依存度这两者可谓息息相关、唇齿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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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帝国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贸易空间的安全。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贸易空间是伴随帝国扩张才被真正开拓出来：工匠和工程师紧随军队而来，扩建或新建贸易港口，建造道路和桥梁，最终将帝国的统治空间变成经济空间。公元前2世纪，古罗马人伟大的筑路工程彪炳史册。亚壁古道（via Appia），弗拉米尼亚古道（via Flaminia），艾米利亚古道（via Aemilia）等，这些深思熟虑和用心良苦的项目不仅仅为了在经济和军事上打通帝国四境，同时也显示出，罗马有意锤炼并完善自己建设帝国的能力。罗马人在建造桥梁方面累积的经验，为他们修筑笔直的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这之前，古商道往往蜿蜒曲折，仅驮畜可通行；马车只能望之兴叹。而今，这些羊肠小道变成了由石子铺成的笔直大道（四季可用），这些都成为帝国文明伟绩的象征。除去军事和经济上的实用价值外，这些道路也通向了帝国空间的罗马化及其文化大一统。在戴克里先皇帝在位期间，罗马帝国全境道路网总长最终达到85000公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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