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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帝国繁荣的第三个选项，是向边缘地区直接投资出力，从而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拉近边缘与中心的距离。这种边缘投资，用帝国主义理论是无法解释的。而帝国理论，在解读边缘投资时也 不得不将其归因为帝国的长远战略考量。可这一战略考量的长远性，充其量也只有从帝国使命的角度讲得通，但没办法在当权精英的实际政策中找到注脚。总的来说，这样的文明化投资在帝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当然，草原帝国除外。鼎盛时期的海洋帝国同样不在此列，而当从海洋起家的超级帝国将其统治触角伸向陆地，或者在陆地帝国根深固本，稳住了阵脚以后，这样的文明化投资总会出现。英国人属于前一种情况，后者的典型例子有中国，而罗马大致相当于两种情况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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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帝国能成功兑现繁荣承诺，借助蛮族论搭起一道看不见的虚构边界，永葆帝国使命的可信度，最后，保障四境之内天下太平，那么帝国就可实现长治久安，国祚永续。上述这种多管齐下的合力可确保帝国的延续，反之，一旦其中某些环节失灵，那么就会把帝国推上衰败的歧途。与此同时，帝国的敌人也潜伏于这些失灵环节，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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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然若完全放弃军事手段，建立海洋帝国和贸易帝国也无从谈起。正是卡拉维尔帆船（caravel）和西班牙大帆船（galleon，也称盖伦帆船）奠定了欧洲的优势地位，参见Cipolla：Guns，Sails and Empires，第8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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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本书下文，第240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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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本书上文，第112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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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此详见Potter：Roman Italy，第182页起若干页，以及Doyle：Empires，第102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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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Potter：Roman Italy，第125页起若干页；有关戴克里先时代的道路网的数据，参见同一出处，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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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英属印度建设的铁路系统以及电报的意义，参见Ferguson：Empire，第169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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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关苏联控制下的经济区的崩解，参见Kapuściński：Imperium，第107页起若干页，以及Kemig：Lenins Reich in Trümmern，第33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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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维特的帝国政策，参见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第342页起；Geyer：Russian Imperialism，第144页起若干页；Stökl：Russische Geschichte，第610～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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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osking：Russia：People and Empire，第34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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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铁路对于提高运输系统效率的意义，参见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第242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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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参见Bernecker：Spanische Geschichte，第62页起若干页，以及 Cipolla：Die Odyssee des spanischen Silbers，第9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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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此及随后一些内容，见König：Der Zerfall des Spanischen Reiches in Amerika，第128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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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Ebrey：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第8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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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见Ebrey：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第141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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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第五章 帝国落败于弱者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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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帝国挫败于强大的竞争对手。它们要么在战场上折戟沉沙，被打回区域强国的原形；要么遭到严重削弱，以至于在接踵而来的国内革命和内战的冲击下，消失于世界政治大版图。拿破仑帝国和威廉皇帝的德国，与其说是真正的帝国，倒更像是帝国候选者。它们在遭受军事重创之后，都依战胜国的决议成了民族国家，且在国力与规模上也按欧洲均势的内在要求受到了约制。虽然过程更富戏剧性，但这两个国家的军事挫败，其实都不过是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帝国失利的翻版。[1]与之大相径庭的是沙俄、奥斯曼帝国及哈布斯堡皇朝的命运。它们的失败归因于多重因素的组合拳：帝国国内的积弱，军事上败于权力政治上的对手；最后，国内人民揭竿而起，点燃了革命烈火。如果说，拿破仑的法兰西和威廉的德意志直接溃败于各自劲敌的军事优势之下，那么在另一边，军事实力只是压倒早已陷入长期衰退的沙俄、奥匈及奥斯曼的最后一根稻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正是它们用以扭转帝国败势的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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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败于强敌的帝国而言，面对弱小对手帝国马失前蹄的例子更加发人深省。人们起初完全没有料到，那些弱小势力有朝一日竟会成为帝国大患。倘若帝国行为体被势均力敌或者力胜一筹的对手所遏制，说明帝国的一个关键特质在它们身上尚显不足——世界统治力或者最起码对自己“世界”的绝对主宰力。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只是狭义的帝国，因为按照帝国的严格定义，在它们的“世界”里找不到一个对手与之匹敌，遑论力胜一筹了。那么我们在这里观察到的，本质上就并非帝国的失败，而是大国的兴衰。对于后一个话题，大国理论或霸权战争理论有过阐释，[2]但是这个话题跟帝国秩序及其衰落的主题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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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前文所述，在现实中霸权国家同帝国之间绝非判若鸿沟。它们的差异，并非总如概念所示那么清晰可辨、一目了然。事实上，不同帝国的“世界”，大可相互交叠。17世纪的西班牙和英国之间的情形便是如此。再比如七年战争期间争夺北美霸权的英国和法国。还有一个例子，是沿黑海至兴都库什山脉一线互起争端的英国和俄国。在这些不同帝国“世界”犬牙交错的重叠区域，霸权之战与帝国战争交织在一起，在那里上演的，究竟是强国之间争夺主导权[3]，还是帝国势力镇压反帝国行为体的抗争[4]，并非总是一目了然。在东西对抗的冷战时期，所谓代理人战争，大致符合下述模式：两大帝国中的一方，披上了反帝的外衣，假借反帝国之名，给对手的帝国边缘上爆发的反抗运动推波助澜，从而将霸权冲突维持在小范围的拳来脚往、小打小闹上。毕竟双方都慑于对方的核武器威胁，这样的霸权冲突已经不再会以大规模战争的方式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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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帝国在其边缘同较弱的反帝国行为体陷入冲突时，那冲突是确实只关乎反帝国行为体，还是说背后虎视眈眈地站着另一个帝国“世界”的中心，这一点并非总是一望可知。也许，后者正处心积虑蛰伏于对手的“世界”里，或者隐匿于夹在敌我世界之间的真空地带，伺机给霸权竞争对手制造失败。在越南，美国遭遇了这样的失败，而后来出兵阿富汗的苏联也一样。这还只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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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霸权竞争国家拥有了核武器及核武投送系统，大规模霸权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但在这之前，情况则完全不同，发生在帝国边缘——如果那里正好是帝国候选者们利益场和势力范围交叠之地的话——那些小小的帝国战役总潜藏着升级为霸权战争的危险。欧洲列强纷纷卷入“一战”，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奥匈帝国军队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伯爵眼中，他竭力主张的对塞尔维亚之战不过就是一场小小的帝国战争，旨在教训或消灭那破坏奥匈帝国内部和平的敌手。虽然在战争的第一年，奥匈帝国军队出师不利，[5]但没有人怀疑他们将最终击败塞尔维亚。不出意外的话，这次交锋将同过去众多巴尔干战争一样，只是区域性强权按照其利益诉求重塑地区政治格局的又一次努力而已。然而俄国的参战让情势急转直下。俄国人素来自视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民族的守护神，且力图借此之名进一步推进它的帝国势力范围，于是自然站到了塞尔维亚一边。当俄国人实施全国总动员之后，一场小规模的帝国战争顷刻间演变为一场霸权大战，而这场战争最终断送了欧洲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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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战争波及区域的有限性是帝国战争的固有特点。而霸权战争则不同，它颇具星火燎原之后劲，冲突往往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地区被卷入其中。基于这些原因，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反帝国行为主体倾向于将它们对帝国统治的抗争变成霸权战争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一旦得逞，它们成功贯彻自己政治意愿的机会便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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