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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帝国的军政领袖其实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如果介入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势必会引爆一场霸权大战，战火恐将超出传统帝国战争的地域范围，烧到巴尔干地区之外。如果必须得在空间上扩大战事，德国人至少希望能在时间上把控战事，唯有如此才可最终赢得战争。这正是当时德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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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计划的关键点：它计划在西线奇袭法国，迅速逼其就范，然后集中全部兵力迎击东边的俄国。从德国的长远利益来看，速战速决重于一切。因为，一旦战事拖得太久，德国迫于地缘政治的劣势，会有腹部受敌之虞。为了在时间上掌控战争进程，德国采取了积极的进攻性战略。但这无疑也是极大的冒险。当柏林也意识到这一冒险已让它深陷危局，便竭力在最后关头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6]但当局势发展到1914年7月底的时候，一切努力都为时已晚。德国人铸成了大错，他们任由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起了一场规模有限的帝国战争，却没有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来避免自己陷入霸权战争的泥沼。而这场霸权战争规模之大，影响之巨，远非一场发生在欧洲边缘的帝国战争可以比拟。[7]而且我们看到，随着帝国战争演变为霸权战争，德国人在时间上的自主权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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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尔维亚战例中，我们再次清晰地看到，在欧洲成功实现帝国政治的可能性大异于其他大陆。当美国 在中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发动小规模帝国战争时，它不必担心与诸多强国发生冲撞。最多也就是如1898年美西战争那样，碰上一个“大国”对手而已，而且还是一个没有盟友的孤强。[8]而欧洲的情形截然不同。每一次小小的帝国战争都隐藏着升级为一场霸权大战的威胁。就连沙俄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挑起帝国战争之时，也没有随之卷入一场霸权冲突的远忧。只是在东亚，情况稍有不同。因为日本迅速崛起后，已跃升为一个怀有帝国野心的强权。按俄国人的最初打算，1904年的日俄战争本只是一场帝国战争；但情势骤变，很快战斗转变为一场大规模的霸权战争。结果，俄国人铩羽而归，战争失利，他们在欧洲的地位也被削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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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英国也做到了在挑起帝国战争的时候，不招惹其他的霸权竞争对手。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比如攻占埃及的战争，同样还有它随后在喀土穆镇压马赫迪起义的苏丹战役——这一战可谓伊斯兰主义的先声。另一佐证是在南非爆发的第二次布尔战争。当时，虽然德皇威廉二世在“克鲁格电报”（Krüger-Depesche）中向布尔人示好，但并未在实际行动中给予后者任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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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人来说，最大的一次危险出现在1898年的法绍达（Faschoda）事件中。那时的英国距离一场霸权战争仅一步之遥。当时，英国基奇纳（Kitchener）伯爵率领的远征军在南苏丹一个叫法绍达的小地方与马尔尚（Marchand）少将所率的法国军队狭路相逢，一时间两大帝国强权剑拔弩张。双方火药味十足地对峙了数周之久。[10]幸亏是在非洲，大家还能妥协、忍让，撤军收场。要是在欧洲，事态发展将不堪设想。此外，远在非洲高加索、加勒比海或者菲律宾，战争的爆发即使意味着对平民的血腥暴行，也难以在社会中激起惊涛骇浪；如果发生在欧洲，恐怕政府早已被淹没在一片愤怒的声讨中了。换句话说，在欧洲，所有战争呈现对称性倾向，而在欧洲之外的战争有可能呈现非对称态势。在非对称战争中，帝国在技术和组织上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正因如此，所谓帝国过度延伸（imperial overstretch）问题，主要出现在欧洲之外的地区。而且它很快又带出另一个新问题，即面对帝国非对称性优势，反帝国行为体是否还有可能，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其政治意图。它们必须找到一条出路，转弱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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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Ludwig Dehio（Gleichgewicht oder Hegemonie）看来，近代欧洲的历史有一个鲜明特点：先后四大霸权雄踞欧洲大陆——西班牙帝国，在腓力二世时期江河日下；法兰西第一帝国，毁于路易十四手里；法兰西第二帝国，终结于拿破仑；最后是德意志帝国。在他看来，德意志帝国始自俾斯麦的统一，瓦解于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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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Gilpin：War and Change，第186页起若干页，以及Mearsheimer：The S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第3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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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霸权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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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帝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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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eegan：The First World War，第219页起若干页；Strachan：Der Erste Weltkrieg，第44页起若干页；战争开始时，造成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战线的军事行动一溃千里的直接原因，是奥匈在俄国参战后被迫对其军队进行了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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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整个事件的始末以及战争逻辑的独立性，参见Baumgart：Die Julik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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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关于战债问题的争论中，对于德国1914年7月的参战行为，大致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德国外交手段过于拙劣，另一种则认为德国是有意参战——此前不久爆发的巴尔干半岛危机只不过给了德国一个开战的口实。德国的最终目的是拆散由法、俄、英三国组成的帝国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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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Schley：Die Kriege der USA，第58～63页；关于美国小规模帝国战争的论述，参见Boot：The Savage Wars of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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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国对俄国的战败忧心不已。对法国而言，俄国的战败意味着它最重要的盟友遭到严重削弱。战后俄国大举借债力图实现军事的现代化，同时推进铁路运输网的扩建工程。这些举动又加深了德国方面的疑惧。参见Howard：Kurze Geschichte des Ersten Krieges，第36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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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具体内容参见Lewis：The Race to Fasho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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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帝国过度延伸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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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帝国过度延伸以及它对帝国稳定的长远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可上溯至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里程碑式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1766～1788年）。[1]他透过罗马历史，同时参考当时英国的发展轨迹分析指出，帝国最严峻的挑战来自一种在疆域上过度延伸以及不加节制地包揽任务和责任的倾向。在新近的史学文献中，它们分别被称为过度延伸（overstretch）和过度承诺（overcommitment）。按这一理论的说法，帝国暂时从那些并非利益攸关的地区撤出，或者适时卸下那些在特定时局下挑起的职责，这些都符合帝国的生存利益。正是通过这一点，可以看出，帝国的生存需求同主权国家世界的运行之理完全背道而驰：帝国受到的空间之羁缚和公约之约束越少，则其稳定性越强；而主权国家世界（Staatenwelt）则相反，其中的成员国受领土和公约的制约越强，体系就越能实现其稳定与和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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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过度延伸这一概念，传统的理解是对控制区域的 过度扩展。在这样的语境下，避免过度延伸几乎意味着收缩边界，放弃某些领土。不过，过度延伸和过度承诺的观点主要适用于陆地帝国，同昔日海洋帝国只有有限的关联。对于后者而言，只有当它们跨过那些港口和贸易据点，深入大陆腹地，才会遭遇与传统陆地帝国相同的困境，空间过度延伸的危险才会降到它们头上。否则的话，海洋帝国凭借其机动灵活的海上舰队，足以纾解空间上过度延伸的压力。[3]同戍守边境的陆军部队不同，海军舰队作为一支守卫力量，始终游移不居。海上防线的延伸，也并不一定会带来扩展军力及成本陡增的压力。正因如此，蕞尔之邦如葡萄牙，也可气吞万里如虎，雄霸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国际贸易长达一个多世纪。这一规律在大英帝国身上更是展现无遗。英国海军实力之所以强劲，不仅因为舰队规模庞大，更得益于过硬的舰艇质量，船员出色的航海技术，以及海军将领在广阔海域指挥作战的高超战略战术水平。另外，对大英帝国的实力而言，船舶在港受载期大大缩短的作用不容小觑，可以说跟扩增服役战舰同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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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效能储备，是传统陆地帝国在维护边缘及疆域安全时并不具备的。所以，可以说陆地帝国的过度延伸问题，跟海洋帝国所面临的，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简单说来，对海洋帝国而言，抓住技术创新之先机远比开疆拓土、扩张领土领地更为重要。海洋帝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它需将运用最新造船工艺及武器制造技术所耗费的资源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便腾出一部分资源注入新技术的开发，并抢在竞争对手之前将新技术大量投入运用。所以毫不奇怪，第一次大规模军备竞赛正是发生在海军领域，即大不列颠和德意志帝国之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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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帝国统治的新领地，领空乃至外太空被先后开发，科技优势的重要性随之一步又一步提升。如今，领土边界上的过度延伸问题已经没那么重要。这样一来，收缩边界也就不再是解决帝国过度延伸问题的方案了。严格说来，如今的美利坚帝国只剩下一些虚拟的边界。它们是根据潜在反对力量所拥有的武器技术，准确地说是核武器及核武器投送系统来划定的。除去上述这一顾忌，美帝国凭借对领空的绝对主宰力已慢慢成为一个无边界的帝国。倘若美国从它凭借强大技术优势获得控制权的区域中撤离，那已经无法套用所谓“拉直防线”的领土模式来解释了，特别是如果它从领空和外太空层撤离，将无异于宣告帝国权力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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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过度延伸的真正风险在地面。因为，在地面要发挥技术优势，有一定的局限性。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反帝国行为体面对帝国的强大军队面无惧色。它们坚信通过积极备战，鼓舞将士为国捐躯，可以弥补其技术上的不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期开始，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军队成功运用游击战术抗击了德国及其盟友的侵略军，由此开启了一个游击战争时代，这个时代直到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才暂时谢幕。[5]对反帝国行为体而言，历史的记忆仍历历在目，它们从中看到了胜利的微光。它们冀望 借用这一战术来扳倒哪怕最现代化的帝国。事实上，正是亚洲大陆上风起云涌的游击战大大加速了欧洲殖民帝国的朽亡。无论是越战中的美国，还是侵入阿富汗的苏联军队，面对当地巧用游击战术的对手，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交战数年下来，帝国雄师被拖得兵疲马困，只得黯然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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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拥有巨大优势的帝国在地面战中并非不可战胜。尤其是碰到坚韧不拔的对手，只要后者避开硬碰硬的决战，拖长战线，稳扎稳打，以弱胜强则不无可能。[6]在历史上，这样的战例不胜枚举：比如日耳曼部族面对向威悉河（Weser）和易北河进犯的罗马人奋起抵抗，再比如西班牙反抗拿破仑军队的游击战，包括最终颠覆了欧洲殖民帝国的各地民族解放战争。在这些战争中，反帝国行为体充分利用帝国过度延伸所暴露的问题，依托帝国触角深入腹地所造成的空间纵深，一举抓住帝国的软肋。因为帝国过度延伸，意味着补给线的延长；补给线越长，越容易遭受攻击。帝国在疆域上将触角伸得越远，留给反抗者以小股力量即可攻破的靶子也就越多。通过不断对这些薄弱点进行攻击，日削月割，也可最终重创帝国。除去少数例外，[7]反帝国行为体在正面会战中罕有胜绩，它们的胜利是通过不断消磨对手的斗志和力量来获得的。它们拖垮了帝国，最终逼其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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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过度延伸问题，战争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论及常规作战方式时，用了“进攻顶点”（Kulminationspunkt）一词进行阐释。他认为，“进攻顶点”涉及的是 进攻力量削弱的特殊问题。这在他眼里也是战略上的一个主要问题。[8]进攻者在敌方地盘挺进得越深，它的绝对力量减弱得越厉害。如果这种力量随着进攻的推进，减弱得并不像防御方那么快，也就是说绝对力量的削减换来了相对力量的上升，那么这时进攻方力量的减弱才没有超出它可以承受的范围。然而，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这一原则仅适用于地域有限的作战情形。倘若对手拥有超大的战略纵深，双方的力量对比会完全颠倒过来：进攻一方推进攻势时，要比防御方防守时消耗更多的资源。即便如此，进攻方还是有机会达成目标，但必须满足一些条件，诸如对手已师老兵疲，厌战情绪高涨，再也无法弥补失地的巨大损失，且急于媾和。那么“进攻方可以像买东西一样获得一些媾和谈判时对它有利的条件，但这必须先以自己的军队为代价，付出现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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