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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帝国的过度延伸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客观量,无法依照地缘政治学或地缘战略学的理论参数 度量和计算。二战期间,游击战策略重见天日,战后欧洲社会对和平的渴求,特别是全力重建满目疮痍的欧洲家园的决心,这些都极大促进了帝国过度延伸界线的重新界定。此外还有边缘民众在政治上的觉醒,于是突然之间,那些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都固属于帝国的领地就变成了被帝国过度延伸的土地。这正是当年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的观点。他在1960年即将结束其非洲之行时发表演讲说,一股“变革之风”正横扫帝国之境。[22]在那些从前怎么也谈不上过度延伸的地方,现在人们也一口咬定存在过度延伸问题。当然,这一方面归因为帝国中心的衰退,但另一方面,更得益于边缘的振兴和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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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衰退,可以通过统计数据来解读,但边缘的壮大却不行。殖民地、保护国和托管地在脱离殖民统治之前,并没有出现所谓经济的起飞,真正让边缘壮大起来的,几乎无一例外的首先是它们追求独立的坚强意志以及为达目标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决心。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人曾仅凭数百文官和几千士兵即可统御泱泱疆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边缘对独立的追求引发帝国的统治成本剧烈攀升,另外它也导致帝国过度延伸的界线彻底发生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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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苏联解体之后坚信帝国时代已成明日黄花的人,[23]主要依据的正是我们在上面所叙述的种种时局的发展变迁。然而他们恐怕忽略了一点,即帝国的过度延伸其实是一个动态变量,它会随着冲突各方的资源变化,也会随着动用资源的意愿变化而发生改变。不独如此,它还会随着帝国统治形式的改变而变化。帝国统治形式一经改变,统治的资源和 反抗的资源之间优劣多寡的关系都要重新评估和权衡。当美帝国从领土统治转向了流控制(资本流、信息流、商品流和服务流),当它放弃在地面控制疆域,转向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的领空乃至外太空控制上,传统游击战损耗帝国统治成本的功能就大打折扣了。如今,它已逐渐沦为军阀们发动资源战争的一个工具,[24]却已无法撼动美国权力对全球的控制。隐形轰炸机和巡航导弹都是游击队怎么也奈何不了的武器,如果反抗一方的军事目标远在冲突地区之外,完全遥不可及,那他们即使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持久支持,也是杯水车薪,对战事的走势影响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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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帝国致力于塑造一种非对称优势,将过度延伸界线 往外推移,从而打破那些原本封闭的空间,开拓全新领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身上找到佐证。跟对手相比,它们的军队组织得更高效、装备更优良,往往领导也指挥更加得当。但是最关键一点是它们能长久保持这一优势,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们能将优势制度化。诚然,这仅仅是一种相对微弱的非对称优势。[25]对手只要不懈努力,迎头赶上并非没有可能。比如说,照搬帝国的军事组织为其所用,比如诱拐手艺人和工程师入境,让他们把一身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帝国的对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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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上霸权来说,帝国权力的非对称优势表现得突出很多,它们那装备火炮的 战舰就代表着一种身处边缘的潜在对手所无法企及的技术。而且对手根本不具备掌舵这些战舰的航海能力。[27]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这种巨大的不对称很快扩展到了地面战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898年的恩图曼战役(Omdurman)。在此次战役中,基奇纳伯爵率领的英国远征军借助重炮和新锐武器——马克沁机枪的优势一举击败了兵力数倍于己的马赫迪军队。然而,真正体现非对称优势的并非孰胜孰败的战果,而是双方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落差何等之大:英方仅仅损兵48人,而苏丹军队阵亡人数则高达13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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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拥有非对称优势的对手,如果身处边缘的反帝国行为体以对称方式进行对抗,将注定会失败。只有避开大会战,不跟对手正面交锋,转向袭击敌人的补给线,攻打它们分散的小股部队,从而造就有利于己方的非对称作战情境,这样才能弥补一些技术和组织上的不足。随着帝国在技术上的改进,战略战术的创新,以及帝国控制手段的改变,同时也受到反帝国行为体政治动员能力的影响,帝国的过度延伸界线一次又一次发生推移。有人说,如今这种推移已经骤然减速,几乎停滞不前,或者已经与主权国家的边界合而为一。显然,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诚然,帝国过度延伸的新界线或许不再体现在地理版图上,而更多体现在对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在信息竞争中胜出,以及在技术革命和战略创新中先人一步。总而言之,在技术革新和战略战术创新方面的竞争依然会如火如荼地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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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本的著作不久以前出了一个德文译本,一直叙述到西罗马帝国灭亡,Gibbon:Verfall und Untergang des Römischen Imperi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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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Staatengemeinschaft oder Impe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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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Modelski: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第27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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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Massie:Die Schalen des Zorns,第40页起若干页,第506页起若干页,以及第573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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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Heilbrunn:Die Partisanen in der modernen Kriegsführung;Schulz:Partisanen und Volkskrieg;本书作者Münkler:Der Parti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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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此现在冒出一个流行的集合概念,即“低强度战争”(low intensity war),这方面内容可参见Creveld:The Transformation of War,第57页起若干页,第17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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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avid将所有的例外情况——从条顿堡森林战役到越南奠边府战役,看成是帝国行为体过于自负的结果,参见David:Military Blunders,第221~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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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lausewitz:Vom Kriege,第8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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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lausewitz:Vom Kriege,第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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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lausewitz:Vom Kriege,第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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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讲完“向本国腹地退却”后,紧接着用一章内容阐述了“民众武装”。在他看来,向本国腹地退却和民众武装在功能上是相通的:倘若缺乏向腹地退却所需的战略纵深,那么必须以民众的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获得补偿。因此游击战的政治逻辑在于:“无论一场战役有多关键,一个国家都不应将自己的生死存亡全部押在某一场战役上。即使吃了败仗,也还可以再积蓄出新的有生力量;静待对手因每一次进攻而自然削弱,或是从外界获得支援,这些都可能扭转败局。在灭亡之前,总有一点时间可以争取。就像濒临溺毙的人会出自本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在道德世界的自然法则中,任何一个民族在被逼到悬崖边缘而无路可走时,同样也会不顾一切试遍所有自救之策。”(同一出处,第805页)。帝国在其边缘地区遇上这样困兽犹斗的民族时,将面临帝国过度延伸的巨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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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ohnson:Blow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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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Johnson:Blowback,第4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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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lausewitz:Vom Kriege,第879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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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克劳塞维茨之后,军事历史学家汉斯·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对歼灭战略(Niederwerfungsstrategie)和消耗战略(Ermattungsstrategie)进行了区分。他把前者称为单极战略,因为其目的仅在于彻底摧毁敌军;而消耗战略具有两极性,即根据双方力量的对比和各自政治意图,既可通过军事手腕消耗拖垮对手,也可能诉诸一决胜负的大决战。参见Delbrück:Die Strategie des Perikles,第27页起;详述参见Lange:Hans Delbrück und der “Strategiestreit”。当然有鉴于近些年来游击战的新形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在消耗战略里,同样存在着向单极化演变的趋势:只要游击队面临的不是当地武装,而是帝国的战争机器,那么就几乎没有发生大决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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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这里,1914年指的是英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英国参战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相信自己受到了德国的威胁(参见Howard:Kurze Geschichte des Ersten Weltkrieges,第23页起若干页);而1956年指的是苏伊士运河危机那一年[见本书下文,第221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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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Ferguson:Empire,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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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对这种自我欺骗抱以同情的态度,参见Porter:The Absent-Minded Imperi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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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参见Frey:Das Ende eines Kolonialrei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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