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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Rémond：Frankreich im 20. Jahrhundert，第543页起若干页，第56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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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简明扼要而又鞭辟入里的分析，参见Aron：Clausewitz，第496～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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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引自Ferguson：Empire，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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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见本书下文，第216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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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Kriegsszenarien des 21. Jahrhunderts，特别是第8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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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在文献资料中提到对称与非对称概念时，一般都是非此即彼，这样一来人们就忽略了非对称还有强弱之分。只有灵活运用这对概念，才能真正发挥其学术分析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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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特别是在中国北方的华夏边缘，劫掠手工艺者和工程师曾是活跃在那一带的游牧民族用以弥平同中原之间差距的惯用伎俩。参见Merson：Roads to Xanadu，第54页；这样的手段奥斯曼人也不陌生。经常会有一些来自“西方”的铸炮师来到奥斯曼帝国，为其服务。不过这些人一般不是绑架而来，大多是被收买进来的。参见Cipolla：Guns，Sails and Empires，第94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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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参见Nef：Western Civilization，第84页起若干页，Cipolla：Guns，Sails and Empires，第101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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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这些数据可见于Schweinitz：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India，第242页。恩图曼战役（Omdurman）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为丘吉尔那篇脍炙人口的报道。在两年之前意大利人在阿杜瓦（Adna）一战中负于埃塞俄比亚人，这已经反映出欧洲殖民强国并非战无不胜。对此，参见Brogini Künzi：Der Sieg des Ne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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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政治动员与军事非对称化：反帝国行为体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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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出于生存需要一直竭力将其竞争对手，特别是潜在的反帝国力量排除在与军事有关的技术革新浪潮之外。[1]帝国的领先地位越是建立在技术优势的基石之上，它们越是在保密和防扩散上处心积虑、大做文章。然而在欧洲的国家体系之中，这种排他式做法从未得逞。所有开创性的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几乎都在一夜之间传遍欧洲——至少在西欧和中欧地区向来都畅行无阻。[2]或许正因如此，欧洲才没能孕育出一个长盛不衰的大帝国。或者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欧洲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大帝国，才从根本上杜绝了技术排他式行为。对于在对等性条件下彼此竞争的主权国家而言，“统治秘术”涵盖了从战争预算、同别国所立的秘密协议，到战时方针和危机对策等诸如此类的内容。[3]而对于统领自己“世界”的庞大帝国来说，“统治秘术”则是优势技术的秘密，在任何时候帝国都必须对此守口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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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秘密的一大法宝是给予安全保证：帝国承诺保护其盟友免受攻击，同时它阻止盟友们赶超帝国先进技术水平的努力。这些盟国友邦赶超帝国技术水平的潜力越强大，帝国就越主动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在冷战时期为西欧和日本撑起的“核保护伞”。通过让众盟友从帝国的领先优势中获得实惠，帝国换得了对其领先地位的维系。[4]作为回报，其他国家（除法国外）也乐于将放弃 发展核武器技术的承诺“卖”给帝国；它们则可以将省下来的资金投入其他领域的建设或者用于提高社会福利。人们把这种帝国政策称为“受邀帝国”的政策。如前文所述，它最早可上溯至古代雅典人的同盟政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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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较弱的竞争对手或者干脆是反帝国行为体通过大力发展武器系统，一步步以“对称敌手”的身份来抗衡帝国，最终达到化解帝国非对称军事优势的目的，这种局面将会令帝国头痛得多。当然最棘手的是那些行为体发展核武器及其投送系统。以朝鲜为例，如果它没有核武器，在国际政坛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支区域性力量。而这种情形也适用于任何一个穷国，如果没有关乎世界经济发展的矿藏，本身根本无法引起世人关注。但核武器，或许可以说是那些战略资源的等价物，拥有它可以弥补战略资源匮乏的先天不足。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核武器让一个弱小的弹丸之国在即使面对庞大帝国时也显得坚不可摧，并且让它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隐隐威胁着帝国的安全。正因如此，很多国家不愿安守在帝国或地区霸权的保护伞之下，它们对于建立自己的核武库孜孜以求、雄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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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形势变化，没有哪个帝国可以无动于衷。因为长此以往，帝国自身的威望和权力势必受损。于是帝国自然积极应对，以图改变。以美国为例，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步一步——先是试探性地，然后愈发旗帜鲜明地——通过订立各种条约，从防扩散政策过渡到更主动的反扩散政策（Counterproliferation，也就是说在具备核潜力的国家研制出核武器之前，对其实施军事打击）：一旦有谁拒不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暗地里 或者公然违反条约规定，或以其他方式暴露出加入核武俱乐部的端倪，都会立刻招来美国雷霆万钧般的打压。可以说，没有任何领域能够如此清晰明白地反映出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仅体现在它们目前的大小和强弱上，还体现于在将来变得平等的可能性上。防扩散和反扩散政策其实都是积极“阻止平等”的表现方式。在这个时候，所谓不能让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说辞，常常被拿来当作一个借口，以阻止别国拥有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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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核威慑政策到防核扩散政策的转变，首先表现为核武库的转型：不足1000吨当量的小型战术核武器诞生了，包括强力钻地核弹——号称“掩体粉碎机”——成为实施反核扩散政策的典型武器。与此同时，旨在反扩散的“裁减军备战争”（Abrüstungskrieg）概念也渐渐大行其道。2002年9月，布什主义登场，[6]对存在已久的各种变化趋向做了总结并将之纳入美国政策的政治指导方针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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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布什主义中的防扩散和反扩散政策，有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美国非对称的军事优势——不仅是核武器上的优势，同时也体现在常规军事领域。美国独霸外太空为其国防优势提供支柱，无须与敌人短兵相接，它就能帮助美军轻易接近作战目标。由此便可避开对手游击战的天罗地网，并且完全不给对手攻击补给线、据点及小股部队的机会。特别是高科技武器和特种部队的运用，让对手通过非对称化策略来化解美国非对称优势的努力几乎化为泡影。[8]美国希望以最少的损失，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损失一大，战事一拖久，其 国内民众对战事的热情就会急速降温，他们对军事行动的政治支持也会随之消失殆尽。这也正是那些在边缘发动戡乱而非掠夺战争的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而且帝国政府越民主且民众后英雄主义的心态越重，那么帝国这一软肋便越容易遭受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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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通过研制或购买核武器及远程导弹，以求获得与帝国军事相对平等的地位，这可以视作一种“重建对称”的努力。这项政策望到头，就是地球上所有国家都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世界政治将重归相互对称的棋局。通过核武器扩散来重建对称，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极端方式建立国际政治关系。拥有了核武器，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如人口、经济实力、常规军队及国土面积等，瞬间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至此，在权力政治中唯一的差别就是每个国家的核武威力了。正如英国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揭示的那样，处于自然状态的芸芸众生都是平等的，因为谁都可以杀死他人。即使弱小之人也可以巧用阴谋诡计，干掉最强大的个体。[9]我们不难想象，按照这个思路，如果每个国家都用核武器武装自己，就会造就国际政治关系的一种极端平等状态。然而一旦出现这种平等状态，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也会随之降临人间。我们将“永远生活在暴力死亡的恐惧中，人人自危”，“人类的生活……将是孤独、贫困、龌龊、野蛮和短暂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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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只能让所有国家拥有核武器来重建世界权力政治的对称性关系，那么这种对称重建本身就没有什么政治吸引力可言了；更何况，即使拥有核武器，国家仍有可能遭遇覆亡的灭顶之灾。而且，核武器完全有可能会流入次国家行为体，甚至私人组织手里，后果难料。[11]正因如此，美国旨在维持帝国非对称优势的核不扩散政策，以及它主动的反扩散政策，即使在那些对美国的帝国主宰地位本无好感的地方，也能赢得广泛支持。帝国以自身的权力政治利益为出发点的不扩散政策，反倒让它创造并收获了一种公共产品：避免核战争的相对安全。倘若没有帝国的支配性权力作为后盾，我们真未必敢奢望这样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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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重建对称之路行不通，反帝国行为体只得另做他想。如果它们不满足于游行示威，即发动世界舆论来反抗帝国中心，还要以暴力相抗争的话，那么摆在它们面前的将是一条建立“系统性非对称”的路。[12]因为无论是武器技术还是军事组织，它们都无力撼动帝国政权的根基，它们不得不尝试以持久的小规模战争方式来消磨帝国的斗志，并最终拖垮它。在20世纪下半叶，非对称化的最重要策略非游击战莫属。如今有迹象显示，它有被恐怖主义取代的可能。[13]关于游击战和恐怖主义在政治战略上的差异，我们后文还会讨论。在这里，我们先来谈谈两者的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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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游击战争还是恐怖主义，都极力避免与前来进攻的强国的专业化战争机器正面交锋，它们躲在暗处，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与对手周旋。通过持续不断的奇袭突击消磨敌人意志，破坏敌人的供给线。非对称化战略的目标是不断增加作为攻方的强国的资源损耗，尤其针对攻方在资源上最脆弱的点。增加对手的资源损耗，固然可以通过直接进攻并造成对手有形损失的方式达致，但也可以借助挑衅战略来实现：激怒对手，使之反应过度，从而将它拖入帝国过度延伸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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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和恐怖主义作为反帝国战争的非对称方式，一般来说会极力否定帝国的和平承诺，驳斥和平承诺背后的安全保障。在中心、边缘以及在边缘之外，那个令帝国秩序极具吸引力的要素一旦被毁，那么从中长期来看，民众对整个帝国秩序的认可和接纳也可能随之消散不存。如果帝国无力兑现承诺，或者说兑现承诺的成本太高，甚至以牺牲公民自由权利为代价，那么民众便会收回对帝国秩序的支持和认可。甚至要不了多久，来自中心的支持都会发生动摇。换言之，非对称的暴力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激发民众寻求帝国秩序外的替代秩序，其战略“目标”则是在经济上、精神上消磨对手，拖垮帝国境内的民众。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则是形形色色的暴力渗入，以扰乱帝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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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小者通过非对称化战略建立起来的威力，主要由两大元素构成：一方面，它们想方设法让帝国显得外强中干，绝没有它所宣称的那般坚不可摧、战无不胜；另一方面，它们给帝国施压，诱使帝国继续扩大某些优势来增加它的负担，从而使帝国行动越来越难以为继，最终陷入过度延伸和过度承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这两个元素中，前者主要是象征性的，后者则基本是工具性的。但从实际结果上看，两者可谓殊途同归。借用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概念来说，结果都是导致帝国以“硬实力”取代“软实力”，统治成本因之不断攀升。非对称战略最终是要迫使帝国为了实现统治成本最小化，不得不再次从已经跨过的奥古斯都门槛上折回。[15]这一目的一旦达成，反帝国一方相当于推了世界帝国一把，加速后者从权力之巅的坠落。而且这种坠落不再缓慢而漫长，而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然而反帝国行为体能否得偿所愿，不仅仅取决于它们自身的能力和手腕，同时还得看帝国如何应对。无论是对称冲突还是非对称冲突，都依循行动与对抗行动的模式进行，双方都有机会挫败对方的预谋，让它竹篮打水一场空。只不过非对称冲突的竞技场不同于对称冲突，遵循的是另一套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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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双方的非对称性尤其体现在它们使用暴力的正当性上。双方都极力将对手贬为邪恶的化身，帝国擅长的恶魔论前文已有讨论，[16]而反帝国一方也不甘示弱，同样祭出它的恶魔论，而且几乎同出一辙。重点都是将对方妖魔化，同时将自我神圣化。在双方日益加深的敌意中，对称性和对等性明显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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