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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治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 政治动员与军事非对称化：反帝国行为体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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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出于生存需要一直竭力将其竞争对手，特别是潜在的反帝国力量排除在与军事有关的技术革新浪潮之外。[1]帝国的领先地位越是建立在技术优势的基石之上，它们越是在保密和防扩散上处心积虑、大做文章。然而在欧洲的国家体系之中，这种排他式做法从未得逞。所有开创性的科学技术发展成果，几乎都在一夜之间传遍欧洲——至少在西欧和中欧地区向来都畅行无阻。[2]或许正因如此，欧洲才没能孕育出一个长盛不衰的大帝国。或者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欧洲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大帝国，才从根本上杜绝了技术排他式行为。对于在对等性条件下彼此竞争的主权国家而言，“统治秘术”涵盖了从战争预算、同别国所立的秘密协议，到战时方针和危机对策等诸如此类的内容。[3]而对于统领自己“世界”的庞大帝国来说，“统治秘术”则是优势技术的秘密，在任何时候帝国都必须对此守口如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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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秘密的一大法宝是给予安全保证：帝国承诺保护其盟友免受攻击，同时它阻止盟友们赶超帝国先进技术水平的努力。这些盟国友邦赶超帝国技术水平的潜力越强大，帝国就越主动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在冷战时期为西欧和日本撑起的“核保护伞”。通过让众盟友从帝国的领先优势中获得实惠，帝国换得了对其领先地位的维系。[4]作为回报，其他国家（除法国外）也乐于将放弃 发展核武器技术的承诺“卖”给帝国；它们则可以将省下来的资金投入其他领域的建设或者用于提高社会福利。人们把这种帝国政策称为“受邀帝国”的政策。如前文所述，它最早可上溯至古代雅典人的同盟政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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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较弱的竞争对手或者干脆是反帝国行为体通过大力发展武器系统，一步步以“对称敌手”的身份来抗衡帝国，最终达到化解帝国非对称军事优势的目的，这种局面将会令帝国头痛得多。当然最棘手的是那些行为体发展核武器及其投送系统。以朝鲜为例，如果它没有核武器，在国际政坛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支区域性力量。而这种情形也适用于任何一个穷国，如果没有关乎世界经济发展的矿藏，本身根本无法引起世人关注。但核武器，或许可以说是那些战略资源的等价物，拥有它可以弥补战略资源匮乏的先天不足。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核武器让一个弱小的弹丸之国在即使面对庞大帝国时也显得坚不可摧，并且让它成为帝国的心腹大患，隐隐威胁着帝国的安全。正因如此，很多国家不愿安守在帝国或地区霸权的保护伞之下，它们对于建立自己的核武库孜孜以求、雄心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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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形势变化，没有哪个帝国可以无动于衷。因为长此以往，帝国自身的威望和权力势必受损。于是帝国自然积极应对，以图改变。以美国为例，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步一步——先是试探性地，然后愈发旗帜鲜明地——通过订立各种条约，从防扩散政策过渡到更主动的反扩散政策（Counterproliferation，也就是说在具备核潜力的国家研制出核武器之前，对其实施军事打击）：一旦有谁拒不接受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暗地里 或者公然违反条约规定，或以其他方式暴露出加入核武俱乐部的端倪，都会立刻招来美国雷霆万钧般的打压。可以说，没有任何领域能够如此清晰明白地反映出国际社会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仅体现在它们目前的大小和强弱上，还体现于在将来变得平等的可能性上。防扩散和反扩散政策其实都是积极“阻止平等”的表现方式。在这个时候，所谓不能让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的说辞，常常被拿来当作一个借口，以阻止别国拥有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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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核威慑政策到防核扩散政策的转变，首先表现为核武库的转型：不足1000吨当量的小型战术核武器诞生了，包括强力钻地核弹——号称“掩体粉碎机”——成为实施反核扩散政策的典型武器。与此同时，旨在反扩散的“裁减军备战争”（Abrüstungskrieg）概念也渐渐大行其道。2002年9月，布什主义登场，[6]对存在已久的各种变化趋向做了总结并将之纳入美国政策的政治指导方针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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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布什主义中的防扩散和反扩散政策，有一个根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美国非对称的军事优势——不仅是核武器上的优势，同时也体现在常规军事领域。美国独霸外太空为其国防优势提供支柱，无须与敌人短兵相接，它就能帮助美军轻易接近作战目标。由此便可避开对手游击战的天罗地网，并且完全不给对手攻击补给线、据点及小股部队的机会。特别是高科技武器和特种部队的运用，让对手通过非对称化策略来化解美国非对称优势的努力几乎化为泡影。[8]美国希望以最少的损失，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损失一大，战事一拖久，其 国内民众对战事的热情就会急速降温，他们对军事行动的政治支持也会随之消失殆尽。这也正是那些在边缘发动戡乱而非掠夺战争的帝国的阿喀琉斯之踵，而且帝国政府越民主且民众后英雄主义的心态越重，那么帝国这一软肋便越容易遭受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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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通过研制或购买核武器及远程导弹，以求获得与帝国军事相对平等的地位，这可以视作一种“重建对称”的努力。这项政策望到头，就是地球上所有国家都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世界政治将重归相互对称的棋局。通过核武器扩散来重建对称，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极端方式建立国际政治关系。拥有了核武器，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如人口、经济实力、常规军队及国土面积等，瞬间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至此，在权力政治中唯一的差别就是每个国家的核武威力了。正如英国政治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揭示的那样，处于自然状态的芸芸众生都是平等的，因为谁都可以杀死他人。即使弱小之人也可以巧用阴谋诡计，干掉最强大的个体。[9]我们不难想象，按照这个思路，如果每个国家都用核武器武装自己，就会造就国际政治关系的一种极端平等状态。然而一旦出现这种平等状态，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也会随之降临人间。我们将“永远生活在暴力死亡的恐惧中，人人自危”，“人类的生活……将是孤独、贫困、龌龊、野蛮和短暂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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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只能让所有国家拥有核武器来重建世界权力政治的对称性关系，那么这种对称重建本身就没有什么政治吸引力可言了；更何况，即使拥有核武器，国家仍有可能遭遇覆亡的灭顶之灾。而且，核武器完全有可能会流入次国家行为体，甚至私人组织手里，后果难料。[11]正因如此，美国旨在维持帝国非对称优势的核不扩散政策，以及它主动的反扩散政策，即使在那些对美国的帝国主宰地位本无好感的地方，也能赢得广泛支持。帝国以自身的权力政治利益为出发点的不扩散政策，反倒让它创造并收获了一种公共产品：避免核战争的相对安全。倘若没有帝国的支配性权力作为后盾，我们真未必敢奢望这样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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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重建对称之路行不通，反帝国行为体只得另做他想。如果它们不满足于游行示威，即发动世界舆论来反抗帝国中心，还要以暴力相抗争的话，那么摆在它们面前的将是一条建立“系统性非对称”的路。[12]因为无论是武器技术还是军事组织，它们都无力撼动帝国政权的根基，它们不得不尝试以持久的小规模战争方式来消磨帝国的斗志，并最终拖垮它。在20世纪下半叶，非对称化的最重要策略非游击战莫属。如今有迹象显示，它有被恐怖主义取代的可能。[13]关于游击战和恐怖主义在政治战略上的差异，我们后文还会讨论。在这里，我们先来谈谈两者的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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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游击战争还是恐怖主义，都极力避免与前来进攻的强国的专业化战争机器正面交锋，它们躲在暗处，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地与对手周旋。通过持续不断的奇袭突击消磨敌人意志，破坏敌人的供给线。非对称化战略的目标是不断增加作为攻方的强国的资源损耗，尤其针对攻方在资源上最脆弱的点。增加对手的资源损耗，固然可以通过直接进攻并造成对手有形损失的方式达致，但也可以借助挑衅战略来实现：激怒对手，使之反应过度，从而将它拖入帝国过度延伸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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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和恐怖主义作为反帝国战争的非对称方式，一般来说会极力否定帝国的和平承诺，驳斥和平承诺背后的安全保障。在中心、边缘以及在边缘之外，那个令帝国秩序极具吸引力的要素一旦被毁，那么从中长期来看，民众对整个帝国秩序的认可和接纳也可能随之消散不存。如果帝国无力兑现承诺，或者说兑现承诺的成本太高，甚至以牺牲公民自由权利为代价，那么民众便会收回对帝国秩序的支持和认可。甚至要不了多久，来自中心的支持都会发生动摇。换言之，非对称的暴力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激发民众寻求帝国秩序外的替代秩序，其战略“目标”则是在经济上、精神上消磨对手，拖垮帝国境内的民众。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则是形形色色的暴力渗入，以扰乱帝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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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小者通过非对称化战略建立起来的威力，主要由两大元素构成：一方面，它们想方设法让帝国显得外强中干，绝没有它所宣称的那般坚不可摧、战无不胜；另一方面，它们给帝国施压，诱使帝国继续扩大某些优势来增加它的负担，从而使帝国行动越来越难以为继，最终陷入过度延伸和过度承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这两个元素中，前者主要是象征性的，后者则基本是工具性的。但从实际结果上看，两者可谓殊途同归。借用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概念来说，结果都是导致帝国以“硬实力”取代“软实力”，统治成本因之不断攀升。非对称战略最终是要迫使帝国为了实现统治成本最小化，不得不再次从已经跨过的奥古斯都门槛上折回。[15]这一目的一旦达成，反帝国一方相当于推了世界帝国一把，加速后者从权力之巅的坠落。而且这种坠落不再缓慢而漫长，而是一个不断加速的过程。然而反帝国行为体能否得偿所愿，不仅仅取决于它们自身的能力和手腕，同时还得看帝国如何应对。无论是对称冲突还是非对称冲突，都依循行动与对抗行动的模式进行，双方都有机会挫败对方的预谋，让它竹篮打水一场空。只不过非对称冲突的竞技场不同于对称冲突，遵循的是另一套竞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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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双方的非对称性尤其体现在它们使用暴力的正当性上。双方都极力将对手贬为邪恶的化身，帝国擅长的恶魔论前文已有讨论，[16]而反帝国一方也不甘示弱，同样祭出它的恶魔论，而且几乎同出一辙。重点都是将对方妖魔化，同时将自我神圣化。在双方日益加深的敌意中，对称性和对等性明显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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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帝国行为体眼中，帝国在本质上就是压迫奴役和掠夺的手段与形式，而帝国自诩创造的诸如和平与安定等所谓公共产品，只不过是为了给帝国中心带去实惠，而边缘则遭受系统性冷落。这一点早在经典反帝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中已有论述，它将帝国秩序称为“各国民族的牢笼”。[17]到了20世纪，在民族主义的熊熊烈火中几大帝国都轰然崩塌；然而民族主义自己也没能运用其青睐有加的民族国家政治秩序模式，创造出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来。就在帝国势力被民族主义赶跑的那些地区，民族主义自己后来也 惨遭滑铁卢：在巴尔干半岛、近东和中东地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莫不如此。而在这之前，民族主义曾因解放民族自决权的感召而释放出惊人的威力和无穷的能量。正是这种威力和能量击倒了沙俄、奥斯曼帝国及奥匈帝国，也摧垮了欧洲诸多殖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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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候，民族主义反帝思潮都伴有社会主义帝国批判的影子。不过社会主义批判的矛头对准的主要不是民族压迫，而是帝国在各地的掠夺及剥削的民族等级制度。此外在那些被帝国推动了现代化的边缘，帝国颠覆了当地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在那里游击队恰以民族传统捍卫者的身份应运而生。基于这种挽救传统和祖法的诉求，游击队获得了民众的强烈支持。[18]所有这些对帝国秩序的批判合力剥去了帝国秩序的合法化外衣，鼓动帝国边缘的民众奋起反抗，最终脱离帝国，战胜帝国。由此而生的大小战争和起义都以民族解放战争之名获得了正义性，加上自由之概念又在现代社会获有崇高价值，所以起义者得以充分动员民众，获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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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帝国的角度看，在四海鼎沸的纷争中帝国秩序受到干扰和破坏，为了维护帝国四境之内所有良民的切身利益，有必要采取行动捍卫这一秩序。也就是说，帝国感到职责在肩，必须以无情的铁腕还击那些破坏帝国秩序的敌人。正因如此，帝国和平化的戡乱战争被认为是正义的，而这个“正义战争”的概念确实也正是紧随帝国秩序之成形而诞生。以罗马为例，在扎马战役（Zama）中罗马完胜了同它争夺西地中海霸权的最后一个劲敌——迦太基，在此役获胜之后，罗马人提出了“正义战争”的理念。自此以后战争牵涉的就是戡平或扫除帝国和平的破坏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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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念史的层面上，正义战争这一概念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巴内修斯（Panaitios）和波利比乌斯。这两位从异邦远道来到罗马的斯多葛派学者对这一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西塞罗则将他们的观点发扬光大，发展成正义战争的理论。[19]诚然，从现实政治角度看，这个理论的提出正呼应了罗马在地中海地区所取得的帝国地位。按照这一理论的说法，发动帝国战争并不是出于对称的法理依据，即两个人的决斗，而是一种打击罪犯的行动。可以说，法律依据上的非对称性为构建正义战争理念夯实了基石。这一理念，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帝国战争史。在西班牙，它受到萨拉曼卡学派（Salamanca），尤其是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推崇；[20]在大英帝国，拥护帝国统治的知识分子成为它的新门徒；它在苏联的意识形态中，以及在美国的保守主义理念里，也都留下了飞鸿雪爪。[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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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帝国战争及反帝国战争的非对称局面背后，对应的 正是战争合法性上的非对称：在这些战争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种将对手罪恶化的强烈倾向。敌与我绝非同类，当然也就否定了敌人作为战争方的正义性。结果就是，战争法的规定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对战争难有约束。造成这一局面的症结在于，在帝国战争及反帝国战争中，交战双方实力完全不在一个等级。战争目标有天壤之别，作战原则也判若云泥。发动游击战等于暗中打破国与国交战的“对等性规则系统”，游击队的威力也由此而来；在这一点上，恐怖分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他们恪守交战之正道，将毫无胜算可言。不过，同反帝国行为体交战正酣的帝国军队在遵守战争法这一点上，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也并没有遵从法则的责任感，而且面对神出鬼没的对手持续不断的零敲碎打，常常恼羞成怒，以致反应过度。展开帝国战争及反帝国战争的史卷，我们看到一帧接一帧的大屠杀影像。如果这些大屠杀并非全然出于发动者的恐慌而是具有某种军事意义的话，那么这种军事意义就在于屠杀所造成的恐怖阴云，它让笼罩其中的民众再也不敢支持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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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帝国战争及反帝国战争的非对称性还体现在战争双方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将民众卷入了战事。从中心的视角看，战争是边缘地带的骚乱，帝国的战争机器会很快出面平息，而不应惊扰到帝国众生的安宁生活。而反帝国行为体则不同，它们恰恰要唤醒战火即将烧及的地区之民众，充分动员群众服务于它们的战争目标。倘若宣传手段未能调动起民众，它们也会让老百姓看到帝国强权采取的种种压迫手段，以证明其所谓“帝国秩序不堪忍受”所言非虚。否则的话，反帝国战争在一开始就宣告失败了。反之，一旦帝国边缘的民众，哪怕只有一部分听信了它们的鼓动而认为反帝之战非打不可的话，那么一场冲突将一触即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很快变成帝国身上一处不断化脓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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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游击战还是恐怖主义，都将矛头对准帝国相对短缺的资源。在反帝国战争史上，帝国紧缺的资源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条普遍规律，即一种普遍稀缺的资源是跟智慧和远见直接有关的政治专注力。因为帝国的中心对信息加工和判断的能力总是很快就捉襟见肘，尤其在帝国面对多个边缘地区同时发生反帝国叛乱的挑战时，这一宝贵资源更是急速消耗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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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认知超负荷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当年肯尼迪政府介入越南战争之动因。当时他们并未搞清楚真正的敌人是谁，应以何种方式参战，就贸然踏上了越南的战场。[22]对肯尼迪和约翰逊（Johnson）两位总统以及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来说，发生在越南的冲突是当时全球范围东西方冲突的一部分。然而这却是一个误判。事实上，恰恰在美国先派遣军事顾问，再继以空中打击，最后部署地面部队登陆等一系列愈演愈烈的行动之后，这一冲突才升级为东西方冲突的一部分。于是，到了这个时候苏联和中国虽不直接参战，却也不失时机地假借北约政府之力，暗中使劲，力图将美国拉入旷日持久又劳民伤财的消耗战中。对于越南大部分民众而言，冷战中的东西对抗并非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打的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就像当年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那样，只不过这次的敌人换成了美国。正因如此，他们英勇无惧，即使付出惨重代价，也在所不惜。无论战事如何一步步升级，他们都绝不在政治上让步分寸。而美国人打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让北越政府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就能逼迫北越政府放弃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23]的支持和援助。这样就等于切断了美国在南越的对手的生命线，胜之当易如反掌。然而事实却证明，这只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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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而言，尤其在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看来，越战属于“工具型战争”（instrumenteller Krieg），目的在于达成一个既定的政治目标，即维持“北越属东方阵营，南越归西方阵营”的现状。相反，对越南人而言，这是一场“生存性战争”（existenzieller Krieg），关乎民族生死存亡。[24]美国政府在给战争定性的时候，正是没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帝国精英的所谓认知超负荷，主要就是说他们在面对泱泱帝国所 卷入的形形色色边缘及边界冲突时，习惯了用一成不变的模式来思考、分析和判断。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对于资源更为雄厚的美国来说，越战只能算一次严重失利。而阿富汗事件则直接为苏联帝国敲响了丧钟。[25]无论是越南还是阿富汗，作为弱小者它们都从强者的误判和失算中汲取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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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苏联分别在越南、阿富汗所得到的教训，在本质上其实不过是欧洲殖民列强20世纪40年代晚期至60年代早期所遭遇之滑铁卢的翻版。这些教训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对于现代帝国来说，当一个体量较大的地区充分动员了它的民众使之群起反抗帝国中心政权之时，帝国若还要将其控制于股掌之间，则比登天还难。而这样的反抗往往也奏响了帝国在这一地区统治的尾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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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20世纪反帝国行为体的成功要素迥异于更早的历史时期。在20世纪之前的时代，面对边缘人民的揭竿而起帝国列强报以铁的手腕，血腥镇压，继而建立专制政权，将所有叛乱皆扼杀于萌芽中。直到20世纪初，英国人还有孔武之力，将南非布尔人的抗争镇压下去，从而一举恢复其帝国统治的稳定。在布尔战争中，英国为了彻底消灭游击队的活动基础，釜底抽薪，不惜将布尔平民，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统统赶进“南非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s）里。在这些集中营里，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很多人在此悲惨死去。[27]但随着全球媒体网络连成一体，尤其在六七十年代出现视听新媒体以后，英国人还像从前那样长期执行这类政策，那将是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死亡，一旦这些影像进入人们的视野，恐将激起帝国中心民众潮水般的声讨。在 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相信无须多久帝国就不得不打开集中营的大门放人。因此可以说，如果布尔战争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英国人不大可能会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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