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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战争的例子之所以发人深省，还有一个原因：战争中布尔人巧妙运用了各种作战手段，半个世纪之后这些手段几乎成为打赢反帝国战争的法宝。诚然，反帝国战争的胜或败并非完全取决于军事战略战术上是否有出其不意的创新手段。在20世纪，弱势一方已完全指望媒体来增加这种敌我力量悬殊之战的胜算，但在20世纪之前呢？我们不要忘了，就连美国移民也主要是借助了游击战才击败英国，从而赢得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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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当然会有人反驳，他们会认为倘若没有法国人施以援手，在战争的决胜阶段控制了东岸附近海域的制海权，从而在约克镇逼降英军，美国人能否打赢独立战争还是未知数。[28]相形之下，当初布尔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没有从其他强国（比如德意志帝国）那里获得那么有力的援助，这也大大限制了他们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持久战斗力。更为致命的，恐怕是布尔人仅拥兵三万，且在战争期间始终无法在国内赢得广泛政治支持。为此，他们不得不倚重黑人民众的力量，而后者对布尔人的压迫之恨竟尤甚英国人。而布尔人在战争中吃败仗，还有一点是因为他们虽然在技术层面采取了游击战战略，却没能启动游击战的“政治升级机制”。这一机制一旦运转得力，会让 帝国政权随着战争的深入从戡乱力量慢慢蜕变为一种镇压势力。这就必将帮助游击队不断收获来自国内的更多支持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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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诧异的是，在关于游击战的文献中[29]对于这种政治升级机制鲜有论及：在反游击战中，帝国愈来愈背离战区的民心，一步步变成占领国。在此过程中，帝国恰恰自我否定了其作为和平力量和繁荣保障的形象。这正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经历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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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到19世纪之交的美国和西班牙大地上，游击战在小规模战争的实践中慢慢发展出其独有特色。[30]实战证明，它是有效的反帝国作战形式。而所谓独有特色，就是它将军事和政治手段联系了起来，让帝国反抗者在游击战中明显获利，相反，帝国秩序的劣势则暴露无遗。从帝国认定其机构和人员遭到了暴力袭击而决定以武力平息暴乱的那一刻起，它与游击队之间的正义性便开始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这种消长现象看作帝国和反帝国力量“非对称正当性”的肇始。在观念史上，这种非对称性随着18世纪自由理念的深入人心而应运而生，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深化。游击战让这种蛰伏已久的非对称性重见天日。也正是这一非对称性，在20世纪成为反帝国抗争的制胜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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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一旦诉诸武力，便正好应验了反帝国抗争宣传机器此前所宣扬的内容：帝国控制一个地区，就是为了奴役其民众，掠夺其资源。所谓留在帝国卵翼之下便可获得种种好处，纯粹只是空中楼阁，遥不可及。或者说，这些好处只有那些与帝国交好的一小撮剥削阶层方可染指。而在反帝国宣传中，反帝力量承诺在赢得独立以后，连最普通的劳苦大众也将过上更好的生活。随着游击战遍地开花，在大部分国土上蔓延开来，帝国对游击队的每一次攻击都相当于应验了上述预言。当民众中沉默的大多数也开始转变态度，从最初不支持帝国的中立立场倒向支持反帝国力量的阵营，于是游击队因为受到攻击，反倒为自己赢得了民众越来越多的支持，汲取了越来越深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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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当年的传统陆地帝国报以暴力的升级。手段之厉，可远远超出英国在南非之所为，以至剿灭一个地区的全部黎民，或为驱散整个族群，迫令其背井离乡、远迁他处。[31]在弱小者眼里，《圣经》里所谓“驱散子民”的概念为帝国的这项政策提供了注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亚述人和新巴比伦人对犹太抗争者发动的大规模“种族清洗”运动。[32]蒙古人也曾步其后尘，推行了类似的政策。而“新世界”的征服者屠刀挥向印第安原住民，造成后者人口剧减。在19到20世纪，俄国人更以惨无人道的血腥手段奴役高加索人。奥斯曼帝国也不例外，面对民众的叛乱和反抗，统治者一次次诉诸民族迁徙和民族驱逐的伎俩。在一战期间，奥斯曼人对亚美尼亚族故技重演，随后演变为一场种族大屠杀。这血腥的一幕被当时的国际媒体传向了世界各地，对土耳其及其盟友的政治地位造成了巨大冲击。[33]然而，在古罗马当维斯帕先（Vespasian）和提图斯（Titus）的父子兵镇压了公元66年到72年的犹太人大起义时，可就没有那样的控制机制（媒体）来约束他们了。起义被镇压下去，犹太人在 巴勒斯坦的政治社群也随之被连根拔起。[34]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当年罗马帝国加在犹太人头上的这一举措才总算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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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现代帝国在边缘发动小规模战争时，也会极力避免战争升级，即投入所有精良武器孤注一掷。因为那么做，显然不合比例原则，有大炮打小鸟之嫌。因此，美国一些政客和将领曾希望通过核攻击来迅速结束美国势力范围边缘的战争，他们在国内是不得人心的。这一点就曾经发生在一度广受爱戴的麦克阿瑟将军身上。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就曾力主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核攻击。同样，后来在越战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64）、美国独立党（AIP）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及其副总统候选人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1968）都曾呼吁对北越动用核武器，一招制胜。[35]而真正阻止帝国在其边缘动用核武器的，不光是大家对地区冲突升级为超级大国间核战争的忧惧，还有另一种深入人心的理念：一旦动用核武器，将意味着美国人肩负的所有政治理想和道义，都付诸东流，彻底破产。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在边缘镇压叛乱，兴兵发难之际，民主帝国的自我约束恰恰让对手及反帝国行为体的胜算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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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般以海洋和贸易为中心的民主制帝国在调整统治方式、转变控制手段方面有着昔日传统陆地帝国无可比拟的灵活性。民主帝国从冲突地区行政长官的角色退出，听任那里的民众走上 政治独立之路。但不用多久它又卷土重来，而新的身份是商品流、服务流、信息流和资本流的操控者。这时候这些地区对帝国会产生一种柔性依附关系，无论是揭竿而起还是打游击战都无法消除这种依附，而反帝国斗争的那些传统利器在这时也就全无用武之地了。因为如今——如某些人所言——作为镇压力量的帝国已成历史云烟，或者是因为——如另一些人所宣称——帝国镇压和剥削的方式变得更精巧隐蔽、更有弹性了。在帝国势力范围的边缘上所发生的争斗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帝国的转变是真的从压迫和剥削者的角色到保和平促繁荣力量的脱胎换骨；还是说，它的改头换面仅仅是让其压迫和剥削的利爪深藏不露，可到头来终究还是本性未改、不离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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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此及以下相关论述，参见Rosen：Ein Empire auf Probe，特别是第92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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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奇波拉（Carlo Cipolla）以制造铸铁大炮所需的技术能力为例阐明了一个问题：当英国和紧随其后的瑞典人成功地研制出质优价廉的轻型铸铁大炮，这种领先技术使他们一下子获得了相对其他欧洲竞争对手的优势。但事实上，他们随后便大量出口这种大炮，而掌握生产机密的工人也一同流向国外。于是在短时间内，欧洲所有国家都获得了这种质量上乘的铸铁大炮。参见Cipolla：Guns，Sails and Empires，第2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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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详述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Im Namen des Staates，第280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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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Rosen：Ein Empire auf Probe，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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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这一概念，参见Maier：Die Grenzen des Empire，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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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eue nationale Sicherheitsstrategie der Vereinigten Staaten）的部分内容刊登于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2002年第11期，第1391～1393页，以及2002年第12期，第1501～1511页；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Angriff als beste Verteidig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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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的“前世今生”，参见Hacke：Zur Weltmacht verdammt，第471页起若干页，第57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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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Johnson：The Sorrows of Empire，第288～292页，以及Priest：The Mission，特别是第121页起若干页。乌尔曼（Harlan Ullmann）惯用的Shock and Awe（震撼与威慑）和“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达成快速掌控）两个短语道出了在边缘随时可以建立帝国优势的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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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obbes：Leviathan第1卷第13章，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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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obbes：Leviathan第1卷第13章，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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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没有领土束缚的政治行为体因为没有遭到核攻击的担忧，因此可能对核武器的使用方式迥异于普通国家，而且它们还会使那些受领土束缚的国家长期处于核敲诈的阴影之下。对此参见Behr：Entterritoriale Politik，第75页起若干页，以及第119页起若干页。如果核武器在全球扩散，可能会出现很多国家对核武器的控制和保护不力的情况。而一旦核武器失窃，流入犯罪分子手中，他们则可能向某些国家甚至所有国家去索要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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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Schrofl/Pankratz主编：Asymmetrische Kriegsfüh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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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下文中列出的观点详见本书作者Münkler：Ältere und jüngere Formen des Terrorismus，以及同一作者的Terrorismus heute以及Wandel der Weltord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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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这一看法秉承了克劳塞维茨的三段论：目的、目标和手段。按这一理论，目的是“通过”战争达致；目标则给出“在战争中”应达致的成果。参见Clausewitz：Vom Kriege，第200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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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见本书上文，第112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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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见本书上文，第149页（原书页码，即本书页边码）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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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第50页起若干页；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第136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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