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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帝国行为体眼中，帝国在本质上就是压迫奴役和掠夺的手段与形式，而帝国自诩创造的诸如和平与安定等所谓公共产品，只不过是为了给帝国中心带去实惠，而边缘则遭受系统性冷落。这一点早在经典反帝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中已有论述，它将帝国秩序称为“各国民族的牢笼”。[17]到了20世纪，在民族主义的熊熊烈火中几大帝国都轰然崩塌；然而民族主义自己也没能运用其青睐有加的民族国家政治秩序模式，创造出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来。就在帝国势力被民族主义赶跑的那些地区，民族主义自己后来也 惨遭滑铁卢：在巴尔干半岛、近东和中东地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莫不如此。而在这之前，民族主义曾因解放民族自决权的感召而释放出惊人的威力和无穷的能量。正是这种威力和能量击倒了沙俄、奥斯曼帝国及奥匈帝国，也摧垮了欧洲诸多殖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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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候，民族主义反帝思潮都伴有社会主义帝国批判的影子。不过社会主义批判的矛头对准的主要不是民族压迫，而是帝国在各地的掠夺及剥削的民族等级制度。此外在那些被帝国推动了现代化的边缘，帝国颠覆了当地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在那里游击队恰以民族传统捍卫者的身份应运而生。基于这种挽救传统和祖法的诉求，游击队获得了民众的强烈支持。[18]所有这些对帝国秩序的批判合力剥去了帝国秩序的合法化外衣，鼓动帝国边缘的民众奋起反抗，最终脱离帝国，战胜帝国。由此而生的大小战争和起义都以民族解放战争之名获得了正义性，加上自由之概念又在现代社会获有崇高价值，所以起义者得以充分动员民众，获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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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帝国的角度看，在四海鼎沸的纷争中帝国秩序受到干扰和破坏，为了维护帝国四境之内所有良民的切身利益，有必要采取行动捍卫这一秩序。也就是说，帝国感到职责在肩，必须以无情的铁腕还击那些破坏帝国秩序的敌人。正因如此，帝国和平化的戡乱战争被认为是正义的，而这个“正义战争”的概念确实也正是紧随帝国秩序之成形而诞生。以罗马为例，在扎马战役（Zama）中罗马完胜了同它争夺西地中海霸权的最后一个劲敌——迦太基，在此役获胜之后，罗马人提出了“正义战争”的理念。自此以后战争牵涉的就是戡平或扫除帝国和平的破坏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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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念史的层面上，正义战争这一概念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巴内修斯（Panaitios）和波利比乌斯。这两位从异邦远道来到罗马的斯多葛派学者对这一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西塞罗则将他们的观点发扬光大，发展成正义战争的理论。[19]诚然，从现实政治角度看，这个理论的提出正呼应了罗马在地中海地区所取得的帝国地位。按照这一理论的说法，发动帝国战争并不是出于对称的法理依据，即两个人的决斗，而是一种打击罪犯的行动。可以说，法律依据上的非对称性为构建正义战争理念夯实了基石。这一理念，像一条红线贯穿于整个帝国战争史。在西班牙，它受到萨拉曼卡学派（Salamanca），尤其是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推崇；[20]在大英帝国，拥护帝国统治的知识分子成为它的新门徒；它在苏联的意识形态中，以及在美国的保守主义理念里，也都留下了飞鸿雪爪。[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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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帝国战争及反帝国战争的非对称局面背后，对应的 正是战争合法性上的非对称：在这些战争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种将对手罪恶化的强烈倾向。敌与我绝非同类，当然也就否定了敌人作为战争方的正义性。结果就是，战争法的规定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对战争难有约束。造成这一局面的症结在于，在帝国战争及反帝国战争中，交战双方实力完全不在一个等级。战争目标有天壤之别，作战原则也判若云泥。发动游击战等于暗中打破国与国交战的“对等性规则系统”，游击队的威力也由此而来；在这一点上，恐怖分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他们恪守交战之正道，将毫无胜算可言。不过，同反帝国行为体交战正酣的帝国军队在遵守战争法这一点上，并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也并没有遵从法则的责任感，而且面对神出鬼没的对手持续不断的零敲碎打，常常恼羞成怒，以致反应过度。展开帝国战争及反帝国战争的史卷，我们看到一帧接一帧的大屠杀影像。如果这些大屠杀并非全然出于发动者的恐慌而是具有某种军事意义的话，那么这种军事意义就在于屠杀所造成的恐怖阴云，它让笼罩其中的民众再也不敢支持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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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帝国战争及反帝国战争的非对称性还体现在战争双方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将民众卷入了战事。从中心的视角看，战争是边缘地带的骚乱，帝国的战争机器会很快出面平息，而不应惊扰到帝国众生的安宁生活。而反帝国行为体则不同，它们恰恰要唤醒战火即将烧及的地区之民众，充分动员群众服务于它们的战争目标。倘若宣传手段未能调动起民众，它们也会让老百姓看到帝国强权采取的种种压迫手段，以证明其所谓“帝国秩序不堪忍受”所言非虚。否则的话，反帝国战争在一开始就宣告失败了。反之，一旦帝国边缘的民众，哪怕只有一部分听信了它们的鼓动而认为反帝之战非打不可的话，那么一场冲突将一触即发；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很快变成帝国身上一处不断化脓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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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游击战还是恐怖主义，都将矛头对准帝国相对短缺的资源。在反帝国战争史上，帝国紧缺的资源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条普遍规律，即一种普遍稀缺的资源是跟智慧和远见直接有关的政治专注力。因为帝国的中心对信息加工和判断的能力总是很快就捉襟见肘，尤其在帝国面对多个边缘地区同时发生反帝国叛乱的挑战时，这一宝贵资源更是急速消耗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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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认知超负荷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当年肯尼迪政府介入越南战争之动因。当时他们并未搞清楚真正的敌人是谁，应以何种方式参战，就贸然踏上了越南的战场。[22]对肯尼迪和约翰逊（Johnson）两位总统以及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来说，发生在越南的冲突是当时全球范围东西方冲突的一部分。然而这却是一个误判。事实上，恰恰在美国先派遣军事顾问，再继以空中打击，最后部署地面部队登陆等一系列愈演愈烈的行动之后，这一冲突才升级为东西方冲突的一部分。于是，到了这个时候苏联和中国虽不直接参战，却也不失时机地假借北约政府之力，暗中使劲，力图将美国拉入旷日持久又劳民伤财的消耗战中。对于越南大部分民众而言，冷战中的东西对抗并非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打的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就像当年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那样，只不过这次的敌人换成了美国。正因如此，他们英勇无惧，即使付出惨重代价，也在所不惜。无论战事如何一步步升级，他们都绝不在政治上让步分寸。而美国人打的如意算盘是，只要让北越政府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就能逼迫北越政府放弃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23]的支持和援助。这样就等于切断了美国在南越的对手的生命线，胜之当易如反掌。然而事实却证明，这只是美国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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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而言，尤其在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看来，越战属于“工具型战争”（instrumenteller Krieg），目的在于达成一个既定的政治目标，即维持“北越属东方阵营，南越归西方阵营”的现状。相反，对越南人而言，这是一场“生存性战争”（existenzieller Krieg），关乎民族生死存亡。[24]美国政府在给战争定性的时候，正是没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帝国精英的所谓认知超负荷，主要就是说他们在面对泱泱帝国所 卷入的形形色色边缘及边界冲突时，习惯了用一成不变的模式来思考、分析和判断。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领导人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对于资源更为雄厚的美国来说，越战只能算一次严重失利。而阿富汗事件则直接为苏联帝国敲响了丧钟。[25]无论是越南还是阿富汗，作为弱小者它们都从强者的误判和失算中汲取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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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苏联分别在越南、阿富汗所得到的教训，在本质上其实不过是欧洲殖民列强20世纪40年代晚期至60年代早期所遭遇之滑铁卢的翻版。这些教训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对于现代帝国来说，当一个体量较大的地区充分动员了它的民众使之群起反抗帝国中心政权之时，帝国若还要将其控制于股掌之间，则比登天还难。而这样的反抗往往也奏响了帝国在这一地区统治的尾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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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20世纪反帝国行为体的成功要素迥异于更早的历史时期。在20世纪之前的时代，面对边缘人民的揭竿而起帝国列强报以铁的手腕，血腥镇压，继而建立专制政权，将所有叛乱皆扼杀于萌芽中。直到20世纪初，英国人还有孔武之力，将南非布尔人的抗争镇压下去，从而一举恢复其帝国统治的稳定。在布尔战争中，英国为了彻底消灭游击队的活动基础，釜底抽薪，不惜将布尔平民，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统统赶进“南非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s）里。在这些集中营里，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很多人在此悲惨死去。[27]但随着全球媒体网络连成一体，尤其在六七十年代出现视听新媒体以后，英国人还像从前那样长期执行这类政策，那将是无法想象的：痛苦和死亡，一旦这些影像进入人们的视野，恐将激起帝国中心民众潮水般的声讨。在 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相信无须多久帝国就不得不打开集中营的大门放人。因此可以说，如果布尔战争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英国人不大可能会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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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战争的例子之所以发人深省，还有一个原因：战争中布尔人巧妙运用了各种作战手段，半个世纪之后这些手段几乎成为打赢反帝国战争的法宝。诚然，反帝国战争的胜或败并非完全取决于军事战略战术上是否有出其不意的创新手段。在20世纪，弱势一方已完全指望媒体来增加这种敌我力量悬殊之战的胜算，但在20世纪之前呢？我们不要忘了，就连美国移民也主要是借助了游击战才击败英国，从而赢得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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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当然会有人反驳，他们会认为倘若没有法国人施以援手，在战争的决胜阶段控制了东岸附近海域的制海权，从而在约克镇逼降英军，美国人能否打赢独立战争还是未知数。[28]相形之下，当初布尔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没有从其他强国（比如德意志帝国）那里获得那么有力的援助，这也大大限制了他们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持久战斗力。更为致命的，恐怕是布尔人仅拥兵三万，且在战争期间始终无法在国内赢得广泛政治支持。为此，他们不得不倚重黑人民众的力量，而后者对布尔人的压迫之恨竟尤甚英国人。而布尔人在战争中吃败仗，还有一点是因为他们虽然在技术层面采取了游击战战略，却没能启动游击战的“政治升级机制”。这一机制一旦运转得力，会让 帝国政权随着战争的深入从戡乱力量慢慢蜕变为一种镇压势力。这就必将帮助游击队不断收获来自国内的更多支持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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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诧异的是，在关于游击战的文献中[29]对于这种政治升级机制鲜有论及：在反游击战中，帝国愈来愈背离战区的民心，一步步变成占领国。在此过程中，帝国恰恰自我否定了其作为和平力量和繁荣保障的形象。这正是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所经历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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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到19世纪之交的美国和西班牙大地上，游击战在小规模战争的实践中慢慢发展出其独有特色。[30]实战证明，它是有效的反帝国作战形式。而所谓独有特色，就是它将军事和政治手段联系了起来，让帝国反抗者在游击战中明显获利，相反，帝国秩序的劣势则暴露无遗。从帝国认定其机构和人员遭到了暴力袭击而决定以武力平息暴乱的那一刻起，它与游击队之间的正义性便开始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我们可以把这种消长现象看作帝国和反帝国力量“非对称正当性”的肇始。在观念史上，这种非对称性随着18世纪自由理念的深入人心而应运而生，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断深化。游击战让这种蛰伏已久的非对称性重见天日。也正是这一非对称性，在20世纪成为反帝国抗争的制胜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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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一旦诉诸武力，便正好应验了反帝国抗争宣传机器此前所宣扬的内容：帝国控制一个地区，就是为了奴役其民众，掠夺其资源。所谓留在帝国卵翼之下便可获得种种好处，纯粹只是空中楼阁，遥不可及。或者说，这些好处只有那些与帝国交好的一小撮剥削阶层方可染指。而在反帝国宣传中，反帝力量承诺在赢得独立以后，连最普通的劳苦大众也将过上更好的生活。随着游击战遍地开花，在大部分国土上蔓延开来，帝国对游击队的每一次攻击都相当于应验了上述预言。当民众中沉默的大多数也开始转变态度，从最初不支持帝国的中立立场倒向支持反帝国力量的阵营，于是游击队因为受到攻击，反倒为自己赢得了民众越来越多的支持，汲取了越来越深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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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当年的传统陆地帝国报以暴力的升级。手段之厉，可远远超出英国在南非之所为，以至剿灭一个地区的全部黎民，或为驱散整个族群，迫令其背井离乡、远迁他处。[31]在弱小者眼里，《圣经》里所谓“驱散子民”的概念为帝国的这项政策提供了注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亚述人和新巴比伦人对犹太抗争者发动的大规模“种族清洗”运动。[32]蒙古人也曾步其后尘，推行了类似的政策。而“新世界”的征服者屠刀挥向印第安原住民，造成后者人口剧减。在19到20世纪，俄国人更以惨无人道的血腥手段奴役高加索人。奥斯曼帝国也不例外，面对民众的叛乱和反抗，统治者一次次诉诸民族迁徙和民族驱逐的伎俩。在一战期间，奥斯曼人对亚美尼亚族故技重演，随后演变为一场种族大屠杀。这血腥的一幕被当时的国际媒体传向了世界各地，对土耳其及其盟友的政治地位造成了巨大冲击。[33]然而，在古罗马当维斯帕先（Vespasian）和提图斯（Titus）的父子兵镇压了公元66年到72年的犹太人大起义时，可就没有那样的控制机制（媒体）来约束他们了。起义被镇压下去，犹太人在 巴勒斯坦的政治社群也随之被连根拔起。[34]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当年罗马帝国加在犹太人头上的这一举措才总算走到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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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现代帝国在边缘发动小规模战争时，也会极力避免战争升级，即投入所有精良武器孤注一掷。因为那么做，显然不合比例原则，有大炮打小鸟之嫌。因此，美国一些政客和将领曾希望通过核攻击来迅速结束美国势力范围边缘的战争，他们在国内是不得人心的。这一点就曾经发生在一度广受爱戴的麦克阿瑟将军身上。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就曾力主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核攻击。同样，后来在越战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64）、美国独立党（AIP）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及其副总统候选人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1968）都曾呼吁对北越动用核武器，一招制胜。[35]而真正阻止帝国在其边缘动用核武器的，不光是大家对地区冲突升级为超级大国间核战争的忧惧，还有另一种深入人心的理念：一旦动用核武器，将意味着美国人肩负的所有政治理想和道义，都付诸东流，彻底破产。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在边缘镇压叛乱，兴兵发难之际，民主帝国的自我约束恰恰让对手及反帝国行为体的胜算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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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般以海洋和贸易为中心的民主制帝国在调整统治方式、转变控制手段方面有着昔日传统陆地帝国无可比拟的灵活性。民主帝国从冲突地区行政长官的角色退出，听任那里的民众走上 政治独立之路。但不用多久它又卷土重来，而新的身份是商品流、服务流、信息流和资本流的操控者。这时候这些地区对帝国会产生一种柔性依附关系，无论是揭竿而起还是打游击战都无法消除这种依附，而反帝国斗争的那些传统利器在这时也就全无用武之地了。因为如今——如某些人所言——作为镇压力量的帝国已成历史云烟，或者是因为——如另一些人所宣称——帝国镇压和剥削的方式变得更精巧隐蔽、更有弹性了。在帝国势力范围的边缘上所发生的争斗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帝国的转变是真的从压迫和剥削者的角色到保和平促繁荣力量的脱胎换骨；还是说，它的改头换面仅仅是让其压迫和剥削的利爪深藏不露，可到头来终究还是本性未改、不离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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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此及以下相关论述，参见Rosen：Ein Empire auf Probe，特别是第92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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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奇波拉（Carlo Cipolla）以制造铸铁大炮所需的技术能力为例阐明了一个问题：当英国和紧随其后的瑞典人成功地研制出质优价廉的轻型铸铁大炮，这种领先技术使他们一下子获得了相对其他欧洲竞争对手的优势。但事实上，他们随后便大量出口这种大炮，而掌握生产机密的工人也一同流向国外。于是在短时间内，欧洲所有国家都获得了这种质量上乘的铸铁大炮。参见Cipolla：Guns，Sails and Empires，第2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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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详述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Im Namen des Staates，第280页起若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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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Rosen：Ein Empire auf Probe，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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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这一概念，参见Maier：Die Grenzen des Empire，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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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eue nationale Sicherheitsstrategie der Vereinigten Staaten）的部分内容刊登于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2002年第11期，第1391～1393页，以及2002年第12期，第1501～1511页；参见本书作者Münkler：Angriff als beste Verteidig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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